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事迹编类》与《舆地志》辑佚

《六朝事迹编类》,南宋初年张敦颐撰,名称六朝而所记重在建康,记六朝时代的建康史迹及其在隋唐北宋间的演变,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该书对于已经散失的中国历史上较早的大型地理志之一《舆地志》多有征引,或堪于较早文献所引相较,或为征引渊薮,也具有重要的文献辑佚价值。     

《篇海类编》校讹举隅

《篇海类编》收字虽不足4万,但在传抄编撰过程中由于汉字形近或音近等原因常导致讹误现象的产生。《篇海类编》讹误情况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承袭《玉篇》以来的字书中讹误,另一方面由于汉字形近或音近等因素导致其直接承袭《详校篇海》时发生讹误。通过《篇海类编》与《详校篇海》的对较,同时充分利用历代字书收录的信息对其进行他较,发现《篇海类编》在字头、注音、排版等方面存在讹误情况。     

《汉魏六朝碑刻校注》订补

《汉魏六朝碑刻校注》一书的出版结束了此时期碑刻无注释的历史.此书内容宏丰,注解涉及广泛.但万密难免一疏,就其文字的注解方面,指出了《元思墓志》中“迷”、《慈香、惠政造像记》中“遥”、《王浚妻华芳墓志》中“留”等字的误释情况,最后依据实例总结了在释读古文献的过程中,应注意从语境、材料、本校他校、事理推断等四个方面下功夫.     

彭好古《彭氏类编杂说》简介

今人张涤华《类书流别·存佚篇》著录了《彭氏类编杂说》一书①，庄芳荣《中国类书总目初稿·书名著者索引篇》因之②。《彭氏类编杂说》六卷，明彭好古辑。此书最先著录在《千顷堂书目》子部类书类，“彭好古《彭氏类编杂说》，六卷”③。《明史·艺文志》本于此④。然而有清一代重要的目录书，如……     

李昉事迹补辨

李昉身经五代乱世,出仕四朝,曾三入翰林,两拜宰辅,是宋初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其事迹详载于《宋史》卷二六五的《李昉传》,但对其何年中进士语焉不详以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清人吴任臣编撰《十国春秋》卷七五《孟宾于传》主张后晋天福中(936年—944年),同书卷一○八《李恽传》又说为后汉乾祐初(948年—950年)。张兴武先生认为是后晋开运元年(944年)。笔者认为李昉中进士时间应为后汉乾祐二年(949年)即乙酉科考为宜,同榜进士者有名臣王缚,李恽,及李昉好友邓洵美、孟宾于等。其二,李昉对后周旧主颇有君臣之义,对赵宋王朝有一个较长的接纳过程,这也导致他在宋初仕途上颇受颠簸之苦。《宋史·李昉传》只笼统的说:"宋初,加中书舍人。"给人以太祖对李昉一直十分重视的错觉,应予以辨析。     

战国至清代《庄子》思想研究观点类编

自战国至清代,学者对<庄子>思想的释读见仁见智,流脉绵长,大略可分道家、儒家、神仙道教、佛教以及多元释解等五条线索,各个阶段的研究观点亦有所差异.这可以通过对史料的类编得到证明.     

《六朝史学》评介

邱敏先生的新著《六朝史学》,以史学为载体,系统地论述了六朝时期的史学成就,是一本具有鲜明特点的力作。该书在充分利用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采用点面结合的写法,探究六朝史学的来龙去脉及兴盛原因,填补了六朝史学研究的空白。     

汉魏六朝友情类书信散文探析

汉魏六朝友情类书信散文在反映友情关系上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色。其强烈的主体情思、个性意识和个人风格,创造了较高的思想境界和艺术水平,对研究汉魏六朝时期的社会生活以及不同阶层的人物交往形式,具有极高的价值。     

《篇海类编》真伪考

明坊贾伪托宋濂、屠隆之名编印的《篇海类编》究竟本之何书,学术界一直未有确切结论。文章将《篇海类编》、《详校篇海》进行对比研究后,认为《篇海类编》实本之于《详校篇海》,是将《详校篇海》改头换面后重新翻刻而成的一本伪书。     

《管锥编》校读续记

《管锥编》初版于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６年再版，１９９１年第３次印刷，先后勘改讹文脱字数百处，多为排印校对之咎，亦有原稿失检错漏所致。是书成于忧患之中，检书不易；且征引繁富，校对困难，容有字句讹夺。本文复就管窥所及，勘正数十处，供《管锥编》读者参考（另有《校读札记》将刊于中华书局《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     

