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民主化启蒙——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道德的民主化启蒙是18世纪启蒙运动重要论题。对此,哈奇森、休谟、斯密、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做了卓有成效的思想启蒙与理论思考,在道德主体问题上,这一群体立足于新兴商业社会,将致思的重心转向大多数的普通个人及其行为,扭转了长期以来道德精英化的取向,推进了道德主体的平等化。在道德认知与认同问题上,他们纠偏了的道德理性主义阴霾,充分肯定了情感在道德认同中的地位与作用,促进了道德认知的大众化。在道德的属性与规范要求问题上,他们还着力地申辩了与商业社会之时代精神相适应的"个体的道德"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展示了道德现代化的美好愿景。     

理性、情感与道德区分——兼论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情感主义学派的论证及意义

古希腊的伦理学是理性主义的。然而,苏格兰启蒙运动对理性在道德区分中的地位开始了怀疑,他们认为理性自身不是实践的。从哈奇森到休谟,都对情感在道德区分中的决定地位给予了论证。这可以看成是对伦理学的重新奠基,从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整理、检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道德哲学的问题,不仅对于西方哲学史、概念史以及伦理学发展史有必要,而且对反思中国的伦理传统和当下道德生活的建构都有裨益。     

休谟论道德判断的来源

休谟把《人性论》分为三卷:论知性、论情感、道德学.在第三卷第一章德与恶总论里,休谟明确指出道德的判断不是来自理性而是来自道德感.休谟作出此判断的根据在于他认为理性没有主动性,不具备驱使一个人实践的动机,而道德感就是趋乐避苦的情感,它则完全具有主动性和提供动机的能力,且这种情感来源于人性的原始性质.     

道德与理性的悖论

理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核心理念,既与神性相对立,又超出人的自然本能。人的理性本质在于以理性为道德立法。道德与理性的悖论则在于道德的"理性化"过程,即误把工具理性运用在道德价值理性领域,导致了道德的非道德化。道德与理性悖论的解决需要以理性的力量与方式,强化人们对道德的尊重,从而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始终保持向善的指向。     

康德实践哲学的形上之蕴

康德处于一个启蒙运动之时但尚未启蒙了的时代.启蒙运动的功利主义讨伐了宗教的和封建的伦理与社会,解放了人类自身,推动了社会的巨大发展.然而,在理性工具化的过程中,它失缺了自身的皓的.功利理性征服自然和社会的同时,人却越来越为自己的欲望和创造物所役.康德认为,仅凭工具理性无法保有一个道德的世界,人类必须学会运用自身的实践理性、道德理性.康德深刻探讨了功利理性与道德善恶的辩证关系,其实践理性达到了最大限度的纯正和深刻,但却无法完全实现于现实之中.     

理解视域中道德人培育探析

道德人是明确自己的道德需要而又具有道德自觉的人,表现为人对既涉及个人自身的善,又关乎他人的善的推崇、恪守与践履,以追求个人的精神自由与内心的自我和谐。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理解与人的精神世界相通、相融,展现人存在的意义。理解视域中道德人培育有其内在的要求,而在现实生活中培育道德人遭遇困境与瓶颈,主要表现在主体性丧失割裂道德与人的对话关系、知识式学习消解道德之于人的伦理价值、情感与理性认知的分离阻碍道德的意义生成。     

休谟的消费道德思想论析

休谟的消费道德思想是以其人性论为基础的。在他看来 ,人天生受制于自然的本能冲动 ,受制于本能欲望、自然情感的支配 ,因此 ,必须对人的消费欲望持肯定态度。在消费的目的上 ,休谟主张消费应有利于促进人的幸福。在对人的消费行为进行道德评价时 ,他一方面坚持效用原则 ,另一方面坚持同情原则。休谟的消费道德思想蕴涵着发展市场经济的价值诉求     

论休谟的道德动机及其与道德感的关联

道德动机在休谟的道德哲学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他将道德动机视为判定某一行为是否为德的必要条件。休谟坚持以情感为根据,将道德动机理解为激发人们做出德行的原因或理由,是心灵中一种具有推动性的情感。通过考察,我们发现休谟的道德动机包含了客观性、社会实践性和社会现象性等固有属性,共同激发人们做出德行。更关键的是,这些固有属性还能一定程度地弱化休谟通过情感为道德奠基的主观性,使道德判断的结果呈现出客观性和普遍性的倾向,这也是休谟追求道德哲学科学化的努力尝试。     

论经济的道德

经济道德服从市场的道德理性道德理性是指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讲道德的理念、意识和自觉性程度。在经济的内部市场,道德是供给者的道德—公平公正的道德,道德理性是计划管理者的理性—政府的理性、服从政治的理性;在经济的外部市场,道德是供求双方的道德—搏奕竞争的道德,道德理性是经济社会的理性—生产与消费的理性、服从买方需求的理性。经济道德有着两层涵义：一是经济理性人在经济活动中以自身的道德水准为参量来评估经济效率,用自身的道德修养来分配和使用已获得的效益,这就是讲道德的经济;二是道德理性人在社会活动中以经…     

