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红色经典的意义

一个时代的文学,一定会有在观念上甚至文体方面的基本取向,以致构成该时代的主潮文学和主潮性文体.三十年代中国文学就其主流部分而言,文学都是作为工具的存在而服膺于政治使命.左翼文学以其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和政治化倾向显现出与"五四"文学截然不同的品格.如果说,"五四"是人的自觉和文学的自觉的时代,三十年代是阶级的觉醒和政治意识觉醒的时代."五四"文学主潮是人的文学、三十年代文学主潮则是阶级的文学求救治化的文学.由此也决定了左翼作家进行创作时,社会阶级分析和政治判断被当成了创作的前提,以革命的功利主义去看待文艺,倾向于将文艺完全意识形成化.于是,政治式写作便诞生了.     

大众语的处境和命运——20世纪30年代“大众语文运动”失败的原因分析

一般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语文运动"是成功的.本文以重回文学历史现场的态度,通过史实的考证与分析,我们认为,相对于"五四"白话文而言,大众语是一种纯工具性的、单一而封闭的、反文学性的阶级话语,它剥离了"五四"文学的现代传统,回归到"载道的"古典文学传统,试图创造出另一个"新文学运动"范式.大众语在延续"五四"文学新传统,张扬文学现代性、以及进行复杂独特的文学实践等方面显露出思维的偏至,理论的激进、创作的粗浅等弊端,总体上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在于一是在处理传统与激进、阶级性与现代性关系上的失衡;二是理论倡导者与接受者没能实现兼顾与统一.     

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与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

从社会史视角考量,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集中表现为"主义"崛起、"社团"兴起、"阶级"奋起和"革命"涌起并呈现激进化的演进态势,与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主义"的崛起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准备思想条件,"社团"的兴起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提供组织支撑,"阶级"的奋起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激发民众意识,"革命"的涌起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营造政治氛围等.换言之,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的演进与激进化态势及其话语体系的诸多层面.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提供了重要条件和准备.     

土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以丁玲及《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为中心

土地改革中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成效显著.这一运动的效果,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有所反映,作家通过对知识分子形象的贬低批判和他者化,完成了将意识形态所定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内化的思想改造,"成功"地将自己身上的"知识分子气"剥离出去.而恰是因为这种知识分子叙事的"去知识化"的追求过甚,限制了土改叙事的高度与成就.     

鲁迅与胡适语言观念的差异及意义

胡适的语言观对"五四"白话文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胡适从一个学者和启蒙者的立场出发,更强调满足社会现代性需求,因此他以文学名义发动的语言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学对语言的特殊要求;而鲁迅则既从启蒙者也从作家的角度看待这个变革,因此他的文学观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学对语言的要求。从鲁迅与胡适的比较中正好能够看到胡适白话文理论的某种缺损与不足。     

话语的革命与颠覆:对“工农兵文艺”思想的考察

继五四新文学运动提出"人的文学"之后,进入革命战争与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树立了"人民的文学"的视野,尤其是"工农兵文艺"成为文学创作的政策与指导思想之后,"工农兵文学"创作日益演变成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形式,在政治意识形态设计、导演下的"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文学运动,最终成为新兴政权重塑社会阶层结构的政治实践,同时成为新兴政权演绎社会革命合法性的一场辅助性的话语实践。     

误解科学与错失法治:“五四”运动的两大缺陷

尽管"五四"运动功不可没,但也存在严重缺陷。"五四"运动没有认识到科学首先是一种知识生产方式,其次才是具体的知识;科学与技术不同;科学不仅是一种精神和态度,更是一种技术和能力。更为严重的是,"五四"运动几乎完全无视法治的重要价值。"五四"人物没有认识到可控性这一因素,重实质正义、轻程序正义,仍陷于古代的重人治、轻法治的窠臼。我们今天既要继承"五四",也要反思"五四",批判其不足,才能超越"五四",也才能实现"五四"的初心。     

论近代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的共同价值取向及相互关系

近代的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都基于知识分子深刻的现代性焦虑。语言变革追求言文合一、追求语言的当下交际效果、强调普通民众语言文字学习的权利,这与小说代替诗文成为文学的核心、文学把一般民众设定为自己的读者,具有同样的进步意义。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两个领域的变革则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文学变革的成功最终离不开语言变革,语言变革的成功同样离不开文学变革。     

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近年来关于思想启蒙的图书扫描

思想启蒙是中国艰难步入现代化道路的重要课题.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担负起思想启蒙的重任,通过怀疑、叛逆、批判、呐喊唤醒民众,推动社会改造、文化革新.     

