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研究对象诸说新辨

目录学是一门老学科,但其研究对象至今尚无明确的界定。关于目录学研究对象的讨论最早始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陈光祚提出三种基本“意见”:(1)图书,(2)书目,(3)读者和读者需要。北京大学通讯组,把该校图书馆学系开展目录学对象问题的讨论,也归纳为三种“意见”:(1)图书,(2)目录,(3)包括图书目录在内的书目活动。到80年代初,彭斐章、谢灼华把目录学对象归纳为五种“看法”;(1)无对象,(2)图书,(3)目录,(4)图书兼目录,(5)记录图书与利用图书的关系。加上他们提出的“揭示与报导图书资料与人们对图书资料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说即为六说。孙二     

叙录书中的杰作——评《两刻豫章丛书题记》

章学诚在其名著《校雠通义》中,归纳出目录学有两大功用,一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二是“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故此,优秀的目录学著作被历代认为是治学之门径,刘氏父子《别录》、《七略》,为我国目录学开山之作,龚自珍曾谓:“微夫刘子政氏之目录,吾其如长夜乎?”(《六经正名》)又晚清张之洞所著《书目答问》亦为著名的目录书,范希曾称:“书成以来,翻印重雕不下数十余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筏。故目录之学,沾溉后人,厥功至伟。喻剑庚君主编的《两刻豫章丛书题记》(以下简称《题记》),为江西先贤陶福履、胡思敬二氏所刻《豫章丛书》,凡129种书…     

章学诚“校雠心法”核心思想探究

章学诚是清代一位著名的文史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目录学家。他继承了由刘向、刘歆开创,经过郑樵发展的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吸取了历代目录学家的思想精华,特别是批判地继承了郑樵的方法和理论,形成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的目录学思想,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古典目录学理论体系。他,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末期杰出的目录学家,在理论研究方向和书目工作实践中,开始扭转了目录学的方法理论主要为封建政府校书编目服务的方向,开创了讨论、研究和编制专科目录、参考目录而被后人誉之为近代目录学的思想先驱。     

论目录学的功能体系

一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各国目录学家对目录学功用的认识是不同的。目录学的功用是评价目录学体系的一个极重要的指标。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将中国传统目录学功能归纳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福开森在《目录学概论》中将目录学功能归纳为“描述文献”。这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直影响着中外目录学家。目录学的功能是一个不断进化的系统,而且影响其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从历史发展上,将影响目录学功能的各要素联系起来作一比较考察。(见下表)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论乾嘉目录学

(一) 清代的乾隆、嘉庆(1736～1820) 年间,是中国古典目录学发展的“黄金时代”。那么,乾嘉目录学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与前代相比,它表现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最早从整体上来描述乾嘉目录学的,要算清人洪亮吉。他在《北江诗话》卷三中说:     

梁启超的目录学理论观点和实践活动

一梁启超(1873—1929年)是我国著名的改良主义者,同时在我国近代目录学史上也是一个比較重要的目录学家。梁启超的目录学理论观点和实踐活动,反映了这一时期所出現的资产阶級目录学的理論和实踐,并且是它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梁启超的目录学活动,对于这一时期目录学新面貌的产生,起了发凡起例、开拓局面的作用。在近代,随着社会性質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阶级和新的文化思想,即资产阶級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封建就治阶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各种政治力量及其文化思想之间的相互斗爭,形成了錯综复杂的局面。反映在文化上,当时不仅有“中学”,而且还有“西学”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评判——中国古典目录学价值重估

清乾嘉时期章学诚所著《校讐通义》一书,通过对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总结,提出了书目(也可指目录学)首要的乃至全部的任务、宗旨和功能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命题,书目方法,即学术性书目中的类例、叙录、分类都是达到该目的的手段。此后,该命题为目录学界奉为圭臬,认为这是总结了古典目录学的精髓,是章氏对于目录学的重大贡献,是古代目录学所遵守、当代和后世仍要遵     

度人金针:一部文学目录学的力作--评何新文教授的《中国文学目录学通论》

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与文学研究的繁荣,文学目录学越来越为人们所注重。何新文先生的新著《中国文学目录学通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版,以下简称《通论》),就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一、学人通识与著作整体性。《通论》的“引言”部分命名曰《说“通”》,笔者认为这是有昭示意义的。尚“通”,是何先生著述的指导思想,体现了他对传统文化学术精神和目录学学科特质的理解,同时也是研究方法,体现了他的学术追求。《说“通”》认为,古代目录学,“自其形成产生之时起,就与所谓版本、校勘、分类诸事融会贯通,对当时以往的文化学术进行了…     

试析刘咸炘的书录解题思想及实践

刘咸炘精于目录学,其目录学思想颇为丰富。书录解题是目录学的重要部分。研究刘咸炘的书录解题思想,有助于更加深入、全面地总结其目录学思想。他认为书录解题有两个评价的标准:一是“考证”,二是“批评”。依照这两个标准,他对历代目录学著作作出了评论,分析其得失;并且在观览典籍时,自己也撰写了大量的书录解题,且有自身的特色。       

从二“志”一“目”看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创进与承继

［摘要］《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简称二“志”一“目”）作为中国传统目录学中重要的标志性文献，从中可以寻绎出中国传统目录学是在承继基础上发展、创新和演进的。当今我国适应数字时代需要的目录学建设和发展，既要充分地立足于现代化创新，也不能否弃而且仍应很好地继承“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中国目录学优良传统。     

