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广东的自然环境保护

明清广东经济的大开发已向人们敲响警钟，人类不能只向大自然索取，更要保护大自然，否则必定会遭受大自然的报复。当时虽然许多有识之士积极倡导环境保护，但由于缺乏科学的指导思想，缺乏总体的长远规划，更缺乏行之有效的政令法规，广东的自然环境依然恶化。该文试图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探索人类发展与自然和谐的规律。     

明清时期广东瑶族的锐减与迁徙

明清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时期,也是民族融合的一个高峰。在这一时期,广东的瑶族开始由大面积分布,到不断地向深山穷谷退却,最后所占区域越来越小。瑶民的迁徙与明清经济的发展关系极大,也和明清两朝的统治政策息息相关,而不少瑶人汉化,也致使瑶民数量大减。发展到近现代,广东只剩下了连南、连山、乳源等少数地区有瑶人居住,大部分瑶民迁徙至广西金秀山和湘粤桂的交界地区。     

《广东新语》成书时间考辨

明清之际人屈大均著有《广东新语》一书,其成书年代史无明文,近人有推测为康熙十七年者.此说实不准确.该书卷28《怪语》部分,记有康熙十九年发生的事情.可见其成书的时间应不早于康熙十九年.     

明清时期的徽商与福建

徽商在明清时期活动异常活跃 ,地处徽州以南的福建也因丰富的商品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吸引徽商往来贸易。徽商在福建所从事的行业众多 ,其中在明代中期 ,徽州海寇商人还积极与福建海寇商人联手发展武装海上贸易 ,可以说徽州海商的成功得益于福建海商的大力支持。徽商在福建的频繁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     

认知、市场与贸易——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海参贸易

国人对海参的认知有一个不断加深的过程,尤其至明清时代,其补肾壮阳的功效得到广泛“传颂”,明清上流社会群体因之趋之若鹜.受众群体的无限贪求加剧了国内海参市场的供货危机,这极大地刺激了东南亚海参的捕捞与贸易,使之成为东南亚岛际贸易者冒死犯险、置身绝域而搜集海参的原动力.东南亚海参因之得以源源不断输入,成为中国国内海参市场亏缺的重要补给源.中国海商几乎垄断了中国与东南亚的海参贸易,这在欧洲人占统治地位的贸易格局下,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由此或可呈现出国人对于海参的认知、市场发展兴盛与中外双方贸易关系等诸多历史面相的重叠交错.     

明清时期我国最大沿海贸易港的北移趋势与上海港的崛起

明代和清前期私人海上贸易相当兴盛。宁波双屿港的繁盛,隆庆以后从福建的月港──江南港日──日本或南洋的三角贸易,都显示出,自明代开始,我国最大的沿海贸易港已出现向江南北移的趋势,上海港发展为我国最大的沿海贸易港是这一趋势的最终体现。导致这一趋势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江南既是我国明清时期出口商品的主要来源地区,也是进口商品的主要销售地区,并有着发展海上贸易的良好的区位条件。     

简析明清时期蒙古的农牧经济贸易

随着明清时期蒙古社会体制发生变化,其经济贸易市场形式也发生一些新变化。明清时期,蒙古单一的游牧经济所需的农耕经济补充大多以朝贡的形式来进行。蒙古游牧经济除了平时民间交易和＆quot;马市＆quot;之外,朝贡这一政治色彩浓厚的方式也是对游牧经济的补充。蒙古民族通过朝贡接受政治色彩浓厚的条件并改变传统的抢掠性军事行动,同时中原朝廷也达到了稳定北方的目的。     

明清时期广东西江走廊聚落地名特征分析

聚落地名反映了人类社会在变迁过程中对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的选择和适应。明清时期．西江走廊人口密度进一步增大．从平原、河谷到低山、丘陵等地区都有人口的分布。但受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的作用．聚落类型发生相应的变化。在聚落地名方面．除保留原有自然特征和古越语聚落地名外．社会类型聚落地名大量涌现,充分反映明清时期西江走廊地带在社会经济发展等状况,并奠定了以后本地区聚落地名在和自然特征和经济类型等方面的分布空间格局和命名特征。     