1930:鲁迅的都市写作及其对“假知识阶级”的批判

1930年代是鲁迅以上海都市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写作与其"反抗绝望"的精神文本交相辉映的历史时期。五四退潮后,作为20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启蒙主义者,鲁迅一方面咀嚼着旧战场悬置而来的"孤独"和"寂寞",另一方面,随着对种种反五四现象及其精神余留的批判,鲁迅将一度作为启蒙主体的知识阶层一并纳入了启蒙的视野,着力表现一些"假知识阶级"的知识分子"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鲁迅的都市写作构成了对五四时代启蒙主义思潮的延续和持守,也构成了鲁迅1930年代文化批判新的思想质素。在1930年代的杂文中,鲁迅写出了沪上文人对物质的依赖关系,对权门的仰仗和傾慕,写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异化状态,对种种"伪士"、"商定文豪"、"做戏的虚无党"、"革命小贩"等"假知识分子"现象给予了毫不留情的讽刺和批判,揭露了他们作伪的本质和无力感。"假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是"伪"与"骗",这是人性堕落、文化堕落的根源。     

论"启蒙"作为"主义"与现代文学的缺失

在中国,启蒙的意义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字面上的望文生义、西方思想来源、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语境中的重新生成.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种启蒙运动,那么,"五四"新文学运动总体上也可以说是启蒙主义文学.科学,民主,自由,个人权利,改造国民性,开启民智,反封建,富国强兵等,这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和任务,也是新文学运动的目标和任务.所谓"人的文学",这不过是新文化运动"立人"主题在文学上的一种演绎.对于现代文学来说,启蒙是绝对必要的,但启蒙被强调到极致,变成为一种"主义"的时候,就会物极必反,从而造成了现代文学的缺陷.归纳起来,启蒙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重思想轻文学,思想压倒文学;二是重文学的社会功利目的,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认识作用,而轻视文学的审美娱乐作用,压抑文学的审美性、娱乐性和消闲性.     

赵树理·张爱玲·五四文学传统·民间立场

在五四文学传统视野中的赵树理和张爱玲,赵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是:(一)对启蒙(救亡)立场的传承;(二)艺术形式方面的民粹立场,则绕过或远离了五四文学创作传统的主流。张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则表现为:(一)基本上排斥和放弃了五四知识分子(作家)的启蒙立场;(二)呈现出一种反“现代”的态势;(三)艺术形式上既吸取了中国传统小说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又广泛借鉴了西方的意识流和心理分析等艺术手法,形成了一种新“传奇”体小说。另外在民间理论的观照下赵树理和张爱玲创作中的民间立场及其形态得到了呈现。     

重审"五四"白话文学理论

在语言作为思想本体的层面上,现代白话与古代白话有质的区别。"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发起者们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现代白话的现代思想性质,他们关于提倡白话和废除文言的理由并不具有根本性,他们是在语言工具的意义上发动新文学运动的,但却意外地导致了思想革命。"五四"白话文学运动从根本上不同于晚清白话文运动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众语文运动。     

试论五四文学语言的欧化白话现象

不同时期对于五四文学语言欧化白话现象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对五四文学语言的看法。无论理论倡导,还是作品语言,欧化白话现象与五四文学语言建构都有着内在密切的联系,形成了五四文学语言最为显著的外部特征。欧化白话现象的五四文学语言以强大的话语力量,"决裂式"带来了中国文学价值体系与精神特质的现代重构,开拓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现代诗性空间,直接表明了中国文学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     

