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除学籍处分权与大学生受教育权冲突的平衡思考

高校为实现大学有效管理会选择处分权,但高校行使该处分权应坚持以人为本原则,保证学生充分享有知情权,并将程序正当引进校园,同时理顺申诉与诉讼的关系,完善学生申诉后的行政救济渠道也尤为必要。     

高校学生考试作弊处分的法制化探讨

高校对学生考试违纪处分的依据——实体规则与具体处分程序都尚存缺陷。为推进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在学生考试作弊处分中可引入高校校规核准制度、建立处分听证制度、完善申诉程序等方式。     

大学生申诉制度与高等学校管理

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确认了学生申诉这一校内权利救济制度。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这一制度建立的基础。学生申诉制度的建立同时也对高等学校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美高校学生申诉制度的比较分析--以北京邮电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例

高校学生申诉制度是维护学生合法权益的救济制度。针对我国高校现行申诉制度的一些不足之处,从申诉委员会的组成、委员会的权利、学生违纪处理及申诉的一般程序、受理学生申诉的范围等几个方面,以北京邮电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例,对比研究了中美高校的学生申诉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高校学生申诉制度的建议：①淡化申诉委员会的行政色彩;②适当扩大申诉委员会的权利;③在处分结论得出前要充分发挥听证会的作用;④严格执行回避制度;⑤进一步扩大受理学生申诉的范围,确保学生的各种合法权益都能得到保护。     

高校学生违纪处分后的若干思考

近年来,受一些学生违纪处分纠纷案件影响和推动,高校学生违纪处分救济工作进展显著,处分程序规范化和处分过程救济大大加强,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一些原因,当前的救济体系尚欠完备,尤其是处分后救济问题亟待解决。开展处分后救济具有重要意义,开展处分后救济尤其是处分解除工作具有可行性,高校应在方式、方法上有所突破和创新,更好地服务于学生。     

论行政法视角下高校学生的财产权

最近这几年，在高校教育领域，经常发生学生针对高校管理权提起申诉甚至诉讼的事件，而且呈上升趋势。按照《中国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八条与二十九条的规定，高校为了维护学校的正常教学，出于保护学生人身财产安全的目的，有依照法律规定对学生进行管理和处分的权力。高校基于法律的授权对学生享有管理权，但是学生的合法财产权也是受宪法以及法律保护的，因此两者不仅在理论上有冲突，但现实中却是摩擦不断。本文从行政法角度出发，简述高校管理中学生的财产权，分析了行政法与学生财产权之间的冲突，进而提出解决机制。     

试论学籍管理过程中的权利损害与救济

针对近年来学生与高校之间的很多纠纷是由于学生认为学校的处分失实或失当,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最终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情况,根据2005年颁布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体现的“凡权利必救济”的思想,为切实保护学生的根本权利,以学籍管理过程中发生的两种典型学生权利损害为例,对学生权利损害及其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学生权利救济应遵循的原则和加强权利救济的建议。     

高校学生纪律处分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学校享有处分学生的权利.但是,高校处分学生行为的性质应当如何界定,处分学生应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受处分学生不服处分决定时应怎样寻求救济,<教育法>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法律规定存在缺失,具体操作中也存在混乱,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法律纠纷逐渐增多.此外,我国学界对高校学生受教育权问题的探究起步较晚,其中涉及到处分学生的问题较少.探讨高校学生纪律处分行为的法律规制问题能促进高等教育法治体制的完善.     

对高校学生权利救济实效性的探讨

高校学生合法权利保护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实效性并不高.一方面是权利救济的非诉讼保障机制不完善,另一方面是诉讼救济的渠道也不畅通.要提高学生权利救济的实效性,需要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和行政申诉这两大非诉讼救济制度,充分保障学生的诉讼请求权以及扩大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途径.     

高校处分权再认识

普遍认为,高校处分权属于高校自主管理权的一部分,不具有行政权性质,不具有可诉性。事实上,高校处分权有积极的处分和消极的处分之分,其中,积极的处分又可分为非身份处分和身份处分。对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处分,具有不同的救济方式。高校对学生不予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和开除学籍的处分方式,具有行政权处罚的性质,虽然法律规定上没有明确规定这样的处分种类,但实际上这属于典型的消极处分方式,有严重侵犯学生权益之嫌。对此,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以限制高校滥用处罚权,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     

完善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几点思考

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信息时代产生的一种新型犯罪，我国刑法第285条对此作出规定。然而，该罪在罪名、犯罪客体和对象、犯罪主体、刑种和量刑、刑事管辖权等方面都存在一些立法缺陷。因此，从立法层面应规范罪名的表述．适当扩大犯罪对象的范围，增加单位犯罪主体．增加本罪的刑种，提高本罪的刑度，明确本罪的刑事管辖权。     

