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建设中土地征收的相关问题

土地征收关系到农民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因土地征收而引发的民事纠纷逐年增加。究其原因,赔偿制度的不合理、法制的不健全、失地农民就业难和农民思想的转变难是引发土地纠纷的主要原因。所以在城镇化建设中,要实现农民向市民角色的转换,必须解决好土地征收问题,进一步完善土地法律制度并做好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为中国农村的长治久安和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权利保障视野下的城镇化建设探析

城镇化可以拉动内需,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为农业走向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创造条件,意义重大.但城镇化同时也面临着诸多严峻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土地财政格局下有可能被扭曲成“房地产化”,成为地方政府强拆的借口.必须警惕借城镇化打农民土地的主意,警惕实践中演变成一种运动.城镇化建设应当是一个自然演进的系统化工程,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必须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权;必须保障农民平等的享有市民的权利;必须保障农民的救济权.城镇化过程中,政府主要任务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创建法治政府,搭建要素市场平台,解除约束农民进城的制度性束缚.城镇化的具体过程应交给市场主体,由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来用脚投票作选择.     

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地方立法:现状、经验与发展——以湖北省为考察重点

农民土地权益保护是农民权益保护的主要内容,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农民土地权益保护需要立足法治化路径,农民土地权益保护地方性立法是农民土地权益保护法治化路径的重要部分。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地方立法经验,主要体现为贯彻上位法、凸显地域性,过程民主化、内容创新性,适应客观需求、体现探索性。农民土地权益保护地方性立法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未来的地方立法将完善体系化、减少分散化,创新区域立法协同性、降低立法成本,注重法律清理、防止法规冲突,回归人本性、防止唯地化。     

城镇化进程中政府的土地经营困境及其调适

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土地产权主体的虚位与政府运行的不规范,是造成土地经营困境的根源。在资源约束与利益驱动下,政府在土地经营中规避了国家的土地管理政策,通过对土地征用程序的掌握,来控制土地收益的分配规则和过程,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权利,加剧了各方主体围绕土地而引发的利益冲突。要调适政府的土地经营行为,应从产权改革与政权建设两方面入手:通过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完善农村土地集体的所有权权能,真正还地权于民;通过政权建设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府利益的约束机制,建立以市场为核心调整和平衡各主体利益的体制,使各方共享土地交易的福利。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制度创新:苏州经验与借鉴

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必须解决好其瓶颈问题。苏州通过推进"三集中"、"三置换"和"三大合作",实现土地制度创新,优化土地资源配置。这一做法创新了产权制度、农村土地使用制度,以及以市场化配置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苏州土地制度创新的经验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即土地制度创新应将保障农民的基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根本目的,坚持以土地制度为核心的体制机制整体创新,坚持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的原则,采取行政手段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方式来推进,坚持农业现代化。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中国土地制度变革（下）

中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土地制度变革,必须着力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要素市场,完善土地使用者产权制度,健全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制度,完善土地资产监管体制,加强和改善土地宏观调控,明确国有土地免费续期、永续使用,赋予集体土地使用权同等市场地位,以稳定市场预期,促进土地要素有序流转和高效利用;基于现代国家治理完善土地财税体制,加快推动开征房地产税,规范政府土地出让收支和土地相关债务管理;推动土地财政转型,建立持续稳定的以税收为主体的地方财政收入来源。通过统筹土地、财税等领域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满足城镇化融资需求的同时,合理调节土地收益分配,有效防控财政经济风险,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实施城镇化战略: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任务。实施城镇化战略有利于减轻农村就业压力,提高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有利于扩大农产品需求总量,促进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也有利于农业、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应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解决"三农"问题,要积极发展城镇第二、三产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降低和消除农民进城门坎,注意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建立合理的农地流转制度;正确处理城镇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把重点放在发展小城镇和中小城市上,走多元化的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空心化的治理

农村"空心化"是指农村的各项事业出现停滞甚至萎缩的现象,表现在土地、人口、地理空间和"软"环境等方面。其产生原因有:城镇收入高于农村收入的拉力、农村劳动力过剩的推力,使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城镇;户籍制度限制、农民融入城市的艰辛,使农民难以割舍与土地的联系。治理农村"空心化"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升城市综合经济实力,为农民进城提供稳定的就业环境;推动农村经济走产业化之路,拓展农村就业空间;培养有知识的新型农民;合理规划布局,建设美丽"村镇"。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中国土地制度变革(上)

土地制度变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改革,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撑。巨型社会和大国治理模式、单一体制和垂直控制机制、土地公有和双轨运行的所有体制、政府引导的快速城镇化进程等,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土地制度变革的现实基础和基本依据。当前土地制度和管理实践中存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的处分不明确、集体土地使用者的产权地位不平等、土地和房产的税制结构不尽合理、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等问题,应当遵循"完善土地要素市场和加强土地资源、资产、调控管理"的"一体三维"框架,协调有序推进土地制度变革。     