明清时期广东客家农业移民与广西社会经济发展——以珠三角为轴的珠江流域西扇市场农业整合为视角

明清尤其清代,客家人特别是广东省的或者迁徙中经广东省的福建客家人源源西徙,涌入珠江三角洲经济圈西向的主要扇面省区———广西。作为一支巨大的人口力量,他们颇具分量地改变了广西素来"地旷人稀"的局面,与其他移民一道,在清代终于打破了广西保持长达1 400多年(公元140—1578年)的100万上下的人口规模,使广西人口徒然数倍猛增。作为一支有别于广西原居少数民族,饱受中原文明熏陶,而在明清近数百年又经受过广东、福建商品经济高涨发展大潮洗礼的汉族民系,他们的入抵以珠三角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动力,从农业领域传导了珠三角商品经济的强烈辐射,有力地提高了广西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的融合程度,促进了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将广西为主的西江流域地区的广大农村和广西农业纳入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市场腹地体系。     

明清时期广东西江走廊聚落地名特征研究

聚落地名反映了人类社会在变迁过程中对自然和社会人文地理环境的选择和适应。明清时期,西江走廊人口密度进一步增大,从平原、河谷到低山、丘陵等地区都有人口的分布。但受自然和社会地理环境的作用,聚落类型发生相应的变化。在聚落地名方面,除保留原有自然特征和古越语聚落地名外,民族和方言类型地名大量涌现,充分反映出明清时期西江走廊地带民族变迁和方言播衍方面的状况,并且奠定了以后本地区聚落地名在民族和方言等方面的分布空间格局和命名特征。     

明清徽州妇女对徽州商业的贡献

明清徽州地狭人稠,生存危机,在商品经济大潮的涌动下,大批男子出外经商寻求生计,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在徽商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徽州妇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起始阶段,她们审时度势,因势利导,鼓励家人经商致富,并捐献妆奁,变卖田产,设法筹措扩充经商资本。在男性出外经商期间,徽州妇女辛苦持家,守身如玉,为其提供可靠的后方保障。她们还辛苦纺纱织布,采茶制茶,为徽商提供销往各地的日用商品。在特殊情况下,她们甚至走进市场,亲自经营,以维护家族商业的持续繁荣。明清徽州妇女对商业活动的广泛参与,在促成徽州商业总体辉煌的同时,也为女性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空间。     

明清之际通俗小说中的“时政评述”

明清之际的通俗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时政评述。这些评述,以明朝灭亡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明末主要是对当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与评述;清初则主要表现为对明末政治制度的批评和对明亡的反思。小说中时政评述是作者参政议政精神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通俗文学对社会舆论和读者阅读兴趣的一种商业认同。它是当时社会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社会学意义。     

明清时期汉口商业文化探略

影响汉口商业文化最本质的原因是地理位置。汉口处两江交汇之地又兼为九州之腹心,九省之通衢,其地利条件是商业和商业文化发达的客观基础。汉口城市的繁荣还离不开历史机遇和主观动力,这尤其表现在汉口开埠使西方商业文化渗入,传统的商业格局开始解体,从而为武汉城市的近代化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而张之洞对武汉的打造则为近代汉口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和转型提供了主观的动力。由于汉口城市的商业特性和移民特性,本土文化、异地文化和西洋文化熔铸于一炉,汉口商业文化呈现出五方杂处,华洋纷呈的特色。这种“大杂处”,形成了汉口对异质文化开放和包容的城市性格,使汉口城市在近代化的转型中较少有传统的羁绊,易于接受新事物,并能随新而变,与时俱进,最终脱颖而出,成为“东洋之芝加哥”。     

