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颈”问题下的恶性循环及其攻破——以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为例

目前,以小泉为首的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以下简称参靖)的问题仍然是影响中日关系的“瓶颈”问题之一。而这个问题解决的迫切性在于它已逐渐成为中日其他重要关系发展的前提。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中日之间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封闭式的恶性循环(循环图见下),循环上的各环节依次为日本官方的参靖,中国官民的抗议,日本民众的误解和日本政策的反应。关于靖国神社本身在发展中的扭曲与变位与日本官方参靖的是非曲直,已基本达成共识,无须赘述。关键在于在这个恶性循环中,如何辩证的看待问题和发现有可操作性和脆弱的链条并且攻破它。笔者不揣冒昧,作以尝试。     

突破中日历史问题"瓶颈"之探究

历史问题一直是阻碍和困扰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死结".近年来,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数次参拜靖国神社,更使中日两国的关系跌入谷底.2006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华展开"破冰之旅",打破了中日高层五年不会面的政治僵局,本文探究了中日关系能否以此为契机突破历史问题的"瓶颈".     

参拜靖国神社与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

近些年日本政要频频参拜靖国神社,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投下阴影.使得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再一次成为民众关注的重点.历史问题是制约中日关系的"瓶颈".如何走出历史,面向未来,是值得研究的.     

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对当前中日关系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反对连续六次参拜靖国神社,严重地干扰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甚至导致两国国民情感的严重对抗。本文以靖国神社参拜问题为切入点,从催化中日民间对立情绪、强化中日“经热政冷”局面和加深中国对日本“入常”的疑虑三个方面,阐述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对当前中日关系的影响。     

中日关系需要什么样的"新思维"

自国内有的学者提出的"对日新思维"理念以来一直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这种"新思维"与当年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有异曲同工之处,是有损中国的国家利益的.中国在处理对日关系问题上的确需要"新思维",但应当是以更加理性和现实的态度看待日本的现状和发展.不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外交上,都必须坚决摈弃那种"为了友好就可以放弃其他一切"的思想,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寸土片石，绝不放弃——1972年的全球保钓运动评述

自2012年4月以来,日本极右势力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掀起“购岛”风波后,日本政府推波助澜,加入了“命名”“竞买”以至2013年12月26日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悍然参拜靖国神社;议员“钓鱼”、政客“慰灵”……时至今日,随着日本政府一步步的试探和挑衅,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交锋也逐渐升级,钓鱼岛已经成为中日两国最敏感、最棘手的问题,而造成这一问题之根本正是四十年前的1972年5月15日那天埋下的“祸根”。也正是由此,四十年前的1972年,我官方民间、大陆台湾、海内海外、学生民众为抗议美日私相授受我钓鱼岛挺身而出,呐喊抗议,汇成了一股强大的全球保钓浪潮。今天日本在我钓鱼岛问题上咄咄逼人、动作频频的时候,本文对钓鱼岛事件的前因后果及保钓运动的缘起、发展做一梳理、评述,回顾这段历史或能给我们一些启迪。     

国民政府针对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政策措施略论

1935年9月至1936年底,日本外务省和关东军向国民政府要求两国在华北实施"共同防共".本文探讨了日本要求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的真实意图,重点分析了国民政府针对日本要求的"共同防共"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认为日本之所以要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是想以"共同防共"为借口,推动华北"自治"的实现和阻止国民政府中央军北上;同时还想以此诱导中日结盟,隔断中苏联系,阻止红军向华北发展.针对日本的这些意图,国民政府一方面拒绝实施"共同防共",另一方面加强了与苏联的沟通和联系,并相机控制绥远.此外,在对共产党和红军实行武力围剿的同时,也将以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些政策措施说明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因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提出,对苏政策、对共产党政策和对日政策都出现了值得重视的变化.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如何构成中国当代哲学的问题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也许不是中国的一个现实问题,但它却是现实中国的一个哲学问题.时代和民族铸就的哲学语境,不仅满足了这个问题逻辑要件的要求,而且也在所给予的现实依据中赋予了它的全新内涵.作为当代中国哲学问题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当代哲学研究清理地基的理论自觉.它在消解这一问题历史语义基础上所彰显出的民族主体性原则,构架了历史与现实、民族与世界的理论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中国哲学将在以民族的基因与现代世界的对话中,铸成一个现代民族的心智品质.经历了历史的冲刷和现实的拷问之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成为拓展当代哲学思想空间、从而成为一个能够为中华民族带来无限希望的"问题",这表明它已经不仅仅是中国马克思哲学的问题,而且是中国当代哲学的核心问题.     

评牛建科的《复古神道哲学思想研究》

一、《复古神道哲学思想研究》一书的学术价值 日本的神道教(简称神道),是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如今世人所谈论的日本对"万世一系"的天皇崇拜、"地域集团主义"、靖国神社"症候"等诸多日本文化独有的现象,我们都可以从日本神道中寻找根源.     

区别"学"与"术"、"学者"与"术者"--以"术"为规范的对象

感谢"首都中青年学者学术规范论坛"的邀请. 对于当前存在的各种学术规范问题,笔者坚信,通过学界的不懈努力,例如今天这样的论坛,这个问题总是能够得到重视进而实质性地有所改进的.为了促进学术规范化,借助这个会议,笔者就"学"与"术"的关系发表一点看法.     

光绪乙未年台湾抗日斗争之战术研究

清朝光绪乙未年(1895年),清政府因甲午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但台湾人民"义不臣倭",与留守的清军一起.抵抗日本军队的入侵.在这个过程中,台湾军民利用一起可能条件,充分创造和运用一些战术,来反抗实力占优的日本侵略者.本文从有关的当时的官方档案、个人游记,特别是结合日本当年的官方战史、随军记者报道,对1895年台湾军民抗日的战术运用,进行了分析总结,并给予积极的评价.     