休谟的道德情感论及其现实意义

十八世纪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以自然主义态度对道德情感进行了深刻的研究,标志着西方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重大转向。他认为,情感源于原始的苦乐感觉,情感和道德以苦乐感觉为共有内核,道德借助于情感得以表达,并提出了现实道德生活中的同情原则。休谟的道德情感论无论对于我们目前的道德研究,还是对于现实的道德教育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道德形而上主义与人文精神的资源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文学、道德与知识分子的良知及使命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论科技的道德规约

在科技为万物＂立法＂的普遍理性价值指导之下,社会生产力和人对自然界的认识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提升,但是,科技＂立法＂者形象无论从认识论还是从逻辑上都无法使自己披上合法的外衣,对万物＂非法＂的统治直接导致了人类自身的迷失,建立一种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之不可思议的广阔范围内来衡量科技行动结果的道德规约体系是刻不容缓的。     

休谟情感主义伦理学的道德哲学解读

在休谟的道德世界中,情感代替理性成为道德评判和道德原则的主宰,扭转了古代伦理学的理性思维,开启了自我的情感世界。休谟认为,道德的区别来源于情感,这种道德情感,对自我而言,实则是一种基于苦乐感而来的特殊情感。同时,借助于人性中共有的同情感,个体自我的道德情感与他人相互传递、产生共鸣,普遍的道德基础和原则得以确立。重新审视休谟理论的情感特质,不仅可以展现他对丰富和发展西方德性论道德哲学形态做出的独特贡献,也能反思当下人们为解决现代道德危机所提出的“非此即彼”的僵固思维模式。     

论科学与道德交融的人性基础及历史意义

人有三重性,即人的物性、理性和神性,它们代表了人三种不同的生命欲求和存在力量。在此等力量的作用下,人生承载着肉体与灵魂、必然与自由两大矛盾的对抗。科学和道德的存在理由,来自于人的理性协调人生矛盾、叩问生命自由的需要。面对当今人被"物化"的严峻现实,人性需要新的启蒙,理性需要新的觉醒。为此,我们应加强科学与道德的理性交融和文化对话,促进科学的人文重建和理性的人本复归。     

道德形而上缺失与"五四"新文学创作的世俗化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道德形而上主义"之争与文学的两难选择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百年中国新文学的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问题争鸣(续三)对启蒙与道德的误读及歪曲

何中华以"启蒙、道德与文学"为题,试图对三者之间的关系寻求一种新的可能的解释.他认为,只有超越理性的信仰和超越自然律约束的积极自由,才能为道德提供内在理由,从而使其成为可能.历史与道德的分裂既造成了文学选择永恒的两难处境,也是文学成就自身伟大的根据之所在.徐仲佳认为,近来围绕着启蒙哲学中的道德形而上主义所展开的论争显示出两个焦点一个是形式上的,即道德形而上学如何可能;一个是原则上的,即道德形而上学的原则是自律的还是他律的.这是启蒙哲学的基点,也是我们文化重建的坚实理论基础.张中锋则对这场论争的始作俑者所持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张光芒对诸如启蒙、教育、形而上等概念的理解存在着偏差;并指出"启蒙"不等于"教育","道德"也不能"形而上".     

百年中国新文学的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问题争鸣(续三)启蒙、道德与文学--一种可能的解释

何中华以"启蒙、道德与文学"为题,试图对三者之间的关系寻求一种新的可能的解释.他认为,只有超越理性的信仰和超越自然律约束的积极自由,才能为道德提供内在理由,从而使其成为可能.历史与道德的分裂既造成了文学选择永恒的两难处境,也是文学成就自身伟大的根据之所在.徐仲佳认为,近来围绕着启蒙哲学中的道德形而上主义所展开的论争显示出两个焦点一个是形式上的,即道德形而上学如何可能;一个是原则上的,即道德形而上学的原则是自律的还是他律的.这是启蒙哲学的基点,也是我们文化重建的坚实理论基础.张中锋则对这场论争的始作俑者所持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张光芒对诸如启蒙、教育、形而上等概念的理解存在着偏差;并指出"启蒙"不等于"教育","道德"也不能"形而上".     

论价值情感主义

价值情感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世界观的现代转换、人的生存方式的现代位移以及启蒙运动论证道德合理性的失败导致了价值情感主义的产生。它拓展了价值哲学的研究领域,提示了价值哲学研究的内部困境;促进了个人自由。但它的实质是价值相对主义,它否定了价值的客观性、普遍性、一致性、确定性和非个人性,使道德评价和判断已全然失去统一性,并带来道德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