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弋阳"腔与民歌的关系

在明代,弋阳腔作为传奇戏曲的主要声腔,与昆山腔并称于世,“帮腔”与“滚调”是弋阳腔所独具的艺术特色。“滚调”的出现,突破了曲牌联套固有格式的局限,加强和提高了弋阳腔音乐的戏剧化程度。“滚调”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其根源,是来自民歌。“帮腔”这种“一人启口、众人接腔”的艺术形式,也同样来源于民歌,早在隋、唐时代的民间歌舞小戏《踏谣娘》中,已见这种唱法。在其他民歌中,如劳动号子、秧歌,也普遍存在这种艺术表现形式。“滚调”、“帮腔”作为弋阳腔主要的艺术特色,其起源均来自民歌,有力地证明了戏曲与民歌之间具有看远实近、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     

吴歌中"绣"的文化阐释

吴歌,是指在吴语地区流传的民歌民谣。吴歌中最常见的母题便是“私情”,而“绣”这一情节,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品中也反复出现,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原型意象。通过对吴歌中有关“绣”的考察,对吴地稻作桑蚕文化传统进行挖掘,以此揭示吴语地区民间艺术所具有的特点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蕴涵了吴地民众的思想观念、人生态度、思维模式、情感方式、民俗文化事象等方方面面。对其进行文化的解读将有助于理解、弘扬、传承和发展这些吴文化的精华。     

《水浒传》的"社会风俗史"意义及其"精神意象"

《水浒传》特殊的“集体累积”成书过程,决定了它是“历史成份”极其稀薄的“英雄传奇”小说,其绾结短篇的特点,使众多“英雄好汉”的出身经历和聚义故事成为这一鸿篇巨制的主体内容。这些主要源于宋元民间“说话”的故事,保留了大量社会生活“原生态”的描写,使《水浒传》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社会风俗史”的意义。在漫长的成书过程中,《水浒传》不仅在叙事艺术上经历了反复锤锻,同时也积淀、凝聚了“近古”以来中国社会广大民众普遍的观念意识和情绪心理,形成了带有时代特征的精神意象。     

浅谈陕北民歌的保护和传承

延安时期的新民歌运动,为当下地方文化建设提供了巨大想象空间。地方政府主导的陕北文化品牌建设,过分追求以"红色文艺"形象出位,割断了陕北民歌与传统的密切联系。从"非遗"视角出发,回归"原生态",唤醒民歌手对传统文化自觉,应是陕北民歌保护传承的策略取向。     

社会政治化刍议

社会政治化系指市民社会在与政治社会的彼此消长中,改写被政治社会所长期把持的“原生态政治,”增大政治的社会涵容量并增强其社会功能,从而建设一种新的、顺历史潮流而动的“衍生政治”的过程。社会政治化具有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融合、互补以及后者对前者覆盖等“新政治”形态;具有诸项超越“原生态政治”价值的价值;推进它的主要主体是第三部门、社区以及责任政府等。     

简论壮族五大文化遗产

南方稻作民族人文始祖洛甲及布洛陀、洪水育人神话盘古兄妹、左江花山崖壁画、歌圩的女儿、歌仙刘三姐、全国篇幅最长的民间抒情长诗《嘹歌》,及壮族原生态民歌,是广西壮族五大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是建设先进文化的民族根基,抢救文化遗产与建设首府先进文化密切相关。     

"经济人"假说的演变及其现实意义

自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说,至今已历时二百余年,期间“经济人”假说不断发展,逐渐由“传统经济人”演变为“新经济人”。“经济人”假说和“看不见的手”理论共同支撑着经济学大厦的发展。本文在对“经济人”假说进行综述的基础上,结合其演变,进一步阐明“经济人”假说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谐社会和良好人际关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浅析当代大学生的心理状态及文化倾向--从原生态音乐在当代大学生中的广泛传播谈

一、原生态音乐在当代大学生中的传播现状
　　随着大学生们的文化生活大大丰富,各种音乐热潮不断出现,如：港台歌曲热、摇滚热、西部民歌热等等。在经过了太多太多的追赶,饱尝了各式各样的音乐大餐之后,大学生们发现,最有魅力的、能够以不变应万变的,还是那些最自然、最纯朴、与各民族与生俱来的东西--原生态音乐。在大学校园中原生态音乐正如细雨般洒入莘莘学子的生活学习中来。在校园网站上,索郎旺姆、李怀秀姐弟的名字点击率也很高。原生态音乐在大学生中的广泛传播是其在音乐欣赏方面不断追求真、善、美的结果。     

商务成本变动与"长三角"经济发展

“长三角”经济发展与“长三角”地区各城市商务成本的增长是同步的。伴随着商务成本增长,“长三角”经济的发展呈现出的特征和规律性对“长三角”未来经济的发展具有启迪意义。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从产业布局、经济发展、投资、企业收益等方面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商务成本对长三角中长期经济的影响,总结了商务成本变动与“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关系和规律性。     

