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天主教民信仰研究

本文从分析中国近代教民的“天主”信仰入手，探讨了他们的文化心理和信仰特色。近代教民以传统的“天”的观念、本土的宗教意识和生活经验为心理基础，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天主创世说，其信仰重心表现为企求世俗需要的神功崇拜，并由此导致对“天主”形象和神性的独特的理解。这种信仰在总体上没有超越传统的“天命”观。抱有政治侵略和文化同化目的的外国教会未能在近代中国造就成一批西方式的信徒。     

儒家文化与近代科学——“李约瑟之谜”再思考

近代自然科学为何没有在中国诞生，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在反思传统文化时必须面对的一个永恒话题。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分析中国儒家文化的“基因”。儒家理论中有许多观念，影响传统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和生活。儒家的政治伦理学、社会分工理论、知识论、实践论对于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儒家哲学体系中，缺乏对自然现象的终极探索，缺乏对科学原理的系统总结，更谈不上对科学价值的阐扬，对科学发明、创新的奖进。因此，儒家观念对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推动是相当有限的。     

科学与中国的近代化——论晚明清初到清末民初的科学思潮

科学是近代化的主题之一。晚明清初以迄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直存在着科学思潮。不仅自然科学蔚然成风,而且学者们提倡科学精神,讲求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这表明科学犹如一根红线贯穿整个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进程。但戊戌以来严格意义上的中国近代科学又是学习西方,受西方近现代文化深刻影响的结果,并不是由晚明清初以来中国自身传统孕生发展出来的。这反映出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早熟”而“难产”的特性。     

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文化审视

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产生于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学堂.在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中国古代科学教育传统为近代科学教育的产生奠定了文化基础;另一方面,中国近代实施科学教育引发的激烈论争及影响,传统的治学方式对近代教育中科学精神的影响等,又透视出传统文化对近代科学教育的阻碍作用.     

地图与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

本文从西方文化传播对中国的文化观念变异之影响入手,认为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舆图及图志挑战了中国自古有之的世界秩序观念,探寻其对近代中国“国家”、“民族”观念形成的作用。文章认为它对于改变国人对世界本身及中国在世界中所处地位(即“中国的世界秩序”)的认识有着重要的启蒙作用,并借由鸦片战争所引起的危机意识,促使国人在改变“世界秩序”观念的同时进一步探索国家新改制的途径,传统的皇朝权威开始遭遇现代立宪政治的挑战;而政治观念上由“朝代国家”向“民族国家”的演进,为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准备了思想层次的变革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科学、民主和人文精神吗?——与荣伟同志商榷

《河北大学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三期上刊载了荣伟同志《中国传统文化再批判三题》一文。(下文简称《三题》)所谓“三题”,一曰“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科学”,二曰“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民主”,三曰“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人文精神”。事实如此吗?我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不能这样简单地否定。在此提出自己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荣伟同志和其他师友。     

元代艺术观念述论

在中国历史上,元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朝代。中国传统文化中凝结于礼乐制度的整体性和集体性在多民族文化共生的社会环境中开始发生裂变,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日益萌生,元人的艺术观念因此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内蕴。元代艺术家在继承了儒家传统“抒情言志”艺术观念的同时,更赋予“情”在艺术活动中更加广泛的内蕴,表现出对于情感的本体确认、对于个性情感的张扬和对于世俗情感的肯定等鲜明的时代特征,推动了中国艺术和艺术观念向近代的演进。     

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基石

中国现代传统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是对近代传统文化改造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文化在近现代社会的生根与再造,已成为中国现代传统文化.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转型必须以此为基石,必须坚决清除传统社会主义中的教条主义观念和封建残余的影响,恢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主、科学、开放、创新的文化观念.     

中国传统科学范式初探

中国传统科学研究模型及其体系具有“形而中”的性质 ,形而中既非道 ,也非器 ,而是象。象乃道的隐性显现 ,乃器的直接生成之源。依此观之 ,西方传统科学属于以“心物二分”为前提而产生的原子论为基础的构成论研究传统 ,可谓“机械式”的“器物学” ,长于分析和机械制造 ;而中国传统科学属于以“心物合一”为前提而产生的“气象学”为基础的生成论的研究传统 ,长于对生命和整体的把握。二者是彼此独立的两大科学传统。中国传统科学在近代的命运 ,不是被证伪 ,而是被打败。世界未来科学的发展 ,将取决于中西两大科学传统的会通与互补。认识到这一点 ,才能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科学的存在价值及其地位作出恰当的评价 ,才能在中国文化现代发展中摆正中国传统科学的位置 ,才能在世界文化和世界科学的未来发展中 ,做出中华民族自己的贡献。     

论"华夏中心"观对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影响

“华夏中心”观的产生发展有着悠远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合理性。它对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影响深重而复杂 ,一方面是严重地阻碍抗拒 ,另一方面又具间接支援之功。新文化运动在批判封建思想文化的同时 ,从根本上否定了“华夏中心”观念。在创造性转换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纳西方先进文明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正确指向 ,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归宿     

创新能力培养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兼谈传统精神心理结构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某种程度上讲 ,一个民族的科学技术进步与否 ,与这个民族特定的社会精神文化结构是相一致的。基于这一立论 ,我们在比较分析近代中西方人在精神心理结构方面的差异以及中国传统概念思维主要特点的基础上 ,认为西方人的精神心理结构和文化传统 ,较中国人而言 ,更有利于科学创造。因此 ,当下创新能力培养的关键 ,是要首先改革妨碍创新意识生存的传统文化土壤 ;以此为前提 ,我们就创新能力培养如何才能真正成为“可能” ,提出了建立适合创新人才培养的文化条件、改变大学教育行政化、创新人才只能“个体实现”等 5个与教育理念有关的思考 ;最后指出 ,鉴于转变传统文化观念的难度 ,创新能力培养带给我们的变化 ,可能只是一个渐进的缓慢过程 ,它需要教育工作者有足够的耐心     

