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是现代各国的大势所趋。古往今来 ,法律和道德都是治国者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 ,都是维护社会秩序不可缺少的社会规范。法治和德治两大治国方略的有机结合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关系。道德是人类一切行为的终极评判标准。法律应当以完善道德为目的 ,以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为基础。我国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征途上 ,应当同时注重道德建设 ,以“法主德辅”为一般模式     

法律与道德在现代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

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社会治理模式 ,在人类历史上都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 ,只有法律与道德双管兼施、紧密配合 ,才能使社会步入协调稳定的发展轨道。因此 ,我们要将法律与道德有效地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两者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力求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治国之道 ,以期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沈家本之法律与道德治国作用评析

沈家本认为法律与道德都是治国所不可缺少的。治理国家离不开法律，但法律仅仅是治国的工具，立法者的道德水平影响法律的善恶，执法者的职业道德水平直接影响法律的实施，道德教化可以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因此，治国应以道德教化为主，以刑罚为辅。沈家本对法律与道德治国作用的探讨，对我们今天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略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的。要注意区分只有代表进步生产力的法律和道德才能作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依据 ;防止以德代法或以法代德 ;当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 ,要以法律为主。要进一步完善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道德体系 ,创造良好的法治和德治环境 ,加强对公民的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     

从“以法治国”到“道德自律”——法家的发生逻辑与理解方法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法家认为,未来的社会制度有两种相互联接、特征各异的实现形式。一是法治秩序的最低实现形式,即＂以法治国＂,那时,法是国家治理社会的一种特殊规则,法律替代道德,法律规范社会认知、社会情感和社会风俗。二是法治秩序的高级实现形式,即＂道德自律＂,那时,法律规则在社会生活中逐步转变为人们不加思考的个体习惯,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法家的法治理论具有特殊的存在价值,其局限与不足也是十分明显的。     

固本兴邦 长治久安——学习江泽民同志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又是道德经济,改革中对利益关系的调整,需要经济、法律的手段,更需要道德这一特殊手段,强调“以德治国”在目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德治”和“法治”都是治国的手段,各有其职能,不可顾此失彼,二者的正确结合,才是关于国家治理的固本兴邦、长治久安之道.     

"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关系的再思考

"以德治国",是江泽民同志在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提出的又一重要治国方略.怎样认识这一重要治国方略?其一,可以从法律建设的重要性、局限性;道德建设的特殊性、重要性;时代呼唤"以法"、"以德"治国等三个方面加以认识.其二,可以从"以法"、"以德"在治国上相辅相承,一是共同调节主要社会关系,具有一致性;二是分别调节一定社会关系,具有互补性等两个方面加以认识.     

“以德治国”与提高全民道德素质

江泽民主席明确地提出“以法治国”的同时提出“以德治国”，这一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贡献，江泽民的“以德治国”论是对中国历代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儒家“德治”思想的批判继承与综合创新，具有一套全新的内容。用“以德治国”思想，提高全民道德素质，关键在把外在的道德他律变成内在的道德自律，塑造良好的德性。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立法转型研究

改革引发了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市民社会的兴起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更是这一变化的重要内容和总体特征。“强国家—强社会”模式,应该是建构中国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正确选择。社会变迁呼唤立法转型。在“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之下的理想的立法模式应该是:保障公民立法参与以保证立法民主;实行立法听证,构筑博弈平台以实现充分的利益博弈;立法主体本着公平正义的理念积极介入以保证法律的公正和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     

法与道德——乡土中国社会控制的理论把握

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中国古代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思想为我们今天采用德法并治之治国模式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的历史考证。     

分权制衡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实行宪政是现代国家的根本标志,宪政事实上是一种平衡机制。成熟的宪政不仅是各种对立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结果,而且本身就是使各种对立要素达成某种程度均衡的制度机制。宪政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平衡,分权制衡便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文章对分权和制衡这一制度的历史沿革作简要介绍,并剖析其对近代世界各国宪政发展的影响。     

中俄“国家年”与两国经贸合作态势分析

中俄两国互办“国家年”活动是两国关系史上的创举，极大地推动了双边各层次宽领域的经贸交流。然而，“国家年”活动的举办可能不会很快给两国贸易带来任何具体的效果。针对当前中俄经贸合作出现的新特点，新问题，全面分析了两国经贸合作的态势，提出了日益凸显的两国贸易不平衡与贸易摩擦问题将具有长期性等观点，并对维护我国对俄贸易产业经济安全提出应对之策。     

论高校学报编校一体之得失

从校对的工作量、编辑的文化素质、编校联系、学报编校的特殊性、减少编辑工作失误、校对工作的发展等方面来看,高校学报编校一体,是可能而合理的,甚至可以说是有利的。但也存在有忽视校对工作的学科和术科价值之嫌,编辑校对知识与技能缺乏、因熟悉校对内容而导致校对失误,对编辑工作的负面影响等一些问题和缺憾。在实际工作中,应采取一些针对性措施,扬长避短,使编校一体日臻完善。     

生物活性水和辅料对牛粪堆肥腐熟过程的研究

在以牛粪为原料的堆肥试验过程中,加入生物活性水,具有消除臭味、缩短发酵时间的作用,试验结果表明:①从温度变化的角度来看,牛粪、鸡粪、猪粪以7:2:1配料比例搭配,加入生物活性水进行堆肥效果最好.②生物活性水的加入使堆肥过程的pH值稍有下降,减少了NH4 -N的挥发损失,使养分得到保持.③加入生物活性水后的堆肥产品,对植物的生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比较教育学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分析框架的比较及启示

理论分析框架的整合不仅是比较教育学理论发展的基础路径,也是当代比较教育研究不断完善自身体系的价值追求。比较教育研究中的两大理论分析框架——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前者强调运用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概括出整个教育系统的一般普遍规律,后者侧重采用本土化的研究方法为特定教育对象的发展提供决策服务。二者的比较加强了比较教育学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有利于建立包容、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不断促进比较教育研究体系的整合。     

英汉思维方式在感知和取向上的差异与翻译

思维是人脑的一种机制。英汉思维方式的不同表现在对文化、情感和喻体等感知方面的不同,也表现在对时间、空间、色彩和方位等取向上的不同。本文通过对比分析,比较翻译时英汉思维方式的不同。     

《机械原理》与《机械设计》实验教学改革实践

《机械原理》和《机械设计》两门课程的实验教学在培养学生的综合设计、创新设计能力等方面,有其他课程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针对两门课程传统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以独立设课为中心的实验教学改革和实践方案,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关于主讲聘任、教考分离的试点与推广

本文总结我校无机化课教学实行主讲聘任、教考分离的试点和推广的经验 ,并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这一试点工作     

环境权的反思、重构与绿色化政策法律的完善

环境权在国际上普遍定义为人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我国学术研究及地方立法基本也是这种观点。这一定义是西方"主―客"两分思维方式和片面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思想。"环境中心主义"倡导的自然的权利、动物的权利,也不可取。环境权应定义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权利,包括人享有良好环境、享有损害赔偿等请求权的财产性权利和通风、采光、瞭望、享有清洁空气、安宁等具体人格权,也包括对环境和生态文明的建议、监督、参与环境管理的政治权利及后代人视为享有的环境权。在环境权反思重构视阈下,我国应实行旅游兴国、自然再生、促进生物多样化的绿色化政策,制定景观法、自然再生促进法、产品包装回收利用法等绿色化法律。     

中国古代科技由盛转衰的回顾与思考

对中国古代科技的成就进行了回顾 ,以示其辉煌 ,分析了中国古代科技由盛转衰的原因 ,提出我们应该从中得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