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是非及汉武帝判以重刑的心理原因

再论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是非及汉武帝判以重刑的心理原因李恩江司马迁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所作《史记》，彪炳千古，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ｙ’①。可是，他的一生并不顺利，遭际不偶，四十八岁时竟因李陵事被处以残暴的宫刑④，《史记》...     

《史记》谤书辨

自从《史记》问世以来,就有人认为《史记》是一部谤书。卫宏认为“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班固认为司马迁著书,是“微文刺讥,贬损当世”。更有人认为《史记》以《伯夷列传》居列传之首,在《封禅书》中讽刺封禅求仙,是对汉武帝的微刺谤讪。还有人认为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序游侠,述货殖,也是在徽刺谤讪。凡此说法,值得商榷。 1 最早把《史记》说成谤书的,要推东汉的卫宏。卫宏在其《汉书旧仪注》中说: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卫宏的这段话,与历史事实不符。按卫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辨

司马迁与李陵“素非相善”，为开扩武帝胸怀而言及李陵事件，并没有为李陵投降辩护和开脱罪责，他是因“诬上”而被处刑的。李陵之祸后，他又遭受了为李陵投降辩护和开脱罪贵的冤枉。我们应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为司马迁讨个公道。     

谈司马迁《报任安书》

一、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态度与李陵之祸 信中说的在李陵之祸前,作者是“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这不是作者的故作甚辞,而是真实的有史可据的。 司马迁初仕为郎中,入仕后不久就得到了汉武帝的尝识。据《汉书、东方朔传》武帝曾认为司马迁是属于“公孙丞相、倪大夫、董仲舒、司马相如”等同一等的人物,“皆辩知门     

司马迁受刑的原因与《史记》成书之谜

司马迁受刑的原因并非仅仅是因为遭遇李陵之祸,李陵之祸只是导火线,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司马迁对汉武帝的不满与批评。关于《史记》的成书之谜,《汉书》明确指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似已有定论,但王充的《论衡》与《文选》的李善注似又否定了《汉书》之说,故特意挑明疑点,以求高明。     

《史记》的残缺、断限和增补

我们知道，现存的《史记》绝非司马迁《史记》的原貌。这个问题最先提出的人是东汉的卫宏。因为他在《汉书旧仪注》中说过，“太史公作《景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之。”《太史公自序》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而现存的《史记》却比原书要多将近三万字。     

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独尊孔子”

人们长期以来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孔子”或“独尊儒术”,是误记了班固的《汉书·武帝纪赞》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臆说的。司马迁和武帝同时,他在《史记·孝武本纪》中实事求是地说:武帝信方士、搞封禅大典,“而颇采儒术以文之”。但群儒的意见不能使他满意,他就“尽罢诸儒弗用”了,这是实录,并无“独尊儒术”或“独尊孔子”之措施。 班固说的“罢黜百家”,系指武帝初即位那一年,选拨了一部分“贤良”来京,丞相卫绾发现“贤     

司马迁不是“厚今薄古”的历史学家

自《史记》问世以来,历代研究者都注意到这部巨著的一大特点,那就是它虽然是一部写了从黄帝到汉武帝约三千年历史的通史,然而写汉高祖到汉武帝一百余年的历史,却用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班固在给司马迁作传时就指出:“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指《史记》)言秦汉,详矣”;著名史评家刘知几也说:“然迁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近些年,不少学者对《史记》这一特点作了种种分析.有的认为这是司马迁“贯注了详近略远的原则”,“继承了详今略古的传统”;有的认为这是司马迁“继承其父遗志,遵照其父的教诲而立意必行的”;还有的据此认为“司马迁是一个‘厚今薄古’的历史学家”,具有“‘厚今薄古’的思想”甚至有的把司马迁作为“厚今薄古”的榜样来指责我国史学界.其文如下:     

司马迁生年探源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争论、筛汰,形成了两种流行的意见。 其一是根据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迁为太史令”句下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注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按照这条注释所示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年)上推二十八年即汉武帝建元六年(前一三五)乃司马迁的生年。 其二是根据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下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迁年四十二岁”。按照这条注释,从武帝太初元年(前一○四)上推四十二年即汉景帝中     

鲁迅论司马迁

鲁迅认为司马迁是“文豪”．“雄于文”的“高手”；《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指司马迁在写史形式上的创造与革新；“无韵之《离骚》”指《史记》在内容上的一个特点，主指内容。鲁迅认为《史记》的成因是；家学渊源、社会实践，李陵事件的促使、时代使然。还认为《史记》艺术上“爱赋”、尽小品性能、注重情感力量。鲁迅要求青年读《史记》。     

论司马迁的学术个性

《史记》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地位,是与其作者司马迁的学术个性密切相关的.讨论司马迁的学术个性,是深入研究《史记》及中国古代历史思维的重要课题.所谓学术个性,用司马迁本人的话来讲,就是“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著史,是要“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进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成一家之言”为著述目标,表明司马迁对确立自己的学术个性已有较自觉的意识.但这种自觉意识并非一开始就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转折.促成这一转折的契机就是他所遭受的腐刑之祸.《史记·自序》所记司马迁受刑前与壶遂讨论《春秋》及司马迁本人著述的缘由动机的对话,和受刑后司马迁的自我表白,反映了其思想的变化.但以往的研究者并未充分注意和重视司马迁受刑前后思想的变化(较多提到的只是他受刑后发愤著书及对生死的看法,且时有把二者混同的做法).     

