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荐书

陈卫平(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推荐书目: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收入《陈旭麓文集》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作者有一双独特的治史的眼睛,因而此书摈弃了固有的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主线的中国近代史的叙述框架,向我们展开了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丰富多彩的画面。书中所引史料几乎都是常见的,然而在作者的笔下却有别样的历史蕴涵。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此书曾由开明书店1940年出版上册,1945年出版下册。此书没有采用一般通史纵向叙述的体例,而是纵横结合。…     

启蒙及其超越——高清海哲学思考的轨迹与意义

《高清海哲学文存》（以下简称《文存》）的出版,是近年来哲学界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情。《文存》集中地展现了高清海先生的思想轨迹,展现了一位“爱智者”如何用他的思考伴随了我们民族这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文存》所包含的思想博大精深,自非区区一篇小文所能尽述,笔...     

韩愈论二题

韩愈是八九世纪之交中州的一位大散文家、大诗人、思想家和教育家(今河南孟县人)。由于他身上存在着政治和学术的两重性,以致千余年来,对其评价就成为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里只就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议论。 一、关于求仕为官问题 对于韩愈的汲汲求仕盻贵一事,自他以后,不断有着责备。最具有代表性者,较早有清初大思想家大史学家王夫之。他对韩愈的名利思想一再讥评,他说:“韩愈以送穷为悲叹,小人喻利之心,不足以喻义,而恶能立义?”(《读通鉴论》卷16)又说:“韩愈氏自诩以知尧、舜、孔、孟之传者,而戚戚送穷,淫词不忌,则人心士气概可知矣。”(同上卷26)。较近者有生芸生,他有一篇《韩愈和柳宗元》(见1963年2月号《新建设》)其中有一个标题为《韩愈的品德》,在这下面,他罗列了有关韩愈品德作风的十二点,如“厚颜乞怜不择言”、“趋炎附势捧太监”、“身在道外,意在禄中”、“三贬三变,继续上爬”等,集中对韩愈的求仕为官作了不遗余力的抨击。那末,对于韩愈的求仕为官究应如何看呢? 我们也认为,韩确是一个具有浓厚儒家思想,     

竺法崇初建麓山寺时间新考

麓山寺被称为湖南第一寺。关于麓山寺的创立时间,从唐李邕作《麓山寺碑》至今,人们都认为麓山寺是由法崇于西晋泰始四年(268)在山庙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我们认为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法崇是东晋末、刘宋初的僧人,他不可能于西晋初年入湘建麓山寺,他入湘建寺也只能是在晋宋之交时。     

谈司马迁的思想

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的《史记》作者司马迁,两千多年来,一直为人民所称颂,这是理所当然的。远在公元前一百多年的汉朝,出现了这样一位开创了为历代史学家所宗的历史纪传体的先河、塑造了诸多为人颂扬不已的人物形象的文史大家,实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但是,两千多年来,对这位伟大文学家、史学家的思想,却一直是众说纷纭的。班固说他“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论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敝也。”有人说他“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有人说他“不可能超出董仲舒《春秋公羊学》(除去阴阳五行成分)和道家的思想界限。”有人说他“主要接受儒家思想影响,但同时也接受其他各家的一些影响”,他“超过同辈人的地方在于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和批判的精神。”还有的说他“接受了儒家思想,接受各家,特别是道家的影响”,“特别由于自身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反抗性”。从以上众多的看法中,可以看出分歧还是很大的。我们认为,司马迁基本上是儒家思想,批判地吸收各家,特别是道家的思想影响。这些,本文暂不论述。我们想谈的是司马迁还有儒家和道家所包含不了的更为突出、更为光采夺目的思想——民主性的要求、丰富的人民性、以及对利的看法。     

郑樵的《通志》及其成就

郑樵是宋代一位著名的大史学家,《通志》一书是他毕生著述的总集。他的“会通”思想是其编著《通志》的总则,书中的《二十略》是他在史学上的主要成就。     

一心求真 一生求真 ——读《姜铎文存》

姜铎先生是著名经济史学家。收录姜铎先生自6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的有关洋务运动、资本主义、历史人物评论等方面的文章68篇、65万字的《姜铎文存》已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姜先生的《文存》问世后为学术界所瞩目。上海市经济史学会于1996年12月5日举行了《姜铎文存》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专门就《文存》中的学术观点、学术贡献以及姜先生的治学道路和字品、人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给予高度的评价。在讨论中,一些专家学者也对姜铎先生的某些学术观点表示了不同的看法。面对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姜铎先生和与会者一致认为,     

