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京畿灾荒与祛灾仪式探析

清代统治者根据京畿治理的需要,在北京设置顺天府作为特别行政区,实施有别于地方知府的特别行政管理体制。京师及周边地区的社会治理主要围绕顺天府展开,其中,京畿地区的赈灾救济事务大部分由顺天府承担。灾荒之际,顺天府除积极赈灾之外,还通过敬神、祀神等方式缓和灾荒造成的不利影响。祛灾仪式在京畿赈灾及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国家无偿赈给到"劝谕"富民出资——唐宋国家实物救灾职能转变之考察

唐代前中期,国家赈灾多采用无偿赈给的方式.唐中叶以后,在无偿赈给之法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唐政府一方面改行有偿赈贷之法,另一方面则开始积极引导富民出资出力参与社会灾荒救济.宋代赈灾分为政府直接赈救与利用社会力量赈济两个方面.政府直接赈救,继承并发展了唐后期以来用富民之资恤救贫民之宗旨;利用社会力量赈灾,国家荒政逐渐演变为"劝分"之政,即"劝谕"富民出钱米参与灾荒救济,并表现出两个重要特点:第一,视灾伤程度与官府赈灾能力而行劝诱力度.第二,"劝分"举措的制度化与优待性特征越来越明显.若受灾地无富民或富民较少,则地方政府让富民赈灾的"劝分"之政无施展之余地.     

民国时期的赈灾启事研究——以1931年《申报》报道为例

发布赈灾启事是民国时期灾荒发生时政府和社会组织领导和参与救灾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赈灾机制中的一个必要程序.赈灾启事分为乞赈、报告、鸣谢等类型,有不同的发布主体.启事中反映出社会参与赈灾的多样化助赈方式.每个发布主体都非常讲究启事的行文、措辞和图片设计,注重启事表述的语言艺术,并表达了对社会问题的某种诉求.     

江南绅商与光绪初年山东义赈

光绪二年至五年(1876~1879)的华北大旱灾,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惨酷的奇灾大。在赈灾过程中,中外各界所表现出的社会动员及参与程度,以及救灾方法的变化都是史无前例的,其中江南绅商发挥的作用尤为显著。在灾荒发生较早的山东省,江南绅商组织了大规模的民间义赈,其赈灾经验成为后来晋、豫等省赈灾的先导和榜样。     

民国前期湖南灾荒社会原因研究

1912～1927年湖南灾荒频仍,究其社会原因,政治腐败、局势动荡、军事不断、土匪猖獗破坏了防灾赈灾机制;财政拮据、金融混乱、经济凋蔽,人们穷困削弱了御灾救灾能力;生产落后、科技停滞、人多地少、盲目垦殖加大了灾荒发生概率。     

抚按与明代灾荒救济

抚按是明中后期灾荒救济的核心力量,他们奏报灾伤,请蠲请赈;踏勘灾伤,核实灾情;受命赈灾,主持赈务;监督赈济,澄清吏治。二者职任有交叉也有分工,巡按侧重勘灾和救灾监察,巡抚侧重报灾和领导赈灾,共同推动了灾荒救济的进行,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因执行救灾程序的机械化及抚按自身的贪腐和不为,也严重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     

我国古代对冲自然灾害风险的"荒政"探析

荒政作为中国古代应对自然灾害的政府行为,包涵着丰富的原始风险意识.而从认识灾害的规律、以平籴法应对灾荒,到设常平仓自觉地转移、分摊灾荒风险,再到仓储的多元化、养恤的互保化和救灾的预案化,中国古代荒政逐渐成熟的过程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应对自然灾害的风险管理的大致轮廓.     

李提摩太在"丁戊奇荒"时期的赈灾活动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积极参与"丁戊奇荒"赈灾.在他看来,赈灾是手段,传教才是最终目的.他提出根除灾荒的开矿、修路等理念,实质是传播西方文明.他的赈灾行为,直接使灾民受益,赢得了灾民的尊敬.他亲临实地的灾情报告警醒了《申报》,在《申报》的报道中,李提摩太等西方人成为赈灾的榜样.他救灾的善举得到了清朝官员的承认与支持.日后李提摩太之所以能够广泛涉足中国政治,与他赈灾获得的社会声望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地方社会捐赈——以《余姚捐赈事宜》为中心

中国是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救灾度荒历来是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捐赈是民间捐助国家进行赈灾的一种主要手段。本文以《余姚捐赈事宜》为中心,通过对清代乾隆末期浙江余姚的一次灾荒后捐赈的解读,探讨中国古代捐赈组织、实施及成效,政府、地方士绅在捐赈实施中的作用,他们为何支持捐赈。     

