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阵地战"和"有机知识分子"——兼论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战略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解释了革命在俄国成功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遭到失败的深层次原因,代表了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一股最富有创新性的潮流.这一理论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同样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它告诉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创新文化-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并大力培养属于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     

试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启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葛兰西

文化领导权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人物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一个重要理论。从马克思恩格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相关论述,到列宁"领导权"理论中的文化思考,再到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系统论述,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理论不断深化发展。理论所展现的深刻见解、所蕴涵的巨大价值,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仍具有重要启示。     

恩格斯论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及其当代启示

恩格斯晚年,集中论述了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无产阶级革命离不开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壮大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掌管和使用生产资料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革命的“先锋”和“骨干”。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也对无产阶级革命有消极影响,针对知识分子篡夺革命领导权、持有非无产阶级立场、把不良习气带进党内,恩格斯强调要坚持工人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进行思想批判、加强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此外,更要注重培育无产阶级属性的知识分子。恩格斯关于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论述,对于正确认识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培育和引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葛兰西思想的文化向度

葛兰西思想的文化向度,主要表现在对“文化”内涵的独特界定,对知识分子社会功能的不同表述,对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理论分析,以及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提出等几个方面,并最终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它不仅体现了同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内在一致,同时,也反映了葛兰西对于时代、社会和文化问题的独特思考;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独特的理论地位和实践意义,而且还对于当前我国的文化建设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当代意蕴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其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重要的贡献",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以后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形成了所谓"葛兰西转向".文章以文化领导权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出发,对其国家学说、有机知识分子理论、阵地战的革命战略进行了剖析,提出了对我国当今国家软实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等方面的现实启示意义.     

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

建构文化领导权是中国共产党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内在要求。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捍卫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时代要求是:从战略高度考量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确立并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     

"保守主义革命"及其后果

"保守主义革命"是德国20世纪初一场重要的理论思潮,对德国20世纪的政治结构、政治运动和政治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对"保守主义革命"的主要人物、核心范畴及其社会关联作了初步的论述.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以对西方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研究和对推翻这种统治的手段的分析为基点,探索了一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他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实入手,对西方社会的国家、市民社会、知识分子等作了分析,指出由于资产阶级掌握了文化领导权,所以获得了维护、巩固政权的合法途径,社会主义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首先取得文化领导权。以有机知识分子为中介对人民群众进行教育,通过"阵地战"策略是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有效途径。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系统探窥

葛兰西紧紧围绕文化领导权思想,就其前提与基础、中坚力量、实施场所和获取方式等方面提出了具有自我性的理解和建设性的观点,使其建构了文化领导权的思想系统.该系统通过"自愿"的同意使文化领导权具有更加合理的话语权,并以"有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调和剂",使其成为"传道授业解惑者"和"共同意志构建者"的承担者,努力占领市民社会来拓展文化领导权的实施场所,用"阵地战"的方式推动无产阶级在市民社会领域对资产阶级思想阵地的颠覆,使其思想的系统性得以系统的体现.也利于我们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系统分析与认识.     

大众化与文化领导权建构——葛兰西和瞿秋白的理论同行

瞿秋白和葛兰西共同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他们的文化领导权思想都接受了列宁领导权理论的影响。这两位分属于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位早期共产党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文化和意识形态、文化革命和思想启蒙在革命进程中的历史性作用。二人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因此二人尤其在建立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大众化”策略这一点上,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由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环境的差异,二人的文化理论在后来的历史中遭遇了迥然不同的命运。对二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认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发展走向。     

周谷城“文化综合说”的形成

《生活系统》奠定周谷城文化观的基础,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研究使周谷城意识到产业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性,周著《中国通史》的"中外文化汇合演进"说是其后"文化综合说"的源头和雏形,周著《世界通史》的编撰使周谷城意识到了欧洲中心论问题。1978年后,周谷城在上述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精辟独到的"文化综合说"。     

“革命”位置及“丸山悖论”——丸山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

丸山昇是知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其学术著作中,＂革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事实上,在日本战后“悔恨共同体”的情绪底色中,“革命”作为一种主题已经实际内化于丸山昇本人及其研究之中。此外,丸山昇在对“革命”进行细微辨析和宏观思考的过程中,还达成了对“革命”的深层次认同;同时,丸山昇超越了“竹内鲁迅”的“文学者”概念,建构了“革命人鲁迅”也是极具学术敏感力的选择。最后,从最深广的人性关怀出发,丸山昇始终保持了对“革命”中“人”及其选择的考察与思考,但在这一过程中又一直存在着某种矛盾,即如果拒绝了抽象原则,＂革命＂的动力将从何而来的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丸山悖论”。     

清理与超越——转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的观念与方式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虽然摆脱了早期研究中"成熟"与"不成熟"两极对立的观念,但"相对不成熟"的结论却并未从整体性上真正把握《手稿》的性质。依据"以文本为本"的观念,应当转变研究《手稿》的观念与方式,亦即超越"理论前见"与"分析目的论",回到《手稿》本身,在经济学与哲学的统一研究中既能够发现《手稿》是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的最初文本的"秘密",同时也能够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现实生活之"源"与哲学批判基础之"流"的统一中探寻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变化轨迹。     

论“童心论”批判

"童心论"批判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儿童文学界的一场大规模的批判。它使五十年代以来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中非学术性的政治批判现象达到了新的狂热程度。在对"童心论"的批判中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儿童文学的题材和儿童文学观是被批判的中心,其中儿童文学观即"童心论"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儿童本位论"。批判在此基础上将陈伯吹的文章和作品上纲上线,是一场非正常的文化批判。仔细审度这场批判就会发现,批判的出现既有时代背景因素,也有无法辩证看待艺术创作中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关系的因素,更是一场文学理论研究基础上的,对儿童中心主义、儿童本位论理论和思想的肃清和批判。正确认识这场批判,挖掘"童心论"的实质和价值是对儿童文学发展规律的有效探索。     

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的宣传工作述论

党的宣传工作在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90年的历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宣传工作是一门艺术,需要不断研究和改进,需要以历史为鉴,基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宣传工作的不同方针任务对其基本特点和经验启示进行认真总结,从中汲取做好今天工作的丰厚的营养。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宣传工作因应中国人民处在多元选择的十字路口的实际,展开了具有战争和建设双重特色(但主要是战争)的斗争,对我党当下的宣传工作有着特殊的借鉴意义。     

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形成的哲学依据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中国革命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唯一正确道路,它的形成过程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上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同志进行了艰辛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寻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哲学依据,奠定了这一道路的理论基石。     

“三个代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体现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还非常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教育,并把人民的利益当作自己的最高利益,这些都是“三个代表”的重要体现。     

对卢卡奇“物化学说”的理解

物化问题是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理论观点。卢卡奇从商品出发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物化、异化问题，从反面论证其总体性范畴的重要性。不过卢卡奇在阐述他的“物化学说”理论时，把物化、异化和对象化三者混为一谈。     

“三个世界”理论与中国外交的转型——兼论邓小平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三个世界”理论是中国外交理念的重大转折 ,也是中国外交政策转型的开始。邓小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从而实现了中国外交的彻底转型。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文革”期间毛泽东关于理论学习问题的论述

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对理论学习的重要性,理论学习的内容,理论学习的方法等问题有许多论述。这些论述中有一些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揭示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及其学习规律,有一些观点则体现出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存在着盲目性、随意性,是个人意志凌驾于党的民主集中制之上的产物。我们对他的这些论述进行一定的归纳和反思,对于在当前的现实环境下,党如何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执政能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