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区自治

急剧走近的“社区自治” ,既是一个热点实践问题 ,又是一个焦点理论问题。自治是一切社会组织的生命线 ;而专门机构、专政机关则是国家的根本维系。社区的出现远远早于国家 ,并将在国家消亡后长期存在下去。它是社会的物质外壳与载体 ;社会则是社区的内容和本质。社区既然属于社会范畴 ,不讲自治 ,就没有生机和活力。我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委会和村委会覆盖了全国每一个基层社区和每一个公民 ,应当以其为主要阵地 ,以“直选”为突破口 ,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全面搞好社区工作。各级政权机关 ,兼任社会组织和国家机构双重角色 ,在充分发挥其专政功能的同时 ,尤其要全力体现其高层次自治组织的管理、协调功能 ,使我国全部社区进入健康、高速、稳定发展的统一程序。     

关于村民自治的若干思考

要解决我国的村民自治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 ,就必须从抓好村委会选举工作入手 ,正确处理“两委”关系 ,理顺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关系 ,并在《村组法》的指导下 ,强化法制建设。     

回归自治：村民自治的新发展与新问题

随着新世纪以来农村社会的发展变迁,以行政村为单元实施村民自治的通行做法陷入了日渐明显的困境,表现为行政村规模普遍较大,自治困难;行政村村委会行政色彩浓厚,自治能力弱;行政村层面自治,村民认同感不强,自治效果不佳等。对此,近年来一些地方创新乡村治理机制,作了将村民自治重心下沉的探索和实践,影响较大的有广东清远市的自然村自治模式、湖北秭归县的村落自治模式、广西河池市的屯级党群共治模式、广西贵港市的“一组两会”模式、广西融水县的“五会屯治”模式等五种模式,使村民自治获得了新的发展,对村民自治由制度到实践、由悬空到落地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无论是清远模式还是其他四种模式,都引发了一些新问题,需要引起地方实践部门重视并立即着手解决,以推进这一改革的发展。     

社区自治研究网开通

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社区自治研究中心主办的社区自治研究网（www．cnshequ．com），已于2007年6月21日正式开通。该网站以探讨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的理论与实践为主旨，目前开设“最新业内动态”“社区自治理论”“社区自治实践”“业主维权论坛”“物权法律法规”“物业判例汇纂”等专栏．力求成为汉语学术界关于社区自治研究的权威性网络学术平台。     

城市社区自治研究综述

以往社区自治研究取得的理论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体制改革及其带来的客观后果是社区自治的第一推力;社区自治存在有政府主导型、合作型和自治型等三种治理模式;居委会组织架构的制度设计主要采取“议行分离”体制;居委会和党支部之间是相互支持、合作协商关系;合理界定政府与社区的权力边界是社区自治的关键等。     

社区“微自治”的两种逻辑及其优化路径——基于苏州市S街道的案例分析

社区“微自治”作为一种微单元内的精细化治理模式,是对社区治理的延伸与发展。苏州市高新区S街道在推进社区“微自治”过程中分别采用了居委会主导(行政逻辑)与社会组织主导(自治逻辑)两种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国家创制社会与国家培育社会两种不同的治理意图,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效果。与此同时,社区“微自治”也出现了异化效应：如治理精细化导致社区居委会结构“复杂化”,指标驱使导致社会组织“形式化”,社区精英主导导致治理“寡头化”,多元利益掣肘导致力量“离散化”。社区“微自治”不同效果及异化效应揭示了行动结构与功能输出之间的因果性关联。因而,需要从体制、机制层面,优化社区“微自治”的运行环境,提升其治理效果。     

城市边缘地带“村改居”后的“村民自治”研究——基于济南市的调查

“村改居”后的社区,是按照“居民自治”的规则治理,还是按照“村民自治”的规则治理,是我国城市边缘地带“村改居”后的社区治理普遍面临的难题。本文探讨了“村改居”后的社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按“村民自治”规则治理的合理性;分析了“村改居”后按“村民自治”规则治理面临的诸多难题;提出了政策建议:将“村改居”社区纳入城市社区建设视野,并作为社区建设的突破点和创新点;逐步将社区居民委员会与社区企业及有关经营开发行为分开,将社区的公共事务管理和社区企业经营分离;完善有关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一套具有起、承、转、合功能的基层社会自治基本法规体系。     

和谐社区建设中的居民自治问题初探

在和谐社区建设上,要把扩大社区民主、完善居民自治、增强基层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合力作为根本环节。只有创新社区组织管理体制,把社区的政治资源加以整合,构建一种高效、民主的社区组织管理体系,才能积极推进社区居民自治,为建设和谐社区创造条件。文章提出了在社区组织管理体系中设立“一个核心、一个大会、三个机构”。这个“议行分设”的新体制,能够更充分、更直接地发挥表达公众利益、维护社会公益、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作用;它体现了社区管理模式的创新,使社区自治组织更加健全,自治功能更加完善,必将推进社区居民自治的进程。     

村民自治中乡村关系的两种不良倾向分析

现阶段的村民自治 ,在乡镇基层政府和村委会的权力关系上 ,存在着“过度自治化”和“附属行政化”两种不良倾向。它们的出现 ,有着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     

