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周边地带的宗教共存现象及其演变——以舟曲县藏传佛教与地方神“婆婆”的关系为例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存在多种宗教并存的现象,经过"3·14"事件可以看出,该县藏传佛教与地方神"婆婆"的和平相处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地方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应该继续加强该地区的宗教交流,消除不利影响,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韩国数字信仰研究

数字不仅仅是计量的单位,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被憎恶,或被喜爱,并形成数字信仰。但由于民族、地区和各国家的文化不同,数字信仰也各有异同。在韩国,主要存在数字3,7及"三七21"的数字信仰。受原始西伯利亚地区巫俗文化的影响,3被认为是象征宇宙的数字,代表了完美结构;受原始天体崇拜影响,加之接受中国农业文化中的月亮信仰,数字7被认为是生命的周期;由于从西伯利亚南迁至韩半岛,其文化空间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数字3信仰与数字7信仰相结合的现象,因此出现了"三七21"的数字信仰。     

老挝佬族人“厄”信仰文化探析

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对老挝佬族人关于"厄"的解释、传说、祭拜仪式和禁忌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剖析其文化内涵,认为该信仰源于老挝佬族人最古老的灵魂观念,属于本土的水神信仰范畴,因而有别于佛教带来并广泛影响老挝佬族人的"那珈"信仰。     

邪教的特点和产生原因——山东“全能神教”的调查与分析

本文通过对山东"全能神教"(1)的实地调研,以这一个邪教组织为例,分析和总结了邪教的一些特点和产生的部分原因。这两个组织在信仰上具有排他性和反社会性的特点,在组织上具有神秘性和层级性的特点,在活动仪式上具有灵活性与娱乐性的特点,促其产生的社会原因则涉及社会转型期部分农村地区的社会失范问题、精神空虚与农村娱乐形式单一问题等几个方面。     

山地民族有“神”社区的建构与生态智慧——以贵州小丹江、苏丫卡两个苗族村寨为例

山地民族万物关联的生态观体现在人与自然之间彼此向对方植入了自己的文化符号,使人与自然融为一个生命体。在这样的生态观的影响下,山地民族不断地向其所处的社区里布控着"神"的化身,使其社区极具神圣性,每一生命体和非生命体都成为人们的崇拜对象。结果是,在一个有"神"的社区里,其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这一传统思维给未来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诸多生存方式的选择。     

从龙母故事看民间文学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龙母本来是个传说人物,她的故事千百年来在西江流域广为流传,她那传奇性的圣绩,成为当地百姓信仰的支柱,也曾被纳入国家祀典之中.龙母故事充分反映了传统文化思想的积淀对现代生活的影响,包括对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的影响.     

再造传统：布朗族“贡母”节的当代重构及其仪式实践——来自云南省永德县送归村的调查

云南省永德县布朗族的“贡母”节起源于送归布朗族传统的“拱木”会，是永德布朗族重要的民俗信仰活动。当地布朗族文化精英为了在现代社会变迁中拓展布朗族文化的生存空间，弘扬和传承优秀民族文化，与地方政府合力推动重构了“贡母节”，由此重塑了地方社群的传统仪式与文化空间，并使之成为维系布朗族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这种“传统的发明”、节日的再造和“非遗化”的传承不仅有助于提高布朗族的民族自豪感和社区凝聚力，维护中华文化多样性，而且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纽带，为乡村振兴背景下永德布朗族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     

土家织锦“老鼠嫁女”图纹的意义解读

土家织锦"老鼠嫁女"图纹蕴寓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仅反映了土家人对鼠神的崇拜,寄寓着土家人多子多孙、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也折射出土家人避鼠除害,希望人寿年丰的功利追求。同时,对于聪明灵巧的土家族姑娘而言,编织"老鼠嫁女"的图纹还是一种追求爱情婚姻幸福美满的理想寄托。     