“是”字分类及其英译研究

对于母语是汉语的英语学习者来说,总会先入为主地将汉语中的“是”与英语中的“to be”等同起来。但是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翻译者会发现“是”字句的翻译并不总是和“to be”等同。本文将就“是”字句本身及其英译在公文文体,政论文体和文艺文体三种文体中的出现频率和特点作一初步对比研究,希望从中找出“是”字句和“to be”之间的联系和差别,从而为“是”的翻译找寻一定的规律。。     

浅析苏轼诗意化的生命价值观

苏轼融会儒、释、道三家思想建构成三教相辅相成的文化整体结构,并以此作为自己文化人格的坚实基座。这种人生思考的多元化取向最终落实到对个体生命、独立人格价值的不倦追求上,从而形成其乐观旷达的性格,使苏轼能够在人生苦痛面前保持超然尘外的心境,真正达到了精神归隐的境界。     

论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唱和诗

作为风雨同舟、安危与共的人生知己，刘禹锡与柳宗元在贬居遐荒的岁月里，不间断地用书信赠答和诗歌唱和的方式传递嘤鸣之情。两人唱和的高峰期是在再度遭受贬谪前后。迭相赓和之际，所作略无用情浮泛、用笔粗疏、用词草率之弊，因为他们不仅诗艺娴熟，而且有沛然莫御的激情回旋鼓荡于其间。他们还就书法问题频频酬答，既在唐诗的花圃中植入了令人瞩目的奇花异卉，又为中国书法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柳宗元卒后，刘禹锡的追怀篇什则不失为对亡友当年诗作的一种穿越时空的回应。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的唱和诗在数量上几倍于刘柳的唱和篇什，从中也能看到他们彼此对友谊的珍爱、守护与讴歌，捕捉到他们超然物外之后心弦的和谐共振，但却很难体会到刘柳唱和诗中独有的那种生死相依、安危与共的知己之感，也寻觅不到刘柳诗中那种基于同一政治理念和生命轨迹的刻骨铭心的人生感怆。     

刘禹锡与柳宗元赋体文学比较

作为中唐两位著名的文学家 ,刘禹锡和柳宗元不仅在诗歌、散文领域成就卓然 ,他们的赋体文学也应受到重视。两者的赋作具有若干共同特征 ,同时又分别在精神上和体式上呈现出不同风貌。     

刘仪顺论

刘仪顺是晚清民间宗教世界中的一位杰出人物。在四十多年的宗教生涯中,他以民间宗教为思想武器,以反抗清朝专制统治为终身职志,谱写了一曲不屈不挠的战斗颂歌。     

刘累、鲁山与刘姓的祖源

刘累是陶唐氏的后裔,在夏朝时给帝孔甲养龙,因一雌龙死,刘累惧罪而逃至鲁县(今河南鲁山县),并老死在鲁县。刘累的后人春秋时到晋国做官,封于范,称范氏。后范大夫士会因故奔秦,当晋国召士会返晋时,士会有一子留秦,因是刘累之后而姓刘,汉高祖刘邦是其后裔,这是祁姓之刘。周成王封王季之子于刘邑,其后人亦姓刘,这是姬姓之刘。到汉代姬姓之刘与祁姓之刘混而为一,从此刘累就成为刘姓的共同祖先,鲁县就成为刘姓的祖居地。     

论刘向、刘歆父子的易学观

刘向刘歆父子是西汉晚期重要的历史学家和经学家,刘氏父子所集录的《别录》和《七略》论述古今学术的演变过程和变迁趋势,并且通过编辑目录的方式确立了《易》为六经之首,以《易》为其它五经之原。刘氏论《易》,以阴阳五行灾异为依托,以补察时政、经世致用为旨归,其《易》学观念的形成是受汉代重儒尊孔的学术思潮的影响,也反映了汉代易学在学术上的重要地位和发达程度。     

论柳永词

通过对柳永生平及柳词艺术成就和贡献的论述 ,意在给柳永及柳词在宋词的发展过程中一个客观的定位。柳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崭新的艺术形式和接近生活的内容在宋词的发展过程中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赞扬一种文学来自于生活服务于大众和对封建正统的反叛精神。     

略论刘知几的审读观

人的认识是有局限的,对圣贤、名著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恰当的原则是"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一部优秀的书稿,体例要严整,名称与内容要相符.这两点是刘知几审读的重要观点.这种观点对我们今天审读书稿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试论刘昼的美学思想

北齐刘昼《刘子》一书的美学思想是中国美学史上值得关注的一个点。该书会通儒道,一方面以“神恬心清”、谦下守柔为人生最高境界的美,另一方面又援儒入道,主张以儒家的“忠孝仁义”、“中和”之道节制“情欲”,走向道家的“神恬心清”之美。它不仅在适性之美和适用之美方面发表过发人深思的意见,而且在审美的主客体辩证关系方面作出过深刻分析,是对刘勰等人相关思想的重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