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夷志略》版本述略

元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是中国航海史上一部重要的文献资料。后世虽不乏研究者,但关注该书版本流传者却寥寥。文章对《岛夷志略》成书始末略加考辨,提出《岛夷志》与《岛夷志略》皆指一书,作者确为汪大渊,并着重考察了该书历代的版本、注本及海外传播情况,以此观照《岛夷志略》的影响。     

宋元时期海外交通考析

宋代的海外交通情况，在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徐竞竞的《宣和奉使高丽图径》中有具体反映。而元代的海外交通情况则多见于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和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宋元时期，中国与正南诸国、东南诸国、中南半岛、印尼、大食、日本、非洲等地的交通贸易已相当发达。     

《广东新语》成书时间考辨

明清之际人屈大均著有《广东新语》一书,其成书年代史无明文,近人有推测为康熙十七年者.此说实不准确.该书卷28《怪语》部分,记有康熙十九年发生的事情.可见其成书的时间应不早于康熙十九年.     

“忽悠”新义进入《现代汉语词典》的可行性分析

＂忽悠＂是近些年深受老百姓喜爱、使用频率较高的流行词语。流行词语最终能否进入《现代汉语词典》,成为汉语词汇系统的一部分,需确定其在新词新语中的地位以及是否符合《现代汉语词典》收录新词的原则。＂忽悠＂新义不仅基本满足了新词新语规范的四条基本原则,也大致符合《现代汉语词典》对新词语的收录原则,可以进入《现代汉语词典》。     

“岛夷”、“雕题”、“东鳀”非台湾早期名称

台湾得名始于明朝万历年间。一九七八年,周维衍同志在《历史研究》第十期中撰文认为“早期台湾的名称最先是‘岛夷’,尔后则为‘雕题’、‘东鯷’;再由‘东鳀’演化成‘夷洲’。前三者音近意通,是以‘人’为本义;‘夷洲’则指‘地’而言,都是今天的台湾。”我以为三者都非台湾早期之名称。《禹贡》的“岛夷”不是台湾,亦非指岛居的夷人最早提到“岛夷”的是《禹贡》,有两处提及:一在冀州,“岛夷皮服”;一在扬州,     

《西游记》主题“游戏说”发展简论

《西游记》的主旨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议颇多的热点。其中＂游戏＂主题说自有其贯穿始终的一致性,早在明清时期批评者便根据古代文化传统提出＂游戏说＂,后经五四时期胡适、鲁迅等现代新文学大师的大力提倡,至改革开放新时期又有吴圣昔等研究者的重提。这些不仅开拓了《西游记》研究的新视角,而且在关键性的历史时期对《西游记》研究回归到文本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试论明清时期对外贸易的特色

明清时期的对外贸易特色主要有:一、明清时期的对外贸易空前发展;二、明清时期占绝对优势的海外贸易受西方排挤,但仍有物美价廉的竞争实力;三、明清时期,政府的海外贸易政策以禁为主,实际的海外贸易不乏出现高潮;四、明清时期把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发展到了极点。     

《北齐书》中的语音材料分析

《北齐书》作为唐朝人撰写的有关北朝的史书,其中保留了不少有关北朝时期的语音材料。这些语音材料,反映了北朝后期和隋至初唐时期北方语音方面的一些特点,有声母方面的,也有韵部、声调方面的。有些材料所反映出的语音特点,与颜之推在《音辞篇》中所谈到的北人语音特点一致。其中几条特殊语音材料所反映的语音现象,似乎可以看成是＂北杂夷虏＂的遗迹。     

肇庆市鼎湖山茶文化及其开发利用

肇庆产茶历史悠久,唐代已有产茶记载,宋时已有贡茶,明清时鼎湖山茶已名声显赫。肇庆鼎湖白云茶是岭南历史名茶之一,《广东新语》和《续茶经》中均提到端州白云茶,即指鼎湖茶。建国以后,鼎湖茶几乎销声匿迹,王镇恒主编《中国名茶志》仅提到鼎湖茶为明代贡品,属小叶种绿茶。近年,肇庆市政府逐渐重视鼎湖山茶的开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重现鼎湖茶的风采。本文从茶史、茶文化视角挖掘展现肇庆市鼎湖山茶文化,并对肇庆茶文化的开发利用提出几点构想。     

明清两代与北方贸易中的互利关系及社会作用分析

元朝的灭亡,给蒙古族的经济政治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蒙古单一的游牧经济重新面临着农耕经济的补充局面,该问题成为了蒙古社会经济的主要矛盾之一。明清时期与北方的经济贸易过程中,贸易双方总体上呈现"互利"的好局面。从贸易整个过程来看明清两朝都采取了"支持"和"限制"的双重策略。该论文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对蒙古实行的贸易政策,研究了其中存在的贸易经济利益及互利关系、社会作用等。     

论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海外开拓事业的破坏--兼论朝贡制度的虚假性

集中体现在郑和下西洋的明初海外政策,其核心是朝贡制度和海禁政策.郑和下西洋的动机,既是为了营造"万国来朝、四夷咸服"天朝"的气势,也是中央集权政府打击东南沿海民间贸易和海上流民的措施.其结果是"倾国力"进行的"下西洋"活动因国库告罄而无力继续."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随之烟消云散,宋元时期国人方兴未艾的海外拓殖也为之中断.明朝政府也因此背向海洋,继续维持海禁政策.中央政府对东南沿海人民的海外拓殖事业的敌视,是明清时期国人海外贸易与移民扩张的最主要障碍,它使中国多次丧失向海洋发展的机会.     

