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无赖派文学思潮研究述评

日本无赖派文学思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日本出现的文学思潮,是日本战后最早出现的有代表性的文学思潮之一,对日本战后文学转型起着重要的作用。不仅在日本对于日本无赖派文学思潮的研究方兴未艾,而且在中国对其研究的学术论文也不断涌现。对于日本无赖派文学思潮的研究和评价在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陶成章赴日时间、次数考

陶成章作为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实干家 ,其革命活动主要在日本 ,但史料记载多模糊不清。本文综合《浙案纪略》及民国时期的各种材料 ,考证出从 190 2年首次东渡日本至 1911年武昌起义后回国 ,共 12次赴日留学和从事革命活动。研究陶成章赴日的时间和次数 ,对于研究陶成章一生的革命实践及研究整个辛亥革命史都有重要意义     

评川端康成前期创作的思想倾向

日本现代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1899—1972)的创作生涯始于1914年,迄于1972年自杀身亡,共经历了五十八个春秋。这五十八年的创作,可以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关于他的前期创作,川端康成本人和日本学者虽然从种种不同的角度提出过种种不同的分类方法:但是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大类:第一类是描写他的孤儿生涯,抒发他的孤     

技术革新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六十年代,日本经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非常迅速的发展。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五十年代为9.1%,六十年代达到11.3%。((日)《世界周报》1972年5月23日号,第79页)这一发展速度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快的。日本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更高,1951～1970年间达到15.2%。这一增长速度超过西德一倍,为美国的3.8倍,英国的5倍,法国的2.4倍。到了六十年代末,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工业     

日本中国农村研究50年:内容演进与学术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本研究立足于他者视阈下的中国农村研究,整理了1965—2019年间日本文部科学省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立项课题。统计发现,该领域日益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并形成了稳定的研究机构与学术群体,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日本学者中国农村研究经历了起步阶段、探索阶段、茁壮成长阶段、多元发展阶段的演进趋势,呈现了多领域研究与学科交叉融合、稳固的研究机构与学者、中日学者合作与交流、密切关注中国农村发展等学术特征。总体而言,日本中国农村研究依旧处于活跃状态,系统整理与译介述评日本学界对中国农村研究的史料信息等是具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     

日本政府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1993年4月国际讨论会综述

1993年4月1日至3日,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支持下。举行了第三次国际讨论会。讨论会的主题为:日本政府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日本战后经济发展,或者说现代化发展比较成功,日本政府在经济现代化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日本的模式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发展模式,是一个追赶型现代化的模式,在战后短短的时间里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再则日本是一个东方文化的社会。这些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参加讨论会的日本学者分别来自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名古屋大学、一桥大学、东洋大学和西南学院大学,中国学者分别来自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上海社会     

中韩日三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及其空间

目前,东亚各国因为过去的记忆产生矛盾,尤其是围绕日本对亚洲的侵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出现分歧甚至对立.对于曾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韩国而言,1945年8月15日具有"光复节"的意义.中国在9月3日隆重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仪式.而日本则把1945年8月15日视为终战日.靖国神社的"游就馆"陈列着日军的战争遗物和遗书,并按时间顺序摆设了描绘战况的墙板,将战亡军人的灵魂作为神灵供奉,美化其侵略战争的历史.     

戴笠、陈明德事迹考

我国清末同情太平天国革命的学者王韬(1829-1897)在所著<扶桑游记>中说,明亡后至日本的朱之瑜、陈元赟和戴笠是当时在日本最有学问的三人.朱之瑜作为水户藩主德川光国的师宾,传播儒家学说,陈元赟据道家哲学思想,创传柔道、传播公安派文学,戴笠虽削发为僧,却不忘救人济世,发明救治痘疹,与他同时的陈明德也是以医术起废愈痼,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72年体制”共识与中日关系

“1972年体制”是中日两国政府就台湾、历史等重要问题所达成的共识体系,是维系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根本制度基础。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日本国民、学界及政界中的“1972年体制”共识认同感日益削弱,小泉政府对该共识的公然践踏则直接导致两国关系跌至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2006年9月安倍政府执政以后,在“1972年体制”共识上推行“软硬兼施”为特点的“暧昧”回避路线,中日政治关系初步得到了改善。东亚地区中日“两强并立”的结构性战略矛盾是导致日本“1972年体制”共识认同感日益削弱的根本原因,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美国中文藏书概述

1869年至第二世界大战前夕,为美国早期收集中文藏书时期。其书籍来源主要依靠中美两国间的书籍交换,中方的馈赠,以及两国外交官、学者、商人的私人捐赠。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今,为当代美国收集中文藏书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一、1949年之前,随着美国专门研究亚洲和中国的学术机构的建立,对中文书籍进行了有目的,有计划的大规模采购;二、1949至1972年,中美两国交往冻结,美国中文藏书的来源主要为台湾、香港、和东南亚;三、1972年迄今,美国直接从中国大陆购书。美国是中国境外最重要的一处中华文化宝藏之地,有计划地开发整理这笔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试论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