晚清时期山东的“丁戊奇荒”及其救济

光绪元年(1875)至光绪四年,华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史称"丁戊奇荒"。山东地区在此次特大旱灾中首当其冲。灾荒形成的原因,从自然角度来说,当时全球发生了较强的ENSO事件,且山东地形较为复杂;从社会角度来说,吏治腐败而又"民鲜盖藏"是两个主要方面。灾荒给山东社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农作物严重歉收,粮价飞涨;部分百姓迁徙他乡,大量人口死亡。面对严重灾情,作为传统社会赈灾主体的中央政府及山东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江南士绅和外国传教士在赈济中所起的作用也十分突出。     

广西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研究

当前,面对广西应对气候变化所面临的挑战,广西区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法律应对措施,但是还存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主要还处在政策阶段、缺乏专门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应对气候变化的管理体制不完善等问题。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广西应重点解决资金、体制机制、能力建设等问题,从立法的模式和层级、立法的内容等方面加强立法。     

民国时期太湖流域民间义赈研究

民国时期太湖流域自然灾害频发。政府应对灾害的力量是有限的,民间义赈迅速发展,在灾害发生后所发挥的作用与政府并驾齐驱,甚至是已经超于政府之上。由此,我国实现了赈灾由荒政向义赈的转型。     

明代荒政简论

所谓荒政,即指救荒政策。它是政府对自然威胁(包括水旱蝗等自然灾害)所采取的一套预防。治理和补救的政策行为。对于救荒史的研究,解放以来。史学界没有给予重视。事实上,研究灾荒史,对于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农民战争史,经济史、社会史确实有着一定的意义。因为在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天灾往往是人祸的前奏,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幕后操纵者。本文就明代的荒政问题作些探讨,冀在引起史学界同仁的注意,把灾荒社会病态史的研究引向深入。     

明、清、民国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备荒赈灾考述

明、清、民国时期,黄河上游地区自然灾害较多,对社会稳定形成威胁。各级政府沿袭前代做法,较重视储粮备荒、减免赋役,同时,还采取措施进行赈济,本文对赈济灾荒过程中的勘报灾情、临灾赈济、恤政机构、以工代赈等措施及其演变作了探讨。那时虽有备荒赈灾制度,但遇灾歉后百姓流离失所、卖儿鬻女、吃草根树皮咽观音土甚至"人相食"的事例仍多有发生。     

《周礼》备荒救灾思想浅论

《周礼》中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备荒、抗灾、救灾思想,其主要措施有储粮备荒、禳天弭灾、节财省用、减赋免役、调粟赈民等。救荒赈灾的费用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同时,积极鼓励邻里互助,共度灾荒。     

新中国成立初期灾荒中的民众与地方政府互动——以1953年河南省内乡县春荒为例

在接连遭遇了水灾、旱灾以及虫灾等诸多灾害后,1953年4月,河南省内乡县境内再次遭受霜灾和旱灾,庄稼严重受损,粮荒问题严峻。时值新旧社会交替之际,面对一系列不同于过去的意识形态和治理方式,民众和地方政府对灾荒的解释和应对也势必受到影响。     

明、清、民国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备荒赈灾考述

明、清、民国时期，黄河上游地区自然灾害较多，对社会稳定形成威胁。各级政府沿袭前代做法，较重视储粮备荒、减免赋役，同时，还采取措施进行赈济，本文对赈济灾荒过程中的勘报灾情、临灾赈济、恤政机构、以工代赈等措施及其演变作了探讨。那时虽有备荒赈灾制度，但遇灾歉后百姓流离失所、卖儿鬻女、吃草根树皮咽观音土甚至“人相食”的事例仍多有发生。     

试论明清人口迁移的特点

在中国这个传统的安土重迁的国度内,过去历朝的人口流动,或因战争、或因灾荒,或因任官,或因政府的政策,几乎都带有强制性质,并且显示出明显的突发性。于是,移民或意味着政治统治的动荡,或意味着新统治者的励精图治,而时至明清,人口流动较过去却显示出自己的时代特征。一、政府鼓励与移民自愿相结合如果说朱元璋时移民尚采取徙富政策,徙苏、松、杭、嘉、湖民于凤阳,尚采取“由狭乡至宽乡”的政策,徙山西泽潞之民于河北,都包含了政府明显的政治经济意图,因而都带有明显的强制性的话,那么在朱元璋以后的时代里移民便渐渐地渗入…     

论儒家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救灾理念的主导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 ,面临自然灾害频繁和灾情空前严重的严峻形势 ,统治者在统治思想上承袭了两汉儒学“以经治国”的政府管理思想余绪 ,故其时政府应对自然灾害 ,主要以儒家荒政学说的理论为指导 ,灾荒救治政策措施具有明显的儒学化色彩。     

陕甘宁边区的匪患治理与社会整合

陕甘宁边区土匪的产生发展,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根源.政治动荡、吏治腐败、灾荒频繁以及会党横行等都导致土匪的大量滋生.抗战爆发后,国共党争的加剧,日伪的渗透,促使政治土匪日益猖獗.边区土匪对民主政权和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边区政府对匪患采取打击、利用和改造的综合治理政策,通过有效的社会整合,消除了土匪生存的社会土壤,实现了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和生产发展,取得了剿匪的巨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