《离骚》“灵脩”臆说

《离骚》云:“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脩之故也。”又云:“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脩之数化。”又云:“怨灵脩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灵脩”一词,《离骚》中凡三见。王逸注谓:“灵,神也;远也。能神明远见者,君德也,故以谕君。”(《楚辞章句》)朱熹的说法同王逸基本相似:“灵脩,言其有明智而善修饰,盖妇悦其夫之称,亦耗词以寓意于君也。”(《楚辞集注》)清代楚辞研究者亦认为:“灵,善也;脩,长也。称君为灵脩者,祝其所为善而国祚长也。”(王夫之:《楚辞通释》)“灵脩者,大夫颂其君之词,即借以为称其君之词。”(王邦采:《离骚汇     

关于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建国以来,学术界对目录学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举行了多次关于目录学研究的学术讨论会,与此同时,《图书馆学通讯》、《图书馆》杂志和《武汉大学学报》上发表过一系列关于目录学研究的文章,对一些有争论的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讨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林彪、“四人帮”在学术界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专业学术刊物停办了,武大和北大图书馆学系目录学课程停开达十多年之久,目录学研究工作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只有粉碎了林彪、“四人帮”     

关于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建国以来,学术界对目录学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举行了多次关于目录学研究的学术讨论会,与此同时,《图书馆学通讯》、《图书馆》杂志和《武汉大学学报》上发表过一系列关于目录学研究的文章,对一些有争论的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讨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林彪、“四人帮”在学术界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专业学术刊物停办了,武大和北大图书馆学系目录学课程停开达十多年之久,目录学研究工作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只有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以后,目录学研究才得到了新生。今天,为了加速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极大地提高整     

试论叙录体目录的文化生成

叙录体书目有机融合了目录基本结构的三大要素:书名、小序和解题(书录),是最为目录学家、学术史家称道的书目体制,常常被学者们推许为目录学功能的极致,成为“辨章学、考镜源流”的利器。同时,叙录体也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书目的目录体制,也是中国古典目录学最初的成熟形态。     

关于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几个问题

中国古典目录学源远流长,成就卓著,在数千年的发展史中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书目著作和杰出的目录学家,清代以来竟然在学术界占了显赫的地位,成为传统“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风尚所趋,使大批著名学者涉足于目录学研究的行列。但是,以往对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研究总结大多着眼于书目本身,较少讨论书目之所以产     

先秦主食文化要论

(一) 饮食在人类生活中表现得如此自然,以致常处于学者的视野之外。它虽然不被注意,变化缓慢,却是最深刻反映和影响民族文化的要素之一。“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如把这“礼”扩大理解为人类文化,这也是很恰当的。人类文化越接近初始时期,饮食在人类整个生活中所占的比重也就越大,先秦“八政”,“食”冠其首。显然,作为人类食物主要来源的主食无疑占有更为重要的位置。     

广义目录和广义目录学刍议

原有的或传统的目录学不断发展变化,观念也在更新。广义目录现象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广义目录”和“广义目录学”却几乎是从来没有人使用过的名词概念。     

目录学的党性和阶级性

目录学是属于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一个部门。目录学是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自从目录学产生以来,它就成为文化事业中观念形态(或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目录学服务于统治阶级;目录学即是为了满足他们阅读记载着人类知识和思想的典籍的需要而产生的。目录学一开始就为统治阶级所掌握,作为愚弄和统統治人民群众的利器。我国目录学的整个发展史,生动地证明了目录学的这一阶级性的特点。在我国商朝后期(公无前工4世纪末——公元前12世纪),也即是当奴隶制社会从兴盛到     

读郑樵《通志·校仇略》

<正> 《通志》二百卷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是郑樵“会通”学术思想在史学编制上的最根本的反映,其中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而《校仇略》、《艺文略》、《图谱略》三篇又是他的代表作,充分体现了郑樵的目录学思想。《通志·校仇略》是我国第一部目录学论著,虽然从书的名称看,此书是关于“校仇学”的,但它是目录学理论的专著,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目录学的原理和规则。在书中郑樵第一次明确了治学、图书、类例三者之间的关系,他写道:“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又说,“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并通过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指出了目录学的任务,提出:“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     

女权主义批评的反思(下)

迈娜·杰海伦 看来,迈娜·杰海伦的《阿基米德与女权主义批评的悖论》一文已经引起美国众多女权主义批评家的极大兴趣。该文发表于1981年夏,两次被收入选集中。杰海伦在这篇论文里固然讨论了有关重大问题,但实际上她却致力于讨论“鉴赏性阅读和政治性阅读”之间的矛盾关系。杰海伦不仅在女权主义批评领域碰到了这种基本问题,而且把它称作整个女权主义研究中的“激进的比较主义(radical comparativism)”。在她看来,由斯帕克斯、莫尔斯、肖沃尔特、吉尔伯特和古芭等人所写的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著作由于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妇女文学传统上而遭到损害。杰海伦说,竟然有人想建立“一个女子语境(contaxt),亦即建立一个远离男人主观臆想的女子语言王国”,对此她感到痛惜。她希望妇女文学的研究应当拓宽视野“从妇女自身的观点出发去研究一切事物”,杰海伦的这张蓝图不仅显得雄心勃勃,而且也显得力度不凡。事实上,女权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