论申遗成功后西北“花儿”及其传承人在当下的活态传承与保护

西北"花儿"作为中国西部多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西部诸多民歌乃至世界民歌艺术宝库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种地方性口承文艺,也是最富有民间艺术生命力的文化瑰宝。2009年申遗成功以来,对于中国西北"花儿"的传承保护,依然要首先抢救、保护和挖掘那些濒于消失的真正的传承人及其众多"花儿会场"等等原生态的活态资料,特别是深藏于西北民间沃土田野的"花儿"老歌手、老唱把式,以及那些来自基层田野的一线民间文艺工作者等等。     

文化的开启:"兴于诗"

即兴谣诗是诗歌的最初艺术形态,是中国文化的起点。《吴越春秋.弹歌》、《吕氏春秋.音初》中的即兴徒歌以及《周易》部分经过整理的繇辞,使我们仍有可能领略原始谣诗的古朴风貌。即兴谣诗单纯古朴、荡气回肠、自然轻盈的艺术形态与原始先民率性动情、乾坤流转、野性天然的生活交相辉映,是对人类文化源头质朴风情的诗性写真,成为我们触摸文化源头的艺术中介。在“诗三百”这部宗周“典乐”范本产生之前,《易》繇辞已为我们提供了徒歌的范式,而且它的存在一直在提醒我们:诗歌一面与音乐合流,渗透着浓重的宗教与政治意味,一面仍是随意简朴的徒歌,基本保持着原生态的生活滋味。即兴谣诗与《周易》短繇以纯语言的艺术化表达为宗周“典乐”歌《诗》体系的建构积累了丰富的灵感。     

"三农"市场的营销环境分析

本文主要从“三农”问题的状况用市场营销环境分析法对“三农”市场进行环境威胁和营销机会分析 ,正确分析和评价“三农”市场的营销环境 ,有利于从实际出发 ,根本上改变“三农”问题 ,促进“三农”市场营销的有节、有序、向高品质方面的发展 ,从而全面提高国民经济。     

谈东汉"夫妻诗人"秦嘉和徐淑对五言诗发展的贡献

东汉时期的秦嘉和徐淑当属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夫妻诗人。诗歌形式在不断变化,受五言民间歌谣和五言民歌的影响,东汉文人五言诗逐渐产生并有了发展,五言诗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从文人五言诗的发展过程来看,秦嘉和徐淑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诗歌作品表明了文人五言诗的技巧渐趋成熟。     

排他性的"海权论"可以休矣——析日本流行的"海洋国家战略"

“海权论”近年来在日本大有流行之势,《呼声》月刊最近登载的一篇文章就是一个标本。其基本内容是刻意煽动“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的对立,主张日本采取“挟美制亚”、“借船出海”的国家战略,从中透露出作者对日本侵略历史的“胜王败寇”式的消极总结,对“美主日从”的日美同盟架构难以摆脱的心理依赖和神学式附会,对中国发展的莫名恐惧与无端仇视以及对21世纪日本生存之道的“战略贫困”。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天人合一”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而“科学发展观”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我党提出的新的发展思想和发展战略。本文旨在探讨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的相通之处和内在契合点,从一个侧面说明儒学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     

"十一五"规划研究

主持人语:“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站在历史的新高度,从战略全局出发,明确了我国下一年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贯彻落实“十一五”规划,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主要包括经济增长、质量效益、自主创新、社会发展、改革开放、教育科学、资源环境、人民生活和民主法制等方面。目的…     

"三农"问题与制度公正

“三农”问题严重地制约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离开对二元社会结构的变革,仅仅注重于农民的增收措施,解决不了“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本质上是对农民制度歧视的结果。     

由"顺德家电"谈区域品牌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经20多年快速发展之后,由产业集群发展起来的区域品牌如何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21世纪新一轮产业经济浪潮的拐点。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不重视珠江三角洲,其中“顺德现象”和“顺德家电”又是珠三角经济发展最辉煌的篇章之一。本文通过对“顺德家电”区域品牌的实践发展研究,探索我国区域品牌可持续发展思路,对我国区域品牌成熟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制度的"路径依赖"对中国近代技术发展的影响

将技术的发展置于广阔的社会制度背景下,对于理解中国近代以来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制度的框架决定了技术的发展方式和内容,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决定了与中国近代技术发展过程相伴的制度始终保持着对历史的“记忆”。在中国两千年“官僚集权”的社会中,“官—民”二重结构的基本制度环境始终影响着社会资源的配置;“重农抑商”政策下的“禁榷”、“官工业”等制度安排“暗示”了洋务运动中的企业制度和技术激励制度的内容;官本位的文化积淀决定了技术创新主体的价值取向和能力配置。制度壁垒导致中国近代技术引进的低效率。总结历史经验是我们今天和未来做出正确抉择的重要依据。     

从"中国帮"到"台湾帮":美国国会亲台议员与美台决策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中美关系经过了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但是在美国国会内部却始终存在着一部分对美国台海政策高度关注的国会议员,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所谓的“中国帮”和“台湾帮”议员群体。这部分亲台议员尽管数量不多,却对美国台海政策的制定和中美台三边关系的顺利发展造成了重大冲击。在本文中,笔者以国会“中国帮”议员推动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阻挠行政部门承认新中国、“台湾帮”议员支持和促成李登辉访美等事件为例,探讨了国会亲台议员对美国对台决策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