性灵说的渊源与性灵派的背景

清代性灵派以袁枚性灵说为理论旗帜。而性灵说与性灵派的出现，既是中国性灵美学思想传统发展的产物，又有乾嘉时期的思想文化特点为背景。从历史与逻辑的角度探讨性灵说与性灵派产生的原因，可深刻认识性灵说的内涵与性灵派的意义     

对张船山诗歌评论者的几点质疑

张船山是“性灵”诗派中的一个重要诗人，过往的某些评论者从“温柔敦厚”的诗教出发，对其诗多加指责，诸如“均未入古”，“恶浊叫嚣，绝无诗品”，引导其他诗人“降格而从”等等。笔者一一加以分析、剖判，历史地、客观公正地作了论证与说明     

远游无穷，近观生面：潘雨廷论船山思想历程

除范畴研究与方面研究以外，船山研究还应再现其心路历程，深入把握其思想的形成、发展与变化，才能领会船山思想之精蕴。潘雨廷作为著名的易学家和道教学家，从易学时空观、三才观、道教身体观的角度，紧密结合船山出入险阻、辨章三教的一生经历，对船山思想的发展加以审视，深入完整地呈现了船山始终追求“行己有本末”,先历地道、天道、人道之“远游无穷”,后经“反身体认”,终归六经而“近观生面”的心路历程。该历程具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是由地道而天道，救世而究理的阶段；第二是从社会学的人到生物学的人，“远游无穷”而体认“造化在我”的阶段；第三是诚合内外之道，回归六经而近观生面的阶段。开六经之生面是船山“行己有本末”,落实“诚合内外之道”的自我选择。     

漫谈张问陶的诗学观

清代乾嘉时期性灵派著名诗人张问陶主张，诗人只有崇真、缘情、举气、思变、仗灵，才能创作出“性灵”诗。其中“崇真”是诗歌创作的基础，“缘情”是诗歌创作的本质，“举气”是诗人的创作个性，“思变”是诗歌的艺术风格，“仗灵”则是指诗歌创作要依靠灵感。真、情、气、变、灵缺一不可，构成了张问陶独具卓见的诗歌创作理论体系。     

张船山文艺思想浅探

张问陶,号船山,四川遂宁人,是清代乾嘉年间继袁枚而起的性灵派中坚。乾嘉年间,袁枚执诗坛牛耳,力主性灵,反对格调和考据,有摧陷廓清之功。但随园是博学才子,理论建树甚大,然创作成就不孚。继之而起的船山是艺术通才,一生创作了四千多首诗歌,又精通书法和绘画,因此他的文艺见解不象袁枚多从思想中来,而是多从艺术创造的实践中来,故比随园更慧眼独具,更真切精辟,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和借鉴。但船山不同于随园有《随园诗     

自磨碎墨写天真--船山的性灵诗说和性灵诗

文章以为张问陶的诗学观点和袁枚大体属于同调,比较接近性灵说.船山诗的成就并不在于"对袁氏性灵说不足或弊端的补救,从而使性灵说有所发展"的理论贡献,而在于他对性灵派诗歌理论在潜意识之中合乎天性的认可和创作中在某些领域里的积极实践开掘.     

简论性灵派诗歌的风雅之怀

清代性灵派诗歌的内容意旨是多方面的。其主要成员虽然以表现真挚之情与闲适之趣为创作主旨，但亦具有风雅之怀：一具有仁爱之心，二具有讽谕之意；性灵派诗对白居易新乐府精神是有所继承的。后人斥性灵派诗为“风雅之”，是十分片面的。     

郑板桥与性灵文学

本文从郑板桥与性灵文学的关系立论，探讨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文章指出，郑板桥的文学观体现了性灵派的美学思想，而在性灵文学中，郑板桥又有自己的特点，如在内容上强调性灵与功利的结合，在艺术上善于提炼作品的主题，抓住典型生活细节与意象等等。     

真实性情的自然流露--论张问陶闺情诗的积极意义

作为清代"性灵诗派"的重要代表,四川著名诗人张问陶素以直抒真实性情见称,本文通过对其描写夫妇闺情的赠内诗的剖析,管中窥豹,进一步映证船山诗不同流俗之至情至性,亦由此见出其思想基础及其在清中叶诗坛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论公安派与竟陵派的分歧

在晚明纷繁复杂的文学思潮中,公安派和竟陵派是以标举“性灵”耸动一时的两个诗文创作流派。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首倡“性灵说”,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有力地涤荡了笼罩于晚明文坛百年之久的拟古阴霾,给当时的诗文创作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以钟惺、谭友夏为首的竟陵派接过“性灵”的旗子,强调诗是性情的自然流露,非人力之强为。他们扩大了“性灵说”的影响,“世之论者曰:钟、谭一出,海内始知性灵二字。”(钱     