司法启示与哲学分析：构建高校学生处分申诉和解制度

从司法领域中涉及公权力案件的和解制度启示入手,论述了在和谐社会背景下,允许学校与学生就处分尺度等问题和解,应当是一个有意义的设想。并从价值哲学、辩证法与实践论三个方面分析了要不要选择学生申诉和解制度;从结构与功能论的角度分析了应当怎样构建学生申诉和解制度。     

组织参与差异如何形塑爱国主义价值观认同倡——基于广州地区大学生问卷调查的分析

实体组织参与和虚拟网络参与构成了当前大学生组织参与的两种基本方式。不同的组织参与形式对大学生的爱国主义价值观认同作用方向存在差异。实体组织参与程度较高的大学生更倾向于关心国家大事,虚拟组织参与程度较高的大学生更倾向于讨论国家大事。针对不同的组织参与类型及对大学生爱国主义价值认同的差异,要将网络组织参与的引导和管理应上升为成为高校学生管理的重要内容,不断强化实体组织引导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以虚拟网络组织引导大学生的爱国行动。     

因言何以获罪? ———“谋大逆”与清代文字狱研究

文字狱是专制社会的产物.那么,因言何以获罪？获何罪？如何处刑？文章认为,中国古代文字狱的定罪处刑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隋唐之前,对文字狱的处罚,罪名不一;“十恶”定型之后,主要以“大不敬”处罚;明清时期,由于“大不敬”条文的变化,使得“谋大逆”取代“大不敬”成为处罚文字狱最主要的罪名.通过对“谋大逆”的发展源流、内涵等的仔细辨析,我们发现,恰恰是“谋大逆”在内涵和外延上的不确定性极大方便了统治者在文字狱认定及其处罚上的任意所为.最后,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中,清代文字狱也并非全部是按照“谋大逆”定罪处刑,而是形成了一个以“谋大逆”为首的罪名群,为了加强治理效果,也往往会使用杖毙等法外之刑.     

《明史·刑法志》标点商兑一则

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因具有权威性 ,受到广大文史工作者的喜爱。然而《明史·刑法志》在涉及明律关于诬告反坐的处理办法时 ,有一段文字竟有十多处标点存在着问题。其原因是整理者没有将所举的每一个例子看成是反映“已决”、“未决”两种情况 ,且这些规定根据的是“反坐剩罪”的处罚原则。     

高校学生工作要代表学生的根本利益

揭示高校学生工作代表学生根本利益的内涵 ,提出了高校学生工作代表学生根本利益的有效途径 :建立健全一套有效的规章制度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学生 ;着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致力于校园文化的软件建设 ;树立新型的“服务观”。     

论我国管制刑的完善

我国《刑法》独创的管制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剥夺人身自由进行教育改造的限制自由刑,它符合刑罚轻刑化、开放化的发展方向,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引起存废之争。我国现行管制刑存在管制刑所体现的惩罚性较弱、管制刑缺乏可操作的义务内容、管制刑无制裁性措施加以保障等缺陷。借鉴社区服务刑,通过细化管制刑的内容,增加一定时间的社区服务、完善管制刑的制裁和惩罚机制、完善管制刑的管理监督机构等措施完善我国的管制刑。     

检察机关对刑罚裁量的合理参与模式研究——从量刑建议到量刑抗诉的路径考察

量刑建议是解释量刑抗诉合理性的依据,量刑抗诉需要以量刑建议的明确化为前提;同时,量刑建议也是限制量刑抗诉的有效手段.因此,我们必须建构检察机关对刑罚裁量的合理参与模式,特别是量刑建议与量刑抗诉之间的制度衔接,以及量刑抗诉本身的修正问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及实现路径

在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代表的多层次刑事诉讼体系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监督机关,应当立足审前主导角色定位,从注重规范起诉裁量权,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发挥刑事诉讼程序的分流、过滤作用,集中行使强制措施适用审查决定权四个维度来充分发挥审前主导作用。     

论高校学生管理中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协调与平衡

随着高校教师和学生主体意识的逐渐觉醒,他们之间权利义务的相互依耐性及其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必然会给高校学生管理带来各种矛盾和冲突,同时,高校＂管理育人＂目标的实现也要求平衡＂人＂、＂事＂认同,这就要求高校学生管理必须平衡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关系。文章在探析此必要性的基础上,对平衡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途径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