明清时期银钱比价初探

本文考察了明清时期(1368-1911)白银和铜钱这两种金属货币的比价变动情况及其主要原因。笔者认为明清时期白银和铜钱的比价一直是变动不居的,而中后期银钱比价波动尤为剧烈。从总体来看,明清时期一两白银所能兑换的铜钱数有不断上升的趋势。白银和铜钱的数量及其本身的价值、海外贸易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等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银钱比价。市场上劣质铜钱的大量涌现则是导致银钱比价剧烈变动的最主要原因。     

资源禀赋与晋商的茶叶贸易

在明清晋商的经营活动中,茶叶贸易一度是支撑其驰骋商场赢得国内外市场和巨大利润的大宗商品。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山西本地不产茶叶,晋商从福建的武夷山、湖南安化等地长途贩运至恰克图以获得暴利,这与用于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贸易发生原因的资源禀赋理论相悖。文章对晋商茶帮何以能够借助其他地区的资源优势,获得高额利润;这种舍弃本地资源优势发展贸易的路径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何种影响进行分析,探讨晋商与中国前近代内生性资本主义迟滞发展的某种内在关联。     

明代甘南藏区贡赐贸易述论

明代甘南藏区聚居着众多的番族，他们多次入京朝贡，这不仅有利于当地的稳定，还加强了当地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更促进了汉藏间的文化交流和甘南藏、汉文化的发展，因此朝贡对甘南藏区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明清时期的镇江商业

镇江因长江、运河之利,商业向来发达.明清时期,镇江地处江南两大经济中心--苏杭和南京之间,商业发展受到发达的江南商品经济的辐射和影响,镇江发展成为"舟车络绎之冲,四方商贾群萃而错处"的区域中心市场.中转贸易、米粮业、丝绸业、木材业和水上客运业是明清时镇江商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区域中心市场,明清时期的镇江商业在江南商业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由于中转贸易的特殊性、本地商品生产水平和手工业水平的限制,与苏杭、南京等商品经济发达的商业都市相比,镇江商业水平逊色不少,影响了近现代镇江商业经济的发展.     

论明清传奇戏曲的特殊文体“四节体”

明清传奇戏曲特殊文体的“四节体”,打破了一人一事的传统模式,将传奇情节分为若干节段,藉以完成传奇戏曲主题思想的阐述。这一特殊文体现象的背后,隐含着时代推动与文体观念的变革,具体体现在“寓言体”创作方式的改变、传奇杂剧文体之间的破体现象、传奇戏曲叙事模式的突破等。“四节体”的出现具有文体突破革新意义,丰富了传奇戏曲文体的风貌,但同时又是文人的自我游戏之作,体现出案头之曲的创作趋向。     

明清陕晋商帮地位变迁探微

明代,陕晋商帮同时崛起并长期位居全国十大商帮前列,清代,晋商与徽商分执商界牛耳,形成＂南徽北晋＂格局,而陕商退居第三直至沦为商界末流角色。陕晋商帮的地位变更代表着他们实力的消长,立足于两大商帮的发展轨迹,分析出导致这种地位变迁的因素有四个方面：第一,晋商的合伙制为主经营管理模式优于陕商的家族经营管理模式。第二,晋商选拔培养人才环节胜过陕商,秦地重儒轻商与晋省重商经商不同社会风尚造成两地经商人才的落差。第三,陕商与官府关系疏远,晋商注重与官府的公关活动,晋商得以在不同时期保商权拓展商路。第四,陕晋商帮遭受的战乱破坏程度和时间上有差异。     

明清女性结社综论

明清两代,承续北朝东魏时期“女人社”的遗风,在文人结社的风气、文学家族的教育和交际以及男性文人的支持和引导等因素影响下,女性结社现象大量出现。不同类型的女性诗社相互影响、齐头并进,各种社事活动十分兴盛,流传下来的社诗也不乏佳作。因此,女性结社对明清妇女生活史和文学史都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