乾嘉之际诗歌自我表现观念的极端化倾向——以张问陶的诗论为中心

清代乾隆、嘉庆之交,在性灵派思潮的鼓荡下,诗歌写作明显形成一种强调自我表现而走向极端化的倾向,具体表现为由反对模拟进而漠视古人和传统,强调自我表现的绝对价值,以至于放弃独创性概念。被视为性灵派后劲的著名诗人张问陶正是一个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他的诗论清楚地显示出性灵派走向极端的趋向。     

袁枚大弟子孙原湘论—性灵派研究之一

孙原湘为性灵派主将袁枚大弟子，性灵派的重要成员。其诗学观不仅继承了袁枚性灵说的内涵，而且予以深化，堪称是性灵派之功臣。其诗歌创作亦抒写真性情，表现个性，具有性灵诗的审美特征；但却丧失了前辈讽谕社会的批判意识，又浪使才情于艳诗，不乏过失，实乃性灵派走向衰败的一个中介人物     

浅谈袁枚的诗才论

袁枚是名列乾嘉三大家之首,为性灵派之领袖。袁枚论诗,注重“性灵”,也极其强调诗人的天分。本文从袁枚与公安派性灵之分野、袁枚的诗才论、袁枚论诗才中的灵感、才与学、识的关系等方面剖析袁枚的诗才论,从另一个侧面探讨性灵说。     

张问陶性灵诗论兼与袁枚、赵翼性灵说之比较

乾嘉时期著名诗人张问陶,是继袁枚、赵翼之后的性灵派的集大成者。张问陶论诗与创作皆主性灵,求创新,要求"诗中有我"。他的性灵诗论一方面与袁枚、赵翼性灵说相通,一方面又合而不流。张问陶在注重情感和灵性的同时,继之以社会阅历和实践,还公开标举"风雅"精神,这无疑是对袁枚性灵说不足或弊端的补救,从而发展了性灵说。     

略说竟陵派对公安派性灵说的修正

竟陵派对公安派性灵说的修正,本是针对公安派末流之弊而发。但竟陵派讲为诗为文“期在必厚”,实际上是要“独抒”以“深幽孤峭”为宗、“以古人为归”的“性灵”。这就抽掉了公安派性灵说以我为主的主体性,去掉了公安派所说性灵包含的人性的宽泛性、鲜活性和世俗性。其说虽然自成一派,却未能尽祛公安末流之弊,反而从根本上替换了公安派性灵说的灵魂。     

试论王夫之对明代竟陵派的诗学思想的批评

王夫之对明代竞陵派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对他们几乎是全面否定。批判他们直承七子派的王、李,而不是公安派;批评他们标举性灵,而实际上根本不是性灵;并批评竞陵派的诗学主张“幽情单绪”,且认为他们的诗是“亡国之音”。王夫之厉批、痛诋竟陵派与其宣泄亡国耻辱和力挽大雅的诗学传统取向有关。     

宏阔视域的建构 新人耳目的考论——读《袁宏道与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研究》

袁宏道在尘封三百余年之后的20世纪前期重见天日,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无疑具有开创之功,但周氏对公安派文学之近代化价值的判断主要建立在明代性灵派与复古派的二元对立认识基础之上。周质平《公安派的文学批评及其发展》(1986年)批评了以"载道"与"言志"划分七子与三袁的做法,并质疑林语堂、刘大杰等人过誉袁宏道的行为。那么,性灵派与复古派关系如何?性灵说与王学关系怎样?性灵派文学的近代化价值何在?若想就这些问题     

空灵沉郁的船山川江蜀道诗

清代性灵派著名诗人船山一生写了四千余首诗歌,其中一部份是川江蜀道纪游诗。这些诗既描绘了巴蜀自然风光的雄奇秀美,也抒发了诗人真挚沉郁的忧患之情。其诗的沉郁空灵,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     

张问陶年谱(初稿)

张问陶(1764—1814)字仲冶,号船山,籍四川遂宁,清代诗人。兼工书画;乾隆时中进士,授检讨,曾分校顺天乡试,官御史、吏部郎中,终山东莱州知府。 张问陶主张诗歌应写性情,有个性,反对模拟;与袁枚诗主性灵说相吻合,为袁枚所称赏。作品多表现日常生活情趣,有不少纪游、写景、题画之作,亦间有反映白莲教起义、清军腐朽的作品;风格清新自然,部分诗篇情调抑郁。有《船山诗草》二十卷,《船山诗草补遗》一卷。     

是谁首倡“性灵”说

刘勰是我国最早标举“性灵”的文论家。他的《文心雕龙》不仅在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提出了本乎“性灵”而归于“自然”的文学观, 而且在操作层面上发挥了《周易》的“立象尽意”说, 创立了“综述性灵”与“敷写器象”相济相成的意象说; 发挥了儒道两派的“虚静”说, 提出了在“蓄素以弓朋中”的基础上“虚静养气”、“率情入兴”的灵感论。因此研究“性灵”说, 不宜忽略其开源发流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