梁漱溟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在近代没有跟上现代化的步伐,原因在于传统文化的自身特质中缺乏现代化的质料。传统文化缺乏民主与科学,西人之长吾人之短基于此。但这只是表层原因,总的根源在于“文化早熟”、“理性早启”。于是他提出了走上现代化的理论模式和实践模式,但最后都落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模式的抉择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简论“李约瑟难题”及其意义

对“李约瑟难题”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我们无权加以修改。否定了难题,也就基本否定或消解了李约瑟的贡献。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是当前有关争论的焦点。中国古代有科学,但不能套用近代科学的标准。“李约瑟难题”的意义是双重的,既表现在科技史研究上,更表现在思想文化机制的探索上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从近代中国国家观的建构出发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在中国古代政治体系的运行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传统帝制国家解体和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中国政治文化面临着艰难的转型。在近代中国,政治体系变革与政治文化转型表现出彼此推动的特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表现形态复杂多样,其中国家观念的现代转变无疑非常重要。中国近代国家观念与中国传统国家观念有很大差异,甚至存在严重冲突。近代国家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形成解构了传统中国的天下国家观,是建立主权在民的民族国家的前提条件。同时,公民观念的建构冲击了传统的臣民观念,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大变革。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适应了中国发生的政治和社会变迁,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奠定了政治文化基础。     

“李约瑟问题”的中西文化比较解读及其启示

"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引起国内外众多人士关注的"问题丛",从中西文化比较视角能够作出更清晰地解读。在文化定位上,西方为自然哲学,中国为道德哲学;在文化取向上,西方属爱智,中国属致用;在文化精神上,西方倡批判怀疑,中国倡中庸;在文化传统上,西方学者传统、工匠传统、数学传统与宗教传统等蕴育了近代科学而中国诸传统与其迥然不同。由此,中国文化建设应注重研究基础理论、培养怀疑批判精神与培育科学文化等。     

晚明学人的科学思想及其历史意义

晚明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实学思潮和西学东渐为近代科学体系在中国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以徐光启为中心的晚明“历算派”学人对传统科学思想进行了深刻反省和理性批判,在总结古典科学、会通中西方科学、实现中国近代科学启蒙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晚明时期的科学启蒙没有产生类似于西方的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但晚明学人的科学思想和实践至今仍不失其深远意义。     

从文化史看中国古代科技向近代发展的艰难

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极辉煌灿烂 ,但却不能产生出近代科学。从文化史的角度看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天人合一”的思想模式以及封建文化专制的束缚 ,是阻碍中国古代科技向近代发展的重要原因。     

近代“国学”的发生与演变——以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典范意义为视角

近代以来"国学"在不同语境下表达出的不同观念,可分为三个方面,即救亡意识主导下的、政治取向的国学观念,启蒙思潮主导下的、文化取向的国学意识,以世界汉学为参照的、学术研究的国学观念。近代国学概念的定义也可分为三种用法:第一种指遭遇西方文化冲击之前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与学术体系;第二种为扩大的用法,即以国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简称;第三种是指近代以来以传统文化为对象的学术研究的体系,即国学研究。国学研究在近代的演进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是在学问方法上延续清代的考据学、训诂学,而在观念上导入近代文化意识;第二阶段的特色是呼应新文化运动、强调科学方法和疑古思潮;第三阶段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突出代表的、汉学化的国学,即与世界汉学、世界学术接轨、合流的新的国学研究。近代国学名家的第一代以章太炎为代表,第二代是太炎门人所代表的北大学者,第三阶段的代表是王国维和清华国学院的学者,清华国学院学者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成绩,无愧于世界第一流的中国研究。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重新认识1920年代的新国学运动和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典范与历史意义。     

鸦片战争与"中国观"的近代转换

“中国观”是对中国国情最基本的看法,以及在这种看法的指导下,人们是采取何种纲领和政策来处理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的,包括“中国疆域观”、“中国人民观”、“中国文化观”和“中国主权观”等四项基本观念。在长达三千余年的古代历史中,中国人形成了“古典的中国观”和“多民族统一的中国观”,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促进民族团结方面都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其中包含的“天朝大国”之类盲目自大心态却阻滞社会发展。鸦片战争给中国以巨大的影响,痛苦的战败经历迫使先进的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科学全新的史地知识,使他们的视野空前开阔,以全球为参照物反思中国,传统的“中国观”开始了近代转换:中国是“天朝”的观念崩溃了;“大国”的标准更新了,按新的标准,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国”;中国的船、器和战法落后,是一个“弱国”;“天朝”与“大国”的观念相脱离,“弱国”与“大国”的观念相结合;国家蒙羞,人民受害,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国,“救亡的中国观”从此萌生。     

论近代中国船政创新与中国文化转型

中国近代船政文化的开拓者们曾经造就亚洲最先进的近代造船基地和近代海军,培养出许多近代新型人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作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然而,由于清朝政府未能及时进行全面深刻的体制改革,中国近代船政创新惨遭失败;由于许多中国人深受君主专制主义观念的束缚,中国文化转型之路曲折漫长。认真吸取中国近代船政文化历史所提供的经验教训,有助于尽快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