"年"与()：汉藏民族的原始信仰及其民俗演化

在汉族地区有关＂过年＂的民俗传说故事中,＂年＂的核心意义是妖厉。因着藏汉民族所具有的亲缘之渊源关系,＂年＂和 两个字不但音读相同,而且＂年＂的妖厉意义与藏语 的意义也是重合的。汉族关于＂过年＂的传说与藏族对 的崇拜情况表明,＂年＂于汉族人的＂集体无意识＂里只有精怪的意义,并由敬畏＂年＂而演化为＂过年＂的节日岁时民俗,隐含敬畏、尊崇的信仰意义;在藏族,却由最初的精怪升华为神,并潜入到人们的意识深处,祭祀山神成为全民族普遍的民俗行为,明显地表现出敬畏、尊崇的信仰意义。一隐一显,乃两个民族信仰民俗的差异所在。由于对山神的崇拜和敬畏而产生、演化的种种禁忌民俗,和今日的生态保护理念＂不谋而合＂,具有积极意义。     

大工匠神鲁班故事新论——从跨文化民间叙事学的角度切入

跨文化民间叙事学的研究有三个要点:一是对象,不是所有故事叙事都适合作跨文化研究,只有那些可以进行跨文化共享的故事类型才适合;二是范畴,即不止研究故事文本,也研究故事背后的社会;三是方法,不是作单一社会模式的研究,而是开展多元社会模式的平行研究,还要作"各自社会生活中的生产与再生产"的个案研究。在这方面,鲁班故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个案。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视野下妈祖信仰谱系的建构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具有增强民族凝聚力、建构文化认同、树立中华民族整体形象等现实意义。妈祖信仰自北宋发展至今,通过分灵等方式逐步形成了地区间、宫庙间,以及相关信众族群间互动交流的信仰谱系,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多样性与整体性的辩证统一。妈祖信仰谱系以分灵、朝圣、巡安等仪式为媒介建立了信仰的整体性和互动性,树立了祖庙认同的意识,并在祖庙与分庙间形成互助结构体系,从而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持续发展。     

蒙古神话与佛教神话比较研究

蒙古神话与佛教神话以及信仰佛教的一些国家和民族神话的比较研究是蒙古神话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从比较研究的可能性、比较研究的领域、比较研究的方法以及比较研究资料、比较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等四个方面去设计论证了该课题。     

白马藏族的白马老爷信仰及其地域文化认同功能探析

作为白马藏族共同信奉的白马老爷神祇,其原生形态为有形的山,此生形态为部族英雄。实际上,这两种形态均为神话学上的想象,这种想象实际上是基于生存的关照。如果说神山是白马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主义思考,那么部族英雄则是白马先民对政治拉锯战的生存状态的考虑。在村落语境中民众基于物质或精神的诉求进而对白马老爷进行了多重形式的文化展演(祭祀),其不仅满足了民众的现实性需求,也形成了以白马老爷神祗为中心的跨地域信仰圈,与此同时也建构了白马人的族群边界和社会记忆。     

白族“洱水之神”段赤城庙宇的人类学考察

大理白族水神信仰体系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嬗变。随着不同宗教的融合,明清之际,龙王头衔被移用到白族英雄段赤城的身上,段赤城因此成为兼具各种宗教信仰元素的龙王、龙神、本主和水神,其最突出的身份是大理白族本土的水神——"洱水之神"。本文在对大理洱海流域塑有段赤城神像且一直都有明确祭祀活动的11处庙宇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形成此考察报告,介绍这些庙宇的概况、部分传说等,呈现"洱水之神"在洱海流域的概貌。     

岑大将军崇拜初探

岑大将军崇拜是流行于广西右江上、中游一带的壮族俗神信仰。作为一种民俗文化事象,它的形成是多种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岑大将军形象并不能简单地与历史上的某个岑氏土司人物对号入座,他应是一个集岑氏父子三人(即岑雄与其长子岑世兴、三子岑世元)的勇武、忠勇和忠义于一身的综合体,并且这一实体经历了由人上升为拥有万能神力之神明的过程。伴随着岑大将军崇拜的形成,历史也赋予了它丰富的文化内涵。     