从明清《牡丹亭》评点看“情”的嬗变

“情”的阐发是明清戏曲批评家热衰谈论的重要话题.笔者以明清关于《牡丹亭》的评点为中心,通过考察“情”在明清两代的嬗变,揭示了汤显祖所标举的“情”在明清士人那里经历的三重变奏,而这种变奏既与明清时代思潮的潜变相表里,又与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观念、精神气质的不同倾向密切相关.     

从《群音类选》看元明剧本的“改编过渡”现象

通过对明代戏曲选本《群音类选》所收录的一部分孤佚剧曲的梳理与考释,援用＂改编过渡本＂这一概念对宋元南戏、元明杂剧到明清传奇之间的演变轨迹进行探索,可以揭示出元明戏曲发展史中的一些＂改编过渡本＂及其重要意义。     

反思“封贡体系”:10至13世纪东亚国际体系的一个侧面

关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理论的研究,学界已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而学界的研究多集中在“汉唐东亚”与“明清东亚”,根据汉唐时期或明清时期的东亚国际体系所提炼出的要素对于10至13世纪的东亚解释力不足。虽然学界关于10至13世纪东亚各政权间具体问题的探讨,为宏观探讨同时期东亚国际体系奠定坚实基础,但仍未步入理论层面。制度化的封贡体系的形成时间正是在11世纪初,即辽朝中期。缺乏对10至13世纪的东亚国际体系的整体把握,无法正确、深刻地理解东亚是怎样由“汉唐东亚”步入“明清东亚”,进而也就无法正确认知当代东亚国际问题的历史症结所在。     

由《燕行录》看清初朝鲜士人的华夷观——以李宜显《燕行杂识》为中心

明清时期,朝鲜与中国保持典型的“册封一朝贡”关系。但在传统华夷意识的影响下,朝鲜使臣对待清朝的态度远不像对待明朝那般恭谨虔诚,表现出异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们迫于满清的政治压力履行历年的朝贡义务;另一方面,基于“小中华”和“礼仪之邦”的文化优越感,他们又对文化底蕴相对贫瘠的清人持有排斥的情绪。康熙五十九年和雍正十年,朝鲜文臣李宜显两次以正使身份赴清,根据沿途见闻撰写了使行日记《庚子燕行杂识》和《壬子燕行杂识》。两部作品逼真摹绘了18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广阔图景,并将笔触深入士人群体的内心世界,再现了以燕行使臣为代表的朝鲜士人的华夷观,可作清代朝鲜士人文化心态研究之益助。     

明清时期广东客家农业移民与广西社会经济发展——以珠三角为轴的珠江流域西扇市场农业整合为视角

明清尤其清代,客家人特别是广东省的或者迁徙中经广东省的福建客家人源源西徙,涌入珠江三角洲经济圈西向的主要扇面省区———广西。作为一支巨大的人口力量,他们颇具分量地改变了广西素来"地旷人稀"的局面,与其他移民一道,在清代终于打破了广西保持长达1 400多年(公元140—1578年)的100万上下的人口规模,使广西人口徒然数倍猛增。作为一支有别于广西原居少数民族,饱受中原文明熏陶,而在明清近数百年又经受过广东、福建商品经济高涨发展大潮洗礼的汉族民系,他们的入抵以珠三角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动力,从农业领域传导了珠三角商品经济的强烈辐射,有力地提高了广西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的融合程度,促进了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将广西为主的西江流域地区的广大农村和广西农业纳入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市场腹地体系。     

试析林风眠花鸟画的艺术特色

在林风眠的绘画改革实践探索中,花鸟画艺术具有代表性,能体现其倡导的中西艺术融合理论思想与实践成果．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他强调了绘画的本质性,舍弃了元明清以来的“诗书画印”样式及笔墨效果,融合了西方现代绘画的构图方式、光影色彩,恢复了元明清以前“画中有诗”中国绘画固有特色。     

明代中日朝贡贸易探析

自秦汉以来,中日就相互之间就有了各种往来。从历史发展上看,隋唐时期的中日交流主要是在政治制度方面,宋元时期的中日交流主要是在宗教文化方面,明代的中日交流则主要是在经济贸易方面,且主要体现在官方的朝贡贸易,且主要以日本向明朝称臣纳贡的勘合贸易形式进行。这种朝贡贸易虽然促进了中日双方文化交流,但日本获益更大,明廷虽然通过这种贸易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东南沿海的侵乱威胁,满足了“天朝上国”的虚荣心理,但不计经济效益的赏赐却加重了国力负担,激发了国内矛盾。     

留园假山的历史成因及现状分析

山与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自然界中最富魅力的基本景观。我国把山水作为审美对象由来已久，至秦汉时出现的“一池三山”成了后代帝王御苑的滥觞，同时也开创了中国造园史上堆叠假山的先河。至明、清，在园林中叠石为山已成了世所共趋的风气，而留园自明代以来的数代园主都是以掇山置石而构成其独特的园林景观的。本文以留园假山为范本，分析了明清园林假山的类型与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