城市社区自治模式的结构创新：由社区议事局生发

社区自治在与政府管理层级及社区内部各类组织的权力和权利博弈中遇到了纵向与横向的困境。南京市白下区的实证调查中表明,提升社区自治水平应首先从改造社区内部权力结构与议事规则出发,并首创性地提出建立“社区议事局”这一新型社区组织结构,以期寻找一条自上而下的政府行政管理与自下而上的社区自治有效互动的新途径。     

村民自治：基层民主之路

村民自治是村民选举村委会依法民主管理本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农村社区制度。村民自治制度是新时期思想解放、经济改革和治理体制相应调整的产物。它不仅具有重要的民主政治意义,而且显示着民主化路径实际选择的重要价值。     

规模适度:居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组织基础

居民自治的有效实现有赖于适度的组织规模。当前以社区居委会为核心的居民自治造成自治单元规模过大,居民自治的直接性、群众性难以实现,进而降低了居民自治的效率、效能和效力。因此,寻找适度的组织规模是推进居民自治有效实现的关键和基础。当前涌现出的院落自治、楼栋自治都是对规模适度的探索,这些探索为我们推进居民自治的有效实现指明了方向,即在推进社区自治的同时,将自治单元进一步下沉,大力培育社区以及小区等社会自组织。     

社区自治:城市社会基层民主的复归与张扬

社区自治是党领导社区居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一种基层民主形式。我国居民委员会的发展历程经由了一个从自治组织到“准政府”组织再到自治组织的复归与张扬之过程 ,而构筑社区自治内部制度保障的关键在于大力推进社区自治组织架构的创新 ,目前社区自治组织架构的创新呈现了从“议行合一”体制向“议行分离”体制转换的趋势 ,且“议行分离”体制下社区自治组织架构在实践中诞生了实体型和虚体型两种发展模式 ,其目标指向都是社区自治 ;构筑社区自治外部制度保障的关键在于在城市基层政府与城市社区之间建立起一种委托—代理式契约关系。     

城郊结合部和谐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居民自治对策研究

近年来,随着城郊结合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郊结合部社区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在构建和谐社区过程中,仍存在对社区建设的认识问题、资金问题、选举问题、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以及和社区内的企事业单位的关系问题等。解决城郊结合部社区自治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对策为:提高对社区居民自治建设的认识,明确社区居民自治的定位,探索社区居民自治的路子,完善社区居民自治的选举制度,健全社区居民自治的财力筹集机制,理顺社区内外关系,优化社区干部队伍建设。     

城乡统筹中村民自治的异化现象与对策

城乡统筹,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中的重中之重是村民自治问题。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可见,目前村民自治中存在着急需关注的四个异化现象: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法定关系形式化、村委会的“自治”地位被矮化、村务公开空心化和村民会议虚置化。我们只有采取相应的对策才能有效防止这种异化现象的发生。     

村民自治与村民委员会——兼论依法治国战略在农村的贯彻实施

本文在阐明村民自治与村民委员会(村委会)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搞好村委会建设是村民自治的基本内容,也是依法治村的关键,并以此为基点,论述了村委会的建设与发展,透析了村委会与乡镇政府、基层党支部和农民等方面的关系。     

论社区自治中的信任

20世纪60年代,自从联合国倡导世界各国关注和促进社区建设以来,社区建设已经成为理论探讨和实践安排的重要课题.由于社区是一种新近生成的社会生活形态,因而,社区的治理也具有新的特征,它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新型的社区自治形态.社区自治的基础是信任,然而,对信任的一般性认识却无法对社区自治提供支持.因而,提出了什么样的信任才能成为社区自治基础的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张康之教授关于信任类型的划分为我们提供了启发.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单元重构——兼对“自治单元下沉”论的反思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点之一,新时代的居民自治面临自治单元转换和重构的议题.社区作为自治单元的传统做法难以有效开展自治,自治单元下沉不一定能够实现自治,还面临着与法律制度的冲突.以社区社团为自治单元,一方面能够酝酿社会资本,再造公共空间,促进居民组织化参与,使居民自我行动起来;另一方面构建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团的法团主义模式,三者相互支持,可以在现行法律和制度框架内实现自治与行政的耦合.这一变革构建了网络化、扁平化的自治结构,既具有现代化的自治导向,又可以维系国家在基层的权威.     

重新认识村民自治的政治意义

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普遍实施20多年来,正在、并且将不断地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影响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村委会干部直选对选举制度的影响;村民自治后的乡村关系对中国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的影响;村级党组织“两票制”对党内民主的影响。可以预见,村民自治的实践和创新将会对中国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     

和谐视角的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

当下村民自治因较多依赖国家供给,忽视了农村内生秩序,从而产生诸多困境。为走出困境,应“唤醒”农村自治元素,整合农村自治资源。推动农村内生机制的构建,并以此重构农村内生秩序。农村社区建设是一条可承载建构农村内生秩序的路径。它所着力建构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一方面旨在培育国家制度供给在农村实施的土壤,另一方面则契合了村民自治由内向外、外力辅助的发展规律,可为村民自治奠定厚实的社会基础。顺应上述思路,农村社区建设须关注两个方面：一是由组织农民向农民自我组织转变,二是要重新认识基层政府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定位及村民自治组织基本职能的转变。如此,才能走出传统国家供给的误区,与村民自治协调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