神性与人性的对话——藏族和古希腊关于人类起源神话之比较

藏族和古希腊关于人类起源神话都反映了“神造人”的世界性母题,体现了早期先民们对自身起源之谜的大胆探索,充满了神奇瑰丽的想象和创造精神;另外,二者都揭示了劳动与人类产生之间的密切关系,透露出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作为不同文化的产物,藏族人类起源神话带有最素朴的唯物色彩,但已有后期佛教思想明显改造的痕迹,其“善”与“恶”对立统一的二元论思想构成了藏族文化哲学思维的基础;古希腊人类起源神话带有强烈的抗争精神,其精髓是西方“渎神”精神、悲剧精神的具体体现和升华。     

关帝“护法神”形象在藏传佛教中的建构与显化——以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师徒的著述为中心

关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英雄,关公信仰则是儒释道合流的重要体现,围绕其展开的文化、宗教实践和影响深入到汉、藏、满、蒙古等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大区域。这一信仰在藏传佛教中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而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师徒则是推动这一信仰得到文本支持并被规范化的关键人物。其中,三世土观呼图克图的著作明显表现出树立传承自龙树师徒之正统的意愿,结合相关人物传记中与外道持续交锋的记载,其对关公信仰修供文本的进一步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宣扬教法正统性的辅助措施;而这也是藏传佛教中国化在历史上的一个代表性体现。对于“关公/关帝”这一重要而复杂的文化母题,研究并理解其形象在不同民族文化和宗教中的显化与内涵,以及这种建构所扎根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语境,是深入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长期过程和灿烂成果的有力切入点,也为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支撑。     

“国家在场”的展演：明清洮岷汉人“湫神”信仰记忆的重构

“国家在场”是研究“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重要表达理论。民间信仰是地域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变迁体现了地域社会和民众文化心理的历时变迁。区域内部不同的文化因子,孕育出不同的信仰事象。洮岷位于甘青民族走廊核心地带,也是汉族与土族、蒙古族、藏族等众多少数民族文化交融区域。洮岷汉人的民间信仰系统中,最为推崇的是“湫神”崇拜。“湫神”崇拜作为水神信仰,在洮岷地区历史悠久,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信仰记忆。明清时期,国家力量在西北边地下沉和进入,引起了洮岷地区汉人湫神信仰记忆的变迁,信仰变迁主要体现在信仰记忆的重构。在“国家权力的强势嵌入”和“地方社会的积极回应”两种力量的驱动下,洮岷汉人“湫神”信仰实现了湫神原型、祭祀仪式、祭祀地位和湫神传说的重新构建。洮岷汉人湫神信仰记忆的重构,是明清时期西北地域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彰显了洮岷汉人在“国家在场”理念下所表现出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实现了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利和双赢。此外,洮岷区域信仰文化具有多元性,该研究有利于民族交融区域不同族群的民间信仰在保持文化差异基础上实现信仰文化认同和信仰文化共建,对构建凝聚力更大的民族共同体也颇具价值。     

“宗主权”的提出与加剧:1898至1921年英国侵藏政策的演变

1898至1921年是英国以“宗主权”为中心的侵藏政策的提出、实施和基本确立的时期.为与俄国争夺中亚细亚,寇松提出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并寻找时机发动侵藏战争,逼签《拉萨条约》,“变西藏为实际上的保护领”.随后,英国声称西藏是“一个外国君主统治的国家”,并与俄国舍谋以中国只有宗主权来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继之,英国加快侵藏步伐,企图强迫中国同意西藏“自治”,并要求俄国同意其在西藏“行动自由”.1921年,英国政府采纳贝尔的建议,一方面反对中国政府恢复设置驻藏大臣和派驻军队,一方面企图制造“大西藏”以分裂中国,以这两大内容为核心、以宗主权为幌子的侵藏政策基本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