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的文化心理结构——对五四以来知识者心理模式的分析

在分析解体时代知识分子命运时汤因比说,“这一个联络官阶级具有杂交品种的天生不幸,因为他们天生就是不属于他们父母的任何一方面”。“他们不但是‘在’而不‘属于’一个社会,而且还‘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而更其不幸的是,鲁迅虽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文明或社会,无论是传统中国还是现代西方,但他恰恰又无法摆脱与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评刘节先生的“天人合一”史观

刘节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这篇文章里说:“‘天道’是自然规律,或者说自然法则;‘人道’就是社会规律,或者说人为法则”,“人类如果未能正确认识自然规律,掌握自然规律,人为规律就无法与自然规律相统一”,只有“掌握了自然规律以后……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天人合一’。”而“真正的‘天人合一’”,“必须是通过共产主义时代才能真正实现的。”可见刘先生对天人关系的看法,乃是他对“历史的演进过程”的看法。这也就是说,他把中国的历史归之为天与人如何从矛盾到合一的历史。而天与人之所以能够合一,就在于他虚构了这一对阶级社会的既矛盾又统一的所谓     

关于知识分子"新概念"

从网上看到李德顺先生《“知识分子”新概念》一文,也看到其他好几篇论知识分子的文章。心有所感,也想一吐为快。李氏破除了《辞海》所谓“有一定文化的脑力劳动者”之解说,并认为它是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学界定,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他接着又破除“来自西方、特别是欧洲的”所谓文化社会学界定,并提出了他的“知识分子新概念”:“知识分子是掌握并运用人类已有的精神文化成果从事精神生产的人。”这就不能不斟酌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说:“‘知识分子’一词最早是指十九世纪俄国中产阶级的一个阶层。这样一些人受现代教育及西方思潮的影响,对…     

当代学术要从求是与致用对立申走出

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中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展示了清末民初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精彩画卷,通过回顾“章太炎在‘求是与致用’之间的抉择．胡适之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徘徊”,揭示了那个时代学者们的人生焦虑状态。在陈平原看来“实事求是”与“经世致用”,是传统学术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思路或学术宗旨,此种不同的学术追求及其对这不同学术追求的辨析,迄自先秦,“但真正标榜并实践儒家经世之学的,当推明清之际诸大儒;而把求是之学推到极致的,则是随之而来的乾嘉学派。清代学者谈求是与致用。态度都较决绝;到了晚清,求是与致用之争更演变成了既含学派又含政术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对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至今未消除。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是非之争,更多的是体现适应传统变革要求以及面对西方思想文化冲击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这是一个寻求政学分途而又需要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时代。”     

数码时代的“为主为奴”——读《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

读陈平原先生新作《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 ,甚有感触。陈先生向来主张学者的人间情怀 ,即在从事学术研究、专业著述的同时 ,保持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对于国家社会的命运关注 ,其具体方式就是面向社会的随笔式发言 ,前曾有《近百年中国精英文化的失落》、《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等妙文。〔 1〕 后文尤其述及在市场经济时代人文学者所面临的挑战和策略 ,强调“政府和企业都愿意重奖‘有突出贡献’的科技精英 ,经济学家和法律专家也日益得到社会各界的礼遇”的背景 ,突出“惟有人文学者可有可无备受冷落”的现实 ,虽不否认“人文…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美学意蕴

《论语·宪问·１４·３８》：“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纵观整部《论语》，唯其这句是别人直接评价孔子的话。我的感觉是，门子对当时万人景仰的孔子的言说，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一股话语的反讽，使人感到孔子的悲怆与痛楚。可以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是整个儒家的悲剧，也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悲剧。“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一种矛盾的产物。孔子的时代已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宗法制破坏的不可避免性已经是历史的趋势，如果不能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止步，那么人生的悲剧也就难…     

士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对余英时“士文化”研究的一个批评性考察

在《士与中国文化》中余英时的一个著名论点就是,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因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所在。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士即便真的具有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关怀社会公共价值的特征,但这和士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仍然是两个概念。现代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独立于社会公权力之外的一个社会知识文化阶层的出现,是现代社会职能高度分化的产物。余英时试图通过赋予士以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来论证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但无论是在对士的社会身份的把握上还是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上都产生了一定的思想错误。     

论“文化重构”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文化重构”的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中西方文化的相互融合.在这一不同“文化场”的转移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层面的实用理性、实践层面知识分子的治平使命、理想层面的“大同”构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唯物史观以及社会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契合点,从而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之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进而根据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构”,最终使之成为一种被中国人广泛接受的民族新文化.     

批判洋泾浜学风

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方向和途径有一致或相似的看法,到了90年代,立场、观点发生分化。刘东在1995年12月号的《二十一世纪》上发表题为“警惕人为的‘洋泾浜学风’”,批评往日立场相同的同事和朋友,才离开“生于斯养于斯的故土”不久,就完全丧失对今日中国的理解力,用西方学理套裁现实,对中国问题的论述犹如“天方夜谈”。刘东针对崔之元、甘阳等人的观点评论说:“他们要么就把‘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杂揉成一个极不协调的框架,硬把当前中国这种迫不得已而且矛盾山积的新旧交替状态和妥协混杂…     

阿Q的文学后裔──论现当代作家对传统文化历史积淀的清理

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鲁迅以其对国民性的思索深刻地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本质精神。鲁迅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认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①改造国民性，实际上就是清理民族文化心理中消极、恶劣的历史积淀及其文化根源。文化与心理是互为因果的，一定的心理状态总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而心理现象本身则又是某种文化现象的体现。在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文化，已内化于国民的文化心理和行为样式之中。就是说，植根于传统小农社会基础上…     

实事求是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实事求是原是中国的一句古语。《汉书.河间献王传》称赞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这一古语作了新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     