貴在真实难在通变——从《史记·陈涉世家》所想到的

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在他那部不朽的名著《史记》里,把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陈涉列入“世家”,又将“号为霸王”的项羽编入“本纪”,表现了其卓越的史识。可是历代史家,多不识太史(?)的苦心,他们纵然对《史记》不乏褒扬之论,但对司马迁这一有心的安排颇多微词。班固因《史记》撰《汉书》,武帝以前之事,多录《史记》原文,却把陈、项归进列传;刘知几撰《史通》,大兴问罪之师,怪《陈涉世家》其称不当,     

老子哲学思想新探

老子,相传是春秋末期的老聃,其姓名和生卒年已难详考.较早记载关于老子事迹的,是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但《史记》的记载过于简单,甚至模糊不清.西汉时期,“黄老之学”曾经盛行,有关老子的种种神话传说,已经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着.人们对老子的认识也有所不同,象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崇尚道家,其对老子的认识,便接近韩非;象汉武帝,在信方士、学神仙的时候,也讲老子,而他心目中的老子,却是那些燕齐海上“惯于阿谀苟合之徒”所塑造出来的形象.这当然与司马迁的认识不一致.但是司马迁客观地罗列了这些传说,他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一共举出了三个老子:一个是和孔丘同时的老聃,一个是老莱子,一个是周太史儋.     

论《史》、《汉》重叠部分的思想内容和语言艺术的差异

《史记》和《汉书》,是历史巨著,也是散文巨著。一些评论者认为,《汉书》武帝以前的纪传,是“承袭”、“直抄”、“照搬”司马迁的《史记》,很少改易,如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汉书》的文字,武帝以前事,大抵直抄《史记》文字,很少更动。”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汉书》中有五十多篇文章的取材与《史记》相同,并且有很多地方确实用了《史记》的原文。但是,我们如果把《汉书》与《史记》的重叠部分仔细对照,就不难发现班固往往在关键之处,通过增补、删削、易位、改写等多种手段,在不太露痕迹的情况下,改易了《史记》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文章风格。     

关于李陵研究的几个问题

李陵是匈奴史和汉族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自汉迄今,人们历来对他褒贬不一。对其褒者,将其视为传统的忠君思想的反叛者;对其贬者,将其斥责为民族败类。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偏颇,因而有必要对他重新评价。本文拟就李陵奉命出兵匈奴深的层原因、李陵要求“以少击众”的基础和后人同情李陵的原因等问题淡些看法,以求对李陵进行比较客观的评价。 1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五月,汉武帝命令时任骑都尉的李陵和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匈奴。本来,匈奴在遭到汉军的多次重创元气大伤后,对汉王朝并没有构成严重威胁,汉武帝为什么又要突然下令出征匈奴呢?有人认为,     

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真正动力是什么?

司马迁是我国汉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一部《史记》奠定了他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他创作这部不朽的传世名作时,却历尽了千辛万苦,饱经磨难。年轻时调查、考证,收集有关史料,不避艰险,进行了两次大漫游。第一次, “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第二次,“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此次虽为“奉使”,但使他日后写《史记》中有关少数民族部分获益非浅。特别是中年的司马迁,正当《史记》“草创未就”时,不幸遭了李陵之祸,为了完成写作,他甘愿     

《史记·李陵附传》非窜伪考

《史记·李将军列传》后附的李陵的传记历代很多学者都认为并非出自司马迁之手,至今仍有很多追随者,文章就此观点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通过多方求证认为《史记·李陵附传》确实出自太史公之手,并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在被祸之后,其思想、人生观、及创作态度发生的急剧而深刻的变化.     

史公和时势——论《史记》对武帝时政的委曲批评

以前的学者谈司马迁的思想时,比较喜欢提出他对儒家和黄老的意见。本文则重点考察司马迁怎样通过多样化的撰写技巧,表明自己对于汉武帝时政的评价,指出司马迁既反对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也反对武帝任用酷吏。他所采取的是一种委曲批评的方式,即所谓"继《春秋》"之"忌讳之辞"。     

司馬迁生年考

<正> 《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这段话,后人有两个重要的注。“迁为太史令”司马贞《索隐》:《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张守节《正义》:案:迁年四十二岁。这是考查司马迁生年的两条宝贵资料,可惜从两条资料得出的生年却不一致。据《正义》,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自太初元年(前104)逆推四十二年,则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从之,后之治《史记》者多从其说。但据《索隐》,“三年”为汉武帝元封三年,时司马迁“年二十八”;自元封三年(前108)逆推二十八年,则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从此说者亦不     

论司马迁的叛逆思想

汉武帝中期以后,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趋向激化。司马迁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小地主、商贾和平民的思想愿望,反对以汉武帝为代表的统治者上层奢侈靡费、严刑峻法、好大喜功的政治,要求恢复汉初的“无为”政治,对人民实行改良措施,并从中求得自身的发展。司马迁的天道观和社会、政治思想,表现出一定的叛逆的性格。一、怀疑“天道”的无神论思想司马迁非常注重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他说他作《史记》就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通过对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世俗的所谓“天道”,他表示了怀疑。在《伯夷列传》中他指出:“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并引“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