"大众语":五四白话文精英色彩的祛除——对1934年大众语问题讨论的一个观察侧面

20世纪30年代是"大众的崛起"的时期,民族危亡形势赋予大众更大的历史责任,而要使大众明确自身的历史重任,就必须让他们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这个基本要求,五四并没有让他们达到。不仅如此,五四的半文半白的"欧化"白话文,比文言文还要难懂难学。因此,这场俗话运动就从五四的"洋买办白话"开始了。左翼语文家对于五四白话文的不满是它的水准远远高于底层大众的接受能力。白话文没有走向大众,仍然是"少数人"的语言,因此,必须祛除其精英色彩,建立大众语。大众语必须为大众所完全熟悉,必须满足大众"说"、"听"、"看"、"写"四项标准。论争中,有些论者注意到了大众语的多元特性,主张根据大众的需要,从普通话里、从白话文里吸收尽可能多的养分。大众语讨论的结果,是知识分子必须抛弃自己语言观上的精英意识,向大众、向大众语做无限靠拢。     

论葛兰西的知识道德集团理论及现实意义

葛兰西提出,无产阶级要获得文化领导权的关键是培育和形成自己阶级的知识道德集团.知识道德集团是知识分子的智识和普通人的道德相结合的集团,它强调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结合的重要性,集中体现了葛兰西深厚的伦理关怀和底层情结,具有鲜明的实践和操作性特征.知识道德集团对于当代中国的启迪和借鉴意义在于,农民、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如何再造出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以拓展他们对现实历史进程的影响力.     

论五四时期的民粹主义

中国近代存在着浓厚的民粹主义倾向,并在五四时期得到集中体现。五四时期的民粹主义,除了揭露资本主义罪恶并主张中国走非资本主义前途外,主要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劳动主义的兴起及对劳动、劳工的推崇;二是平民主义思潮兴起及对民众力量的重视;三是呼吁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民间去;四是对知识及知识分子的贬低,反智主义萌动。民粹主义倾向与启蒙主义的内在冲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其逐渐偏离了启蒙轨道,走向了后五四时代的平民主义激进之路。     

百年回眸:“五四”双重气质再寻绎——以文艺复兴与文化启蒙两大谱系为主体的“运动”解析

回首百年"五四",需从其"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双重气质说起。置于历史时代背景之下,从"文艺"和"启蒙"双重维度审视新文化运动的起伏、颉颃、变奏,可以清晰把握其"来龙"与"去脉"。以"文学"作为共执的支点,胡适"改良"的谦和、不确定性与陈独秀"革命"之坚定无比、彻底决绝正是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气质的根本差异。"问题与主义"之争、"自由与解放"之争、"提高与普及"之争等都是胡适与陈独秀等《新青年》同仁对于"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不同拣择与流布,是"复兴"与"运动"的分理。最终在中国语境下,新一代知识分子纷纷从书斋中走出,与工农大众为伍,"运动"以强劲态势压倒"复兴"。从双重气质到单一气质,由复调到单调,"五四"经历了由乐章到华章之血与火的历练。     

“科学主义”影响下的五四文学

"科学"(赛先生)是五四运动重要的旗帜之一,由于特殊的社会与时代背景,当时的"科学"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意义与功用,具体化为"科学万能"的信念,使得"科学"走向了"科学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文学观念、文学创作实践和价值评判的重要标准。借此标准,五四新文学家们完成了从传统的旧文艺观向新文艺观的转换,并在"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显现弊端时以"自然主义"进行丰富与补充;同时,"进化论"观念深深影响了五四新文学家的文学选择;"科学主义"还进一步影响了五四文学的题材选择、思维逻辑、语言特色等,但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五四文学的审美属性。"科玄论战"进一步确立了"科学主义"在知识界的优先地位,同时也暴露出其弊端。"科学主义"对于五四文学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其正面价值与负面影响,在人工智能时代,当科学再一次与文学交融之时,非常值得认真研究与反思。     

错位的对接:论实用科学理性与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建构

"为人生"作为中国现代精英知识分子对于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建构,与实用科学理性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缘联系。从"实验主义"的科学接受到"求真理"的思想共识,最后落实到和俄罗斯拯救意识深度结缘的"为人生"的艺术主张,这种在科学和人文错位的对接中将"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转换为五四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全过程,都是在实用科学理性精神的烛照下完成;这真实地体现了五四新文学张扬西化同时又游离于西学的双重矛盾:既反映了中国现代精英知识分子现代性认知问题上的思想茫然性,又揭示着中西方文化与文学融汇过程中的历史复杂性。如果我们忽略了实用科学理性和"为人生"的内在逻辑关系,就会失去对五四新文学基本性质的科学描述与整体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