古代地方文化整理的新成果--评《沁水历代文存》与《沁水史话纵横》

山西沁水政协文史委组织编撰的《沁水历代文存》、《沁水史话纵横》二书,是一项整理评述古代地方历史文化的新成果,在山西属首创,在全国也有创新意义,它对新时期古代地方历史文化遗产的整理与保护,是一个新的尝试。《沁水历代文存》与《沁水史话纵横》,由沁籍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田同旭与《晋阳学刊》编辑马艳共同主编。《沁水历代文存》近130万字,搜集了古代沁水流传至今的各种历史文献,即历代史志所载沁籍名人传记,历代沁籍文人与历代旅沁名家诗文,历代沁水名胜古迹所存碑刻等。作者遵循“以文带史”的原则,将《沁水历代文存》所收文献,放…     

论文要得文中天 邯郸学步终不然——论姜白石的诗论

<正> 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以下简称《诗说》),是一部颇多真知灼见、很富学术价值的诗论著作,在现存宋代的八十余种诗话中,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历代诗论家对这部《诗说》是极为重视的,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把它与《沧浪诗话》、《岁寒堂诗话》并誉为“鼎立”的“金绳宝筏”;鲍廷博又在《麓堂诗话》的跋语中,把它推许为与《沧浪诗话》、《麓堂诗话》“鼎峙骚坛”的“风雅指南”。此外,姜夔还写有两篇《白石道人诗集自序》,讲述自己从江西诗派脱化而出的经过和诗歌创作的甘苦,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和沈辰垣《历代诗余》中,亦辑有姜夔评论他人词作的意见,都是对其《诗说》的充实     

《山海经》浅论

《山海经》详于言山、言水,略于言海,谓之“山海经”名似不正,故辨之。(一)由《山经》五方山系的走向状况及所述山名可考可知者,可以肯定《山经》所载之地域为今之南起江、浙,北至豫、晋,西起陕,东至鲁的多山丘陵地带。而《海经》并非言“海”,所谓“海外”、“海内”之“海”是被作为欲述主体的“位置”的“座标”,其本身并非“主体”。《山经》、《海经》所载“山北海南”的地貌特征符合中国“西北高而东南低”的地理特点,此实为远古先民对我国古代疆域原貌的真实记录,非“虚构的神话”。(二)古人关于“方位”有三类体系,即“四方体系(东南西北)”、“五方体系(东南西北中)”、“《河图》、《洛书》体系(北东中西南)”,其中,“四方体系”、“五方体系”乃东部初民“天象观感”的“自然主义”产物,“《河图》、《洛书》体系”是从哲学义理角度对人类文明所作的精辟概括。《山海经》采用“四方”“五方”体系,尤其是《大荒经》用“东南西北”体系,可征《大荒经》为《山海经》的最初文本。(三)《山海经》之“始态”只是“图”,是太古初民之岩画的摹本。“文”后图而作,是对“图”的直观的描述与解释。《山海经》成书的历程是：初“由图生文”(“图文异处”)、“图”亡“文存”;复“由文生图”(“图文异处”)、“图”再亡而“文犹存”;再“由文生图”(“图文合壁”)。     

王夫之在考据中表现的科学精神

<正>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唯物主义思想家、史学家,同时,也不失为一位考据学家。他所作的考证,以广博精审的史实为基础,作出合乎科学的论断,故精辟详明,不同臆断,堪称我国古代文化的的珍贵遗产。他对儒家经典,作过一番考据工作,著有诸经《稗疏》,校订和批评了汉、唐注疏家和宋代理学家解经释义的“正义”、“集注”、“章句”之类。他和当时著作《日知录》的顾炎武,开了乾嘉考据学派的先声。但他们讲“经世致用”之学,却无后世脱离现实搞烦琐考据的流弊。下面略举几个他在考释经史中表现科学精神的范例。一、《论语·宪问》:“羿姜射,奡荡舟。”《集注》云:“奡多力,能陆地行舟。”夫之《四书稗疏》指出,这是自古相传之讹。他说:“舟行于水者,非(人)力能运之。水本流动,舟寓于上,浮泛而无留势,故一夫之力,径尺之楫,可能万斛之舰,因其便也”。陆地涩滞,物在其上,因有堕性而静止不动。凡推移物体,必自外加     

浅谈历史家的创新精神

<正> 在中国史学家的行列里,有因循守旧的人,更有改革创新的人。改革创新是我国历史家的优良传统,它带来了史学的发展和繁荣。研究中国史学史,不应忘记这种创新精神。(一) 我国史家中的创新者,大都抱有明确的治史目的,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也就是说,他们都能够把史学研究、史学著述同现实密切联系起来,力求做到史学为现实服务。孔子因鲁史而写《春秋》,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史学家。《春秋》何为而作?孔子自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感到空发议论不行,而借助于“行事”即历史的叙述,道理便“深切著明”了。这是对史学作用的重大发现。尔后,孟子谈论《春秋》,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个“春秋之义”乃是孔夫子治史之目的、指导思想。“《春秋》以道义”,便把史学同现     

