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务员权利司法救济制度之浅析

公务员作为公民与国家工作人员的结合体,其权利及权利救济历来是个重要话题。在我国的公务员法律体系中,作为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之申诉、控告和仲裁等权利基本上被排除在司法救济之外,表现为法律制度缺位、救济程序不规范等方面。因此,只有在完善行政救济的基础上,加强法律保障、构建司法最终救济原则,才能更好地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     

完善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刍议

随着我国《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国公务员的权利救济制度,进而促进行政机关人事管理的科学化与法制化已成为依法行政的重要环节。本文对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现状及缺陷进行深入地分析,通过剖析公务员权利救济的理论基础,提出完善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建议。     

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的行政法研究

我国公务员权利纠纷向来采用行政机关内部方式加以解决，但这一途径存在着天生的缺陷；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受到社会现实的挑战而不断得到修正，这就为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提供了内部救济和外部司法审查相结合的条件。     

论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完善

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是一个国家公务员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由于我国素有重义务轻权利的传统,国家公务员法律体系中对于公务员的权利救济制度存在一定的弊端,比如救济渠道单一、法律制度缺位、救济缺乏公正性和严格的程序、特别权利缺乏法律保障等。只有加强立法保障、确立司法救济、完善行政救济以及强化特别权利保障,才能更好地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免受侵犯。     

行政公务员权利与救济的行政法哲学

行政公务员是宪法赋予政府所拥有行政权的显性直接行使者,在整个权力或权利运作过程中,他们是双重或多重身份实体,并以其身份权为核心和逻辑起点被赋予其他各项相应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公务员以行政主体的名义行使行政权、执行公务的法律依据和保证,而只有相应的救济才能保证权利的实现及权力的效用。因此,＂一体两权＂,权利与救济是两对动态的范式,是权利和权力内、外在属性和机理的外现和要求,并最终决定和制约其相应的机制形成和运作,而权利的内外构造的完整与圆满及良性均衡互动是其关键所在。     

我国公务员职务保障权的司法救济

维护公务员的人性尊严、保障公务员的权利是当代各国人事制度的共同趋势。公务员职务保障权救济制度实质上既是对公务员权益的保障,又是对公务员人事管理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文章着重在我国现实的政治、法律、行政和社会背景下,探讨建立公务员职务保障权司法救济制度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并就确立我国公务员职务保障权司法救济制度提出立法建构的设想,指出应当遵循的原则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论我国考核法制实施中的公务员权利的救济

我国法律对行政机关公务员在考核过程中的权利进行了明确的规制,然而在法制实施过程中,公务员的相关权利并未得到保障,导致公务员考核制度流于形式,无法起到激励公务员依法行政、勤勉履职的作用。其原因在于我国理论界受德国"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影响,将公务员与国家关系定性为"内部关系"。我国应当完善公务员与国家关系理论,重构权利救济机关以保障公务员权利,从而实现"依法治吏"的目的。     

试论公务员受到惩处后的司法救济

随着《国家公务员法》立法构想的提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国的公务员制度,进而促进政府机关人事管理的科学化、法制化已成为依法行政的重要环节。但囿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司法救济至今仍未有动摇的迹象。如何在加强公务员内部管理的同时,顺应法制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此领域做出的改变,为公务人员提供更为完备的救济途径,以切实保障其基本权益的实现,应成为此次《国家公务员法》寻求的突破点。     

我国政府采购权利救济制度研究

通过实际案例分析,从救济对象范围过窄、受理机关设置不合理、前置程序设置不当、暂停措施的规定过于简单、司法审查的范围较窄等方面对现有立法中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加以研究;提出了应扩大救济对象的范围、设立独立的受理机构、废除质疑前置程序、完善暂停制度、适当拓宽司法审查的范围等相应的改进措施,以保证供应商的合法权益和政府采购市场的良性运行。     

论我国行政合同司法救济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2014年11月1日通过的新行政诉讼法明确把行政合同纳入了受案范围,填补了立法上的空白。但因行政合同的识别标准尚未统一,致使司法实践中行政合同究竟是作为行政案件还是民事案件受案依然难以抉择。即使部分案件进入了行政诉讼,也因各地法院采用的审查模式及举证责任不同而导致判决结果各不相同。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是统一行政合同识别标准并用列举清单式明确受案范围;二是改变传统司法审查标准,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三是明确界定调解原则的适用内容。通过这三个方面的程序构建,进一步完善我国当前行政合同司法救济制度。       

论公务员的抵抗权

公务员在担当行政职责的同时,应享有相应的权利保障。我国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确立了全体公务员对于上级错误的决定或命令拥有抵抗之权利,但对于此种权利的行使边界、救济程序并未臻于完善。公务员抵抗权的研究需要从权利基础、权利边界以及权利救济等维度予以立体性的审视。同时,作为行政主体内部完善的有效保障,公务员抵抗权更需要来自立法层面、政策层面以及民众的正向关注。     

公务员奖励制度法治化之研究

我国公务员奖励制度在现有法律规定和实践运用中存在着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应该加强对奖励授予主体、奖励授予条件、奖励授予程序和奖励救济、监督等方面的规范,使该制度真正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日本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

战后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推动下,对战前旧官吏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建立了日本现代公务员制度。其特点是:公务员分为国家和地方公务员两类;任用制分为选举和考试两种;实行职级制;推行"年功序列制"。现代日本公务员制度的形成对日本战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公务员激励机制对行政效能的影响及其完善

公务员的激励机制是影响行政效能的重要环节。当前我国正处于由旧的人事管理体制向新的国家公务员制度过渡的历史时期 ,因此 ,一方面必须把新的公务员制度落实下去 ;另一方面 ,必须以提高行政效能为目标 ,在考核、工资、晋升、奖惩等制度的具体环节与运行上不断加以完善。     

中国互助文化下现代公务员的角色困境

中国传统的互助文化以亲缘互助、地缘互助、业缘互助和圈子互助的形式表现,它刻印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赋予了民权的现代公务员,要求其角色真正体现为民行政。因此,规范和培育现代公务员势在必行。     

公务员薪酬制度的比较分析及其政策选择

对部分国家和地区公务员薪酬制度的比较分析,从中发现公务员薪酬制度的共性和个性。由此可以透视我国公务员薪酬制度存在的基本问题,我国公务员的薪酬结构的改革,应以提高公务员的整体质素,改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为政策依据。     

浅论公务员的拒绝执行权

我国《公务员法》规定了公务员对上级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具有拒绝执行的权利,这无疑是我国建设法治政府征程上的一个里程碑,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创新具有重大意义。但这一权利的行使在现实中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对"明显违法"、行使程序及该权利的保护和救济作出认真分析,并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无权行政纳入行政救济的可行性及机制建设

无权行政与民事侵权行为之间异同共存,我国目前将无权行政纳入民事救济而不是行政救济制度体系值得商榷。无权行政并不就是民事法律行为,将其纳入民事救济主要缘于私法理论与制度较公法发展更早、更完善。将无权行政视为行政相关行为并适用行政救济机制,虽具备可行性,但在操作上会遇到诸如无权行政无法纳入行政复议救济、对相对人的损害赔偿不利、无法适用公法原则和规则等若干问题。无权行政回归行政范畴并适用行政救济途径,必须确立和完善相应的制度设计:针对无权行政的正当防卫制度、行政委托制度;厘清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之间的界限;严格公务形式要件和手续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