认同与离异--评《"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

“中日文化近代转型比较”这一课题一直都倍受学者关注,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日文化近代转型中的差异进行了分析。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冯天瑜先生的《“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一书,作者选取了1862年日本“‘千岁丸’航行上海”这一历史个案,来分析中日两国近代转型的差异及其原因,可谓独具匠心。此著最大的特点是作者从文化比较的角度,通过分析日本藩士们在上海的所见、所闻、所感,来考察在西方文明冲击下,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离异心理。作者指出,“千岁丸”上海行,虽然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偶然现象,但它背后…     

中国现代文学中知识分子的二难处境

现代文学中存在着一个悲剧人物形象系列 ,他们大多是受“五四”新思潮洗礼过的知识分子 ,但都在自我价值的实现与传统伦理道德的两难抉择中选择了后者。这一现象实质上表现的是“五四”以后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矛盾和文化冲突 ,体现了传统文化在知识分子人格中的深厚积淀 ,同时与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现实处境密切相关     

从实事求是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会通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溶入中国文化之中 ,并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关键在于它与中国文化有相通之处。本文仅想从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基本命题———实事求是出发 ,去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会通。一“实事求是”源出于《汉书·河间献王传》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其中称赞刘德的治学精神时说道“修学好古 ,实事求是”。唐代学者颜师古对“实事求是“作了解释 ,他说 :“务得事实 ,以求真是也”。随着时代的迁移 ,“实事求是”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之作了如是诠释 ,他说 :“‘实事’ ,就是客观存在着一切…     

伴随历史发展进步的人才思想与时俱进－－读马中的《中国哲人的大思路》

马中先生在他的《中国哲人的大思路》开篇论述说 :“中国传统哲学很独特 ,它的核心是人生观而不是宇宙观 ,它的侧重点是社会观而不是自然观。它的重点研究对象 ,是‘人’”。“中国传统哲学所研究的‘人’ ,与西方的人本主义不同 ,中国的人本主义是作为传统文化存在的 ,而不是作为反传统思潮出现的”。[1] (Ｐ1 )在我国社会发展史上 ,以人为本的人才思想一直伴随社会发展的脚步而与时俱进的 ,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中国历代社会形态中 ,突出人的作用是一贯的。古人把人本身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天”。在甲骨文与金文中 ,“天”…     

《聊斋志异》艺术性片论

在一部真正成功的艺术作品中，“材料完全同化到了形式之中”，“是‘形式’把‘素材’审美地组织在一起的”（杜勃罗留波夫语）。《聊斋志异》之所以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不惟因为作者有着直面人生的勇气，自觉为“孤愤之书”，亦在于他能将内容与形式结合得尽善尽美。《聊斋》500余篇，绝大部分在艺术表现形式上都卓有特色。近细读之，于其将现实与幻想交织得如此完美及其高超的情节艺术，深为惊叹。谨爱为探讨，就正于方家。冯镇峦评《聊斋志异》，调其“说狐说鬼，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如未央宫l婉，实地造成”①一方面是幻想的天地，…     

论“治统”与“道统”的关系——评冯友兰的“君师分开”论

一、两种对立的观点去年,冯友兰先生在两篇文章中,提出了“君”、“师”分开的说法。最近,他在《关于孔子讨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文中又阐述了这个观点。把冯友兰先生的观点归结起来,不外这样两条: (1)“君”、“师”应该分开。冯友兰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和‘师’是相提并论的。有所谓‘治统’和‘道统’。‘君’就是封建社会中的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屬于‘治统’这一方面的;‘师’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制     

“黄昏”意象与沈从文的“边城世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许多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深感失望 ,纷纷将目光投向西方先进观念、寻找“救赎”之路时 ,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则凭借自己独特的人生经验与感悟 ,自觉地将目光向内转 ,以自己熟悉的湘西社会为背景 ,创造了以《边城》为代表的一批精美的乡土小说 ,构筑起一个鲜活而富有魅力的艺术世界。这个世界是他将“‘现实’和‘梦’两种成份混合”创造的结晶 ,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现代文明’的浸染 ,没有生命的迷失和异化 ,每一个人物的爱憎悲欢都源于人性的本真形态 ,也都体现着自然向上的生命活力。”1 这个世界无论在时间还是空…     

从东南学派到清华学派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对西学冲击下晚清学人的心态有一段生动的描绘: 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未所睹也。环顾室中,则皆沉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欲破壁以拨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试奋斗。于是,以其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相结合,别树一派,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 这种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欲是造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心理动因。但正如钱钟书《围城》所喻——“漆室”之内与“漆室”之外的人感受和意欲截然不同:欧战以后的西方学者认为西方文化情况比中国更糟,一位美国记者就曾恳切要求梁启超把中国孔夫子介绍给欧洲以拯救“西     

探索一代小资产阶级命运的人物世界——简论茅盾小说的“时代女性”形象系列

“时代女性”,作为具体的文学形象来看待,它并不是一个具有明确质的规定性的概念,而是一种形象类型的统称。考其出处,大约最早要见于茅盾1933年的《几句旧话》:“终于那‘大矛盾’又‘爆发’了!我眼见许多人出乖露丑,我眼见许多‘时代女性’发狂颓废,悲观消沉”。这里,“时代女性”是对大革命时代知识分子女性的泛指;正同茅盾在别处提及的“新女性”、“时代的新型女性”之类字眼一样,强调的是形象的“时代性”,并非特指某种人物,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是极为宽泛的。如果只注意到《蚀》与《虹》中的某些“特异女子”,或以这些“特异女子”去概括“时代女性”的本质,显然是很不全面的。研究必须从形象的总体性上去把握,思考作家描绘出一个庞大的人物世界,为历史所提供的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