“历史认识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主要由于美国冷战政策的实施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法西斯思想未得到彻底地铲除 ,日本社会民众中未能建立起正确的历史观。在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之后 ,日本右翼想以歪曲历史美化侵略作为迈向政治大国的出发点 ,由此造成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在冷战后日本长达十年的经济低速期中 ,日本右翼又利用这个问题凝聚人心 ,企图把日本引向他们希望达到的所谓振兴目标。对此 ,本文从理论上予以分析 ,指出该问题是中日关系中的严肃重大的政治问题 ,如何解决将影响中日关系未来发展 ,并提出了应对的五点建议。     

闽南话语/日语颜色词之异同与文化阐释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日语的颜色词虽深受古代汉族文化的影响,但也有其独特的民族文化渊源。闽南话乃古代汉语之活化石,留存着中日交流的种种印痕。本文着重比较两个民族的色彩观与两种语言的颜色词之异同,并试图从文化学的角度予以阐释。     

汉口乐善堂据点与《汉报》(1896-1900)——日本在华第一家舆论机关的诞生背景及编辑方针探析

《汉报》(1896—1900)是日本在华第一家舆论机关。本文根据有关史料,揭示日本在华谍报据点汉口乐善堂与该报诞生的密切关系,阐述甲午战争前后汉口乐善堂骨干成员宗方小太郎奔走游说、成功接收该报的经过及其资金来源,探讨日本人接管该报的目的与编辑方针,进而指出:该报既是应甲午战争后日本政府实施"大陆政策"的新形势而诞生,同时也是日本大陆浪人对汉口乐善堂"事业"之延伸。     

中日复交后日本政界激进亲台势力的嬗变

中日复交后,日本政界仍然存在一批激进亲台势力。这批激进亲台势力是日本政界最活跃的"台湾帮"。到目前为止,这批激进亲台势力基本经历四个发展时期,并且在每个发展时期均做出一些维持或加强日台关系、蓄意破坏中日关系的举动,对中日外交关系的健康发展造成恶劣影响。     

关于当今中日经济合作领域的文化思考

本文拟依据对中国的几个与日本企业合作密切地区的中方企业经营者的访谈与调查,从宏观经济与文化变异的两个角度分析当今中日经济合作领域的成功经验与潜在危机,为中日企业界更好地合作提供点滴参考。     

中日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及其对策

中日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主要包括中日得体策略的差异与语言习惯差异引起的语用失误,敬语和委婉语的语用失误,违反"质"的原则导致的语用失误,以及违反礼貌原则导致的语用失误。要提高中日跨文化交际能力,应充分了解日本文化,掌握学习日语的基本方法,并在交流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破解中日关系"死结",实现历史性民族和解——关于中日关系早日走出低谷的若干思考

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重要文件确定的原则和精神、唤醒全体日本国民走向觉醒并紧紧依靠其不懈斗争、解决中日历史观冲突这一主要矛盾、坚决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加快祖国和平崛起进程等,是推动中日关系早日走出低谷的五个因素;而加快中日关系研究"工程"立项、拓宽对日宣传途径和加大对日宣传力度、重新重视和实施"国民外交"路线、开展"全方位、等距离"外交和克服对日外交"新思维"的影响、提防国人"狭隘民族主义 "的滋长和确保国内政治稳定等,则是当下中方推动中日关系走出低谷应集中做好的五项具体工作.     

发展中日关系的新功能主义尝试

近几年的中日关系一直都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但这并不是两国国内大部分人所愿意看到的。尽管中日两国政府都力图发展双边关系,但日本国内的政治右倾化是破坏中日关系的一股强劲力量。因此,要发展中日关系,首先应该遏制住日本国内破坏中日关系的观念和行为,然后按照新功能主义的理论开拓两国合作的技术领域;在一个领域的合作成功之后,转向其它领域的合作,最终建立一种有效的合作机制,从而使得两国关系进入良性运转的轨道。     

中日民族心理和解的主要障碍及其克服路径———写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

中日关系仍系既脆弱又棘手的一对中外双边关系。这是因为影响两国民族心理和解的主要障碍迄今尚未克服,诸如部分日本政要尚未像德国政要那样正视侵略历史、日本国民尚未全部走向觉醒、中国尚未完全崛起。对此我们宜从四个方面入手,加快中日民族心理和解进程:通过加大对日宣传力度和改变对日宣传基调,努力推动日本国民更多更快地走向觉醒;通过密切和充实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直接促进中日关系的改善;既需摆脱对日外交"新思维"的后续影响,也要避免滑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泥潭;应着手"中日关系研究工程"立项,为国家对日外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走出中日关系的困境——兼论对日新思维

中日关系面临建交以来的严峻考验,而地缘政治和不断加深的双边经贸往来,迫切需要新思路来破解"政冷经热"的局面。"对日新思维"虽然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但没有给出具有说服力的、切实可行的策略。应当根据日本国民对于历史的不同认识,针对不同群体采取不同措施,加强信息沟通以摆脱目前中日互动的"囚徒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