清末宪政改革时期的"新君主制"——《钦定宪法大纲》百年祭

一百年前的1908年(8月27日),近代中国的首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公布.它集中体现了"大权统于朝廷"的立宪方针①.<大纲>规定了多种"君上大权",而"臣民权利义务"则被置于附属地位.官方文件的解释是,"宪法者,所以巩固君权,兼保护臣民者也"②.……     

从"史诗"与"浪漫诗"的对接看马克思对浪漫主义的继承与改造

针对德国早期浪漫派试图以浪漫诗(浪漫化)的方式整合离散化的社会生活、遏制虚无主义的理路,马克思引入英雄史诗的维度,继承了德国早期浪漫派对问题的思考,并以新的答案或方略提升了问题及其意义.在这个方案中,区分两种不同的诗:英雄史诗与浪漫诗,构成解决问题的关键.英雄史诗的创作者是以"剩余价值"创造现代世界的劳动者.其"劳动"实践不只是现实所是的经验活动,更是既蕴含着苦楚、受难和牺牲,也蕴含着(依托起)最终的和谐、自由、普遍性与个性的实现、物性的超越、尊严与崇高价值的普遍承认与实现的漫长过程.劳动者漫长的历史创作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英雄史诗,它为"浪漫诗"奠定历史根基和创作空间.     

文化因素与冷战后的日本政治——评《冷战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与中日关系的发展》

冷战结束后,在与周边国家的摩擦与冲突中,“文化传统”常常是日本政治家回应外界批评的一张“挡箭牌”。在强调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日本国内一些势力的这样的观点呢?诸如参拜靖国神社之类不断引起日本和周边国家关系摩擦的问题是否仅仅是单纯的文化现象呢?北     

参拜靖国神社与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

近些年日本政要频频参拜靖国神社 ,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投下阴影。使得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再一次成为民众关注的重点。历史问题是制约中日关系的“瓶颈”。如何走出历史 ,面向未来 ,是值得研究的。     

"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及其理性实践

以人为本,是在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的回应中,在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深刻理解中,在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付出代价的反思中,而提出的一种发展理念.以人为本的"本",就是要把人当作主体、本质和目的.以人为本有三个层次的内涵首先,它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目的地位的肯定.其次,就当前中国来讲,它是一种立足于解放人、为了人并实现人的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尊重人性发展的要求,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强调公正,关注弱势群体;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就是尊重人的合法权利,尊重人的能力差异,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独立人格,不断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最后,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它要求我们在分析、思考和解决一切问题时,要确立起人(或人性化)的尺度,实行人性化服务.在当代中国,"以人为本"落实到执政党的活动中,主要就是"以民为本",但不能把"以人为本"仅仅理解为就是"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比"以民为本"更能调动一切人的积极性,凝聚一切积极力量.     

宋日贸易再考——海上丝绸之路东亚贸易圈的形成

宋日贸易是宋朝商人主导的贸易,史书上虽也有往来于两国的日本商人的记载,那其实是宋朝的纲首.所谓"纲首",就是负责整条船上一切事务的人,并且还客串两国的官方使臣.宋商还在日本博多(现日本福冈市内)落地生根,建造了唐房(即唐人街).从出土的陶瓷器中还可以看到多重烧制的痕迹,由此可以断定,这些瓷器常常是刚刚出窑就立刻被运到日本博多,并在日本进行最后加工的.这说明博多不仅是商品流通场所,还是宋朝商人们的营业据点.日本学者把这种贸易叫做"住番贸易".也就是说宋代商人从原来的货船到岸后的"岸边交易"已发展成"住番贸易",使日本九州的博多成为宋人和日本人杂居的贸易都市.宋代的这种民间贸易形成了一个东亚贸易圈.     

也评上海总商会"佳电"风波——兼与朱英先生商榷

"佳电"是上海总商会领导人在五四时期为解决青岛问题致北京政府的意见,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否定.近来有学者对此作了重新探讨,提出"佳电"是收回青岛的独特策略与方案,"佳电"风波是一场帮派斗争的全新观点.但是,笔者在对当时报纸报道和相关史料的发掘与梳理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认为"佳电"是由日本人起草的误国方案,上海商界对"佳电"的谴责属于正义声讨行为,"清国"措词既不是日本对中国的惯用称呼,也不是出自日本致德国最后通牒原文.另外,通过对当时"佳电"电文报道与"佳电"原始档案比较,发现在"佳电"史料的出版和引用上,许多人存在着失误.     

侵华日军"以华制华"政策的标本——评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中国的首都南京后,日本当局为了对占领区的中国人民实施有效而方便的统治,在政治上,就一次次地组织、拼凑由中国人组成的傀儡政府.本文系统、深入地论述了南京第一个伪政权"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由日军当局扶植成立的过程,及其存在约四个月期间的工作与社会功能,揭示了日本当局通过这个"过渡时期"的傀儡政府与汉奸组织,实施"以华制华"统治政策的罪恶用心.     

"走向革命"与"作家何为"--重读"文学研究会"二题

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观是研究现代文艺思想变迁的一个"标本",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在启蒙主义的"五四,,文学中已孕育出属于"革命文学"的胚芽.文学研究会对作家社会责任感的强调,体现了这个文学观正逐步"走向革命"的文学团体对作家人格精神的更直接的要求,对成就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事业至关重要,对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多元发展和迷乱,也不无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