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思想

宋学崛起,将流传千年的汉唐经学"整体推翻",而清代汉学复兴,学者又要将宋明理学"整体推翻",在此背景下,顾炎武提出了分判"理学"、"经学"的标准。顾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理学"是"义理之学"的缩语,他的话是对宋明理学尊严的粉碎,是清初思想之一大解放,反映了一代宗师转移和引领学术方向的智慧,而其目的,则在"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其治经宗旨,就是通经以致用。     

顾炎武与乾嘉学派

顾炎武从学术规模、治学门径、为学宗旨等方面对清代学术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而在顾氏之后 ,乾嘉学派则接踵继起 ,对顾炎武开创的清代学术进行了专门而精深的研究 ,那种认为乾嘉学者只能算得上“半个亭林”的观点值得重新考虑     

丁若镛与顾炎武的“社会诗”之比较

丁若镛文学在其本质上可综述为"匡济一世",也就是对文学社会功能的强调.茶山与顾炎武虽然都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而且坚持"社会诗"的创作,但在创作倾向上有各自不同的特色:顾炎武的社会诗着重表现了消沉的情绪和对社会的不满.与此相比,茶山的社会诗强烈地表现出了仁爱精神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由此可以看出,茶山在批判性地接受顾炎武的同时,在汉诗创作上体现了独特的社会参与意识.     

顾炎武散文初探

顾炎武不仅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学者,而且是卓有成就的诗人和散文家,在清初文坛享有盛誉。其散文贯彻着“经世致用”的写作原则,体现出作者对社会、人生的高度关怀,语言简洁凝炼,文风朴实无华。     

论顾炎武读书、游历与治学之关系

顾炎武作为明清之际的重要学者,受到时代风气与晚明出版业繁荣的影响,治学范围相当广泛。而其晚年的北游经历,则对其学术研究产生了促进和限制的双重作用,与同时代的著名学者黄宗羲相比,呈现出独有的特色。     

二十世纪顾炎武诗文研究评述

迄今为止,学界对顾炎武的研究呈现重学术而轻文学的局面.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究其根源在于顾炎武本身就是一位对清代学术诸领域有着奠基性重大意义且并不以文人自居的研究对象.然而,事实上,顾炎武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其诗歌创作,成就很高且影响深远.因此,诗文研究,应是顾炎武整体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应当摆到与其学术思想研究并重的位置上.现从诗文集整理情况、生平事迹研究、诗文创作研究、诗文思想研究四个方面,对二十世纪学术界对顾炎武的诗文研究状况做一评述.     

顾炎武哲学的本体论架构及影响

中国的本体论思想产生于先秦时代,其发展虽没有严整的体系,但也是驳杂而丰富,特别在宋代以后更是各家争鸣,其影响愈发宽广而深远.顾炎武的本体论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而展开的.     

顾炎武的风俗论与社会诚信建设

风俗是诚信的一个大背景,诚信是风俗的核心内容之一.顾炎武的风俗论指出:风俗关乎人道之存亡;风俗首先在于庙堂之提倡,其次在于乡党之维持;上倡之以名教,下重之以清议,再将此信誉延及于子孙,则可以救法制之偏,以保风俗之醇美,诚信之大昌.在自利的前提下,诚信永远只是相对的,绝对的诚信标准不存在.     

晚明西学东渐与顾炎武政治哲学之突破

在晚明西方政治哲学东渐的背景下,顾炎武既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和启迪,但更有自己独到的理论创造。首先,他以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来规定王政之本质,虽与传教士宣传的亚里士多德的王政理论相通,但在表述上却显示了比传教士更高的概括能力和直探事物本质的理论思维水平。其次,他以法从人与人从法来规定人治与法治的本质区别,与传教士宣传的西方法治理论相通,其依据法治理念提出的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主张,更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第三,他特别热衷于论述的君、臣、民政治平等观念和权力制衡学说,与传教士宣传的西方政治哲学观念有惊人的相似和对应之处。通过发掘中国传统思想之精华和对古代典籍作创造性的诠释,阐发与西方政治哲学相同或相似的观念,并以此建立民族文化的自尊和自信,是顾炎武回应西方政治哲学东渐所表现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特征。     