农民工半城镇化问题的多维审视

农民工半城镇化作为我国当前亟需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其影响因素集中在制度、土地、劳动力和资本4个维度。其中,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管理制度是农民工半城镇化的制度根源,导致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享受福利失衡;农村土地的财产功能和保障功能强化了农民工对土地的依赖,土地的财政功能加剧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文化程度偏低和职业技能匮乏使农民工难以在城镇实现稳定就业,其增长缓慢的收入水平与不断增长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在当前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背景下,对农民工半城镇化问题进行多维审视,通过保障和提高农民工的收益和工资待遇,完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多元分担机制,来解决农民工半城镇化问题。     

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缺失与保障机制研究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失地农民正在成为一支新兴的"弱势群体",由于立法、制度、政府和农民自身的原因,其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因此,应从加强立法、完善制度、转变政府角色以及提高农民自身素质等着手,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     

新型城镇化、土地财政与公共物品供给 ——基于安徽省县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新型城镇化战略,重点分析"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建设对促进公共物品供给结构优化的作用。利用2012—2019年安徽省58个县(区)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土地财政以及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结果表明: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显著提升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尤其是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随着建设进程的推进,县域新型城镇化对受土地财政影响而失衡的公共物品结构产生显著的调节效应。因此,建议持续推动县域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并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激励机制。     

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财政：两难困境与破解对策

在城镇化进程中,土地财政是由地方财政赤字、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方式与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弊端等多方面原因导致的。土地财政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持续推进,将推高房价,集聚金融风险;直接退出,将导致产业链重创,加剧城乡二元结构。只有强化中央财政的宏观管理、分离地方政府经营职能、改善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完善地方税收体系和构建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才能治理城镇化进程中土地财政进退两难的困境。     

中国城镇化与土地财政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通过建立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系统的多指标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5—2015年我国31个省市的城镇化与土地财政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其时空分异规律。研究表明:从全国层面看,我国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耦合协调关系经历了由失调衰退—过渡—协调发展三个阶段;从区域层面看,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耦合协调关系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区域内部协调度差异较小,土地财政相对于城镇化发展表现为"滞后—超前—同步"的演变特征;中部地区协调度及其内部均衡性次于东部,土地财政主要由超前型向滞后型或同步型发展;西部地区协调度最低,内部非均衡性也最显著,土地财政主要由超前型向滞后型转变。因此,我国应实行差别化的供地策略,提升城镇化水平和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减轻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以促进城镇化与土地财政协调发展。     

基于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土地资源配置机制创新

科学的土地资源配置机制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保障。针对目前城乡发展一体化中土地资源配置存在的主要困境,提出了土地资源配置机制创新对策:加大强农惠农力度,切实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改"外延扩张"为"内部挖潜",完善城镇化土地资源的配置机制;改革农村建设用地使用制度,提升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改革土地征用制度,优化人口城镇化环境,努力实现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同步;创新土地整治机制,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土地综合整治。     

土地制度安排与城镇化进程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能够推动城镇化的发展。从拉美国家的城镇化陷阱分析入手,认为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的高城镇化率、高度集中的土地问题、严重滞后的社保制度、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念等衍生出了一系列具有关联性、连续性,且难以逆转的经济、社会、环境问题,深刻影响了拉美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和持续发展,高度集中的土地制度是拉美国家陷入城镇化陷阱的重要原因。继而阐述不同时期的土地制度安排对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影响,通过对土地制度安排与城镇化关系的研究可以发现,我国的土地制度安排对跨越城镇化陷阱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比分析发现,中国走出了一条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其内涵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城乡统筹发展、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包容性增长"理念视阈下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金融制度的架构

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金融制度是消除农民权利贫困,实现"包容性增长"理念的重要举措之一.因此,在分析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金融配套制度缺失或者滞后的情况下,应尽快建立和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金融制度,并设计"四位一体"的抵押金融制度组织模式.     

土地集体制度与中国城镇化效率

Lewis两部门城市化模型理论是以西方土地私有制和完全市场化为背景建立的,其隐含结论“城市化过程总是有效率的”也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才有意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城镇化起飞阶段的国家来讲,我们是在尚未完成市场化和土地集体制度双重约束下推进城镇化的。这一独特国情条件,决定了我们讨论城镇化效率的必要性,决定了城镇化效率概念在城镇化问题研究中的基础地位。我国城镇化效率偏低乃至出现无效城市化,一个重要根源就在于农村土地集体制度。     

中西部政府主导型城镇化带来的政治经济后果

受宏观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家战略安排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演变为以“集中居住+土地流转”为内容的城镇化模式。从经济效益来看,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浪费了财政资源以及降低了农民生活水平。从政治效益来看,政府主导型城镇化导致政府合法性降低以及社会不稳定。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应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优化政府行为,走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城镇化道路。     

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世界普遍规律与国情有机结合,形成中国城市化模式: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它是完整意义上的主动式、内生型现代化的必经阶段以及第三步发展战略的科学选择;同时也是"三农"非农化转移的根本出路、城乡融合的有效载体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工程。它面临机遇和挑战。历经家庭承包制、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等四个阶段的农村城镇化,是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初级阶段。城镇化总体目标应与小康社会建设相适应,必须澄清"问题论"限制论"和"均衡论"等认识误区,并根据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对东中西三大地区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改革城镇化体系和制定科学政策,包括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劳动力市场培育、用地制度的完善、投融资新体制的建立和区划的重新调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