"义"、"事"之别与"今"、"古"之争及其现代学术意义

在经学史上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对于孔子和《春秋》的看法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今文家视孔子为一政治家 ,因此 ,今文家以“春秋重义不重事”为方法论而重“义”轻“事”即重论轻史 ;古文家认为孔子是一位史学家 ,他们强调《春秋》的“史”的意义 ,故古文家重视对于六经中的音韵训诂、典章制度的考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学风 ,对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读《姜铎文存》

《姜铎文存》于今年(1996年)7月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内容包括:“洋务运动”、“资本主义”、“历史人物评价”、“书评”四大部分.侧重于时代、事件、人物三大方面,计论文68篇,共60余万言.书名副标题为:《近代中国洋务运动与中国资本主义论丛》.中心是对洋务运动的研究.这是老友姜铎半生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特别是洋务运动的学术成果,对该学科的建设有巨大贡献.     

对《齐物论》中“吾”的解释学解读

一般地 ,“吾丧我”被理解为《齐物论》的主旨 ,“吾”之境或与之相关的“物我”问题是文本中的最高问题。对“吾” ,《齐》文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说明 ,只表明了“吾”的外在样态———“为是不用而寓诸庸”、“两行” ,此时这种外在样态的发出者“吾”显得很神秘。《齐》文存在“吾”和“我”两个空间 ,而以生存论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 ,同样存在着两重境域 ,一是如上所说“我”的 ,一是在“我”之先的 ,而后者 ,是否就是“吾”呢 ?本文在回顾《齐物论》的主旨之后 ,给出了一种解读“吾”的视角     

孙光宪词初探

孙光宪,字孟文,是我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的主要词人之一。他生年不可考。《宋史》载:“光宪博通经史,尤勤学,聚书数千卷,或自抄写,孜孜雕校,老而不废,好著譔,自号葆光子。”《直斋书录解题》和《郡斋续书志》著录孙光宪所撰书数种,至今仅存《北梦琐言》二十卷。《十国春秋载》:“唐时为陵州判官。”可见孙光宪是一位经史学家,也是一位政治家。他的一生以撰著史书和从政为主。词,似乎只是他的余暇之作。《花间集》载孙词六     

延寿修史诚堪赞

李延寿,字遐龄,相州(今安阳市)人,唐初著名史学家,历官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御史台主簿、符玺郎兼修国史等。李延寿有良才,善著述,他不仅参加了贞观年间官修的《晋书》、《隋书》和《五代史志》的修撰工作,而且还自撰了《太宗政典》、《南史》、《北史》等。《太宗政典》受高宗嘉奖,“咨美直笔,赐其家帛五十缎。”《南史》和《北史》更是李延寿的代表作,是他凝16年心血写成的巨著,经政府获准传世,定为正史。后世编入二十四史。李延寿和他的南、北史颇受后世史学家推重。《旧唐书》的作者刘昫等赞他“研考史学,修撰删补。克成大典,方之班、马,何代无人！”司马光更称《南史》、《北史》为“近世之佳史。”     

论马端临史学的会通思想及其价值

宋末元初的史学家马端临,他的鸿篇巨作《文献通考》,是继杜佑《通典》以后规模最大的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专著,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马端临的治学精神和史学思想,对后来学者有着极大的鼓励和启发意义。本文则仅就其会通思想作一粗浅探讨,试图从中寻求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以资我们当今治学借鉴。 一、马端临对前代会通思想的继承 会通的史学思想几乎伴随着中国古典史学的产生而萌芽。孔子修《春秋》,虽没有提及“会通”两字,但他“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①已于史书编纂之中蕴含了会通精神的胚芽。司马迁他以“究天人之际,     

南诏龙尾城考释

一、龙尾城是南诏的雄关要塞,城址尚有遗迹可寻“龙尾城”最早见于唐樊绰《蛮书》,书中《云南界内途程》多次提到龙尾城;《六(贝佥)第五》有简明而准确的记述: “龙尾城,阁逻凤所筑。萦抱玷苍南麓数里,城门临洱水下。河上桥长百余步。过桥分三路:直南蒙舍路,向西永昌路,向东白崖城路。”向达《蛮书校注》此条按语为:“龙尾城即今下关,大理白族自治州之治所也。自此公路西达保山,东至红崖以通昆明,南     

“宰”的阶级属性

“宰”见于甲骨文和《论语》等古文献。史学界对宰的身份的看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宰是奴隶,一类认为是统治集团的官吏。认为宰是奴隶的史学家有宋衍、范文澜、郭沫若等。范文澜、宋衍等据《说文》宰是“罪人在屋下执事者”的解释,主张宰是罪犯奴隶。宋衍说:“有一些是自由的公社农民,因犯罪而被没收为奴的,宰便是。”(《历史教学问题》1957年第3期)范文澜说宰是手工业和厨下奴隶。管宰的大官叫做冢(大)宰,是百官中权力最大地位最高者。郭沫若的看法与他们略异。他认为宰和臣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