顾炎武的诗学史意义

顾炎武在许多方面都是开有清一代学术风气的大师 ,他的诗学对于清代诗学史同样具有多方面的开创意义。顾炎武诗学既是清初特定文化语境的产物 ,同时又有鲜明的学术个性。他以文化救亡为核心的大文学观代表了当时知识群体的价值取向和学术路径 ,其“真诗”观念的三个层面赋予清初诗坛这一主流意识以道德的内涵 ;他以鉴往训今的方式进行自己的理论建构 ,由此开启了清代诗学的实证学风 ,而独到的诗歌音韵研究则开拓了中国古代诗歌音韵学的处女地。这多方面的贡献确立起顾炎武诗学在清初诗学中的独特意义和在清代诗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顾炎武与浙西史学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始于明清之际。由黄宗羲开创的注重人文价值的浙东史学和由顾炎武开创的注重科学实证的浙西史学 ,分别代表了传统史学近代转型的两种思想进路 ,而浙西史学与同时期兴起的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更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从顾炎武对“六经皆史”的史事论证 ,到钱大昕论“《尚书》《春秋》实为史学之权舆” ,反映了中国学术从经学独尊向着建立以史学统摄经学的近代历史科学转型的趋向 ;从顾炎武拒斥“《春秋》笔削大义微言” ,到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对“《春秋》笔法”和“宋儒法戒”的全面批判 ,确立了以求真为史学之最高宗旨和作为近代历史科学之本质特征的价值中立原则。更为重要的是 ,浙西史学三大家继承了顾炎武“引古筹今”的史学思想 ,在为历史上的改革运动翻案、批判文字狱的专制暴政、阐发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思想诸方面 ,不仅思想锋芒更为尖锐 ,而且在学理上亦有所发展和深化。20世纪以来流行的贬低乾嘉史学的观点乃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偏见。     

论顾炎武的经学道统观

顾炎武以"考据学"为手段,在浩繁的著述中以"求真务实"的特点展现着自己思想的魅力.他把儒学之精髓概括为"经世之经学",对儒学的道统作出了独特的经学化的分析和诠释.在对宋明理学的反思中,顾炎武旗帜鲜明地反对陆王心学,批判陆王心学的空疏无用,尊崇经学意义上的程朱儒学,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口号,他以经典考据为治学之方法,以经世致用为治学之目的,建构了通经致用的经学道统观.     

论顾炎武的史学思想

顾炎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来批判专制皇朝对儒家思想的摧残,但他的历史观没有摆脱儒家道德伦理决定论的人性历史观和英雄史观.他认为史学的价值和主要作用在于阐明儒家精神指导下的治乱兴衰的道理,其史学思想没有脱离儒家思想体系的范畴.     

顾炎武人性论思想的建构逻辑及内核

顾炎武全面考察了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人性论的思想弊端,吸收了传统人性论思想和阳明后学中的一些积极观点,将人的物质性欲望纳入到礼制当中,赋予人欲以合理的位置,认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的“私意识”植根于人的本性,去“私”并不能成治,相反成治必须肯定人性之“私”.因此,他在提出“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的同时,也强调“行已有耻”,主张从客观实际出发,在社会生活中划出一条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顾炎武、江永、段玉裁对幽、侯部处理之比较

自顾炎武离析《唐韵》以来,音韵学家研究上古韵部的方法渐趋科学,所分韵部也愈发精密.通过比较顾炎武、江永、段玉裁三家对“幽”、“侯”两部的处理,可以看出他们分部的优劣和得失,从而更深入地了解古韵学家研究古韵的观点和方法.     

半个亭林,“半之中又失其半焉”——胡适、钱穆对顾炎武学术思想的阐发

钱穆、胡适对顾炎武学术思想的不同阐发,是他们治学思想歧异的具体反映。胡适主张治学只在求真,强调考据之学;钱穆主张学当经世,考据当以义理为归宿,反对考据与义理两分。     

顾炎武北游期间的经济生活

顾炎武北游期间，广泛地经营过产业，为其学术活动、遗民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对其北游期间经济生活的考察，一方面，可以窥见顾氏实学经世品格之一斑；另一方面，可以深切感受其独立自持的人格风范。     

顾炎武《仪礼》学探析

《仪礼》学经历自宋至明的持续低潮之后,在清代进入极盛时期。因受社会政治剧变的刺激,清初学者就以礼经世展开热烈讨论。顾炎武捍卫《仪礼》的经典地位,率先确认了清代礼制建设的纲领;在《仪礼》考释方面归宗郑学,指明了以朴学为主的经学发展方向;在礼学应用方面弘扬朱学,开辟出融会古今的礼制建设通途。顾炎武以富有独创性的礼学思想,成为清代《仪礼》学的主要奠基者。顾炎武的礼学思想与清廷积极、明智的文化选择多有契合之处,其主要思想观点在清代学术史上产生显著影响。     

顾炎武《山东考古录》述论

《山东考古录》是顾炎武考察山东地理掌故的基础上写成的重要代表作,该书集中体现了顾炎武治学的科学态度,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目前学界对该书的研究侧重于该书与《日知录》的关系问题,对其内容的研究较少。《山东考古录》是顾炎武在北游山东一个见证,该书具有较高的历史地理、民俗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古代山东社会的一部较有价值的书,同时《山东考古录》对《日知录》和《续山东考古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推动了二者的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