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女性形象审美嬗变——从“德言容功”到“琴棋书画”

女性形象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叙事文学中理想女性的形象也一直随着人们审美态度和审美观念的转变而转变.大致以唐代为界,叙事文学中的女性审美主潮从偏重日常实用和道德教化的“德言容功”逐渐过渡到以“琴棋书画”为代表的对生活品位和艺术气质的追求.而这一过程也即社会审美思想嬗变的过程.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时代背景.文学功用、女性地位和文学创作主体与审美主体的变化.     

论汉代“谀儒”群体——以汉武帝时期为例

孔子对儒者人格早已做出“君子儒”与“小人儒”的理论判分.至少在汉武帝时期,儒家集团内部已分化为“君子儒”与“小人儒”两大对立阵营,从而历史地印证了孔子的理论预见.汉代大一统的政治环境实际上缩小了士人的政治选择空间,个人与集团利益的保障需要,儒学造诣与禄利的直接挂钩,致使儒者人格渐趋异化,形成了以好利、曲从主意、攀附权贵、排斥异己为典型特质的“谀儒”群体.     

论“汉承秦制”与“汉变秦治”——汉朝的政体改良与大政方针

汉朝吸取“秦亡于暴”与“秦亡于专”的“秦鉴”,^[1]在政治制度和治国方针方面作了重大改革,但同时,也保留了秦朝维护皇权统一、防止诸侯割据、天下分裂的合理制度内核,形成了“汉承秦制”与“汉变秦治”互补的政治模式,为后世历朝历代所遵循。所谓“汉承秦制”,是指汉代继承秦朝实行的直接向皇帝负责的郡县制,同时恢复并改良了封建制,一方面用它笼络皇室子弟,共同拱卫皇家天下,另一方面削弱封国的实力,确保它们无法与中央分庭抗礼。于是,郡县为经,封国为纬,寓封建于郡县之中,成为汉朝在制度建设上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所谓“汉变秦治”,是指汉代吸取秦暴而亡的教训,以儒家仁政德治学说为本体论,以道家清虚无为学说为方法论,制定了爱民利民、与民养生、长治久安的大政方针。郡国一体和仁政德治,是汉朝留给后世的两大政治遗产。准确、深刻地理解汉代政治的双重特征,意义重大而非凡。     

从“制君安民”到“尊君制民”——汉代民本思想的特点及其价值悖反

汉代民本思想的价值核心 ,就在于对民生的关注。为实现这一目标 ,汉代思想家力图通过在理论上建构一个最高原则 ,在实践中确立“大一统”与“礼”的绝对地位 ,来对君权加以限制。但是 ,由于汉代民本思想本身在理论上与实践中的两重性 ,使得“制君安民”的理想在政治实践中走向自身的反面 ,成为“尊君制民”的工具     

“物”的分析∶从马克思、海德格尔到鲍德里亚

从马克思、海德格尔与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的分析 ,揭示了马克思的批判思路如何在海德格尔与鲍德里亚那里 ,以另一种方式展现出来。海德格尔与鲍德里亚虽然在理论逻辑上加深了批判的力度 ,但他们却无法建构一条现实性的解放之路。这也是我们从马克思哲学出发 ,面对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山东半岛城市群到泛山东半岛城市群——按十七大精神探讨“一体两翼”战略下的“一体”发展战略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本文据此探讨"一体两翼"下"一体"城市群发展战略。即把"一体"的核心山东半岛城市群打造成在全国开放程度高、发展活力足、核心竞争力强的区域之一;适应京津冀都市圈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把"一体"培育成为国际竞争力强的城市群——泛山东半岛城市群;在"一体两翼"战略下探讨日照和东营在"一体"和"两翼"间作为连接带的双归属定位问题。     

古代山水审美中物我关系的重构——以谢灵运《山居赋》为中心

谢灵运《山居赋》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卓有建树,在中国古代山水审美理论上也具有很高的价值。它拓展了中国古代山水审美中的物我关系,即改变了先秦两汉以来的单一静观方式,形成了居游享受与审美赏会相结合的物我关系,体现出对山水审美中身心关系、性理关系的思考。《山居赋》中不即不离的审美距离,不同于辞赋传统与以往的山水栖居传统,而是表达了以“意得”“赏心”为旨趣的观点,开拓出超世与现世的自得之场,影响着后世山水审美中对主体精神的构造。     

消费主义、欲望生产与“世俗中国图景”——冯小刚商业电影的文化阐释

冯小刚的商业电影遵循了当代消费文化逻辑,切入了城市新贵的社会和个人心理,表达了消费主体的欲望和梦想。冯氏电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表现出了消费文化视域下的世俗中国形象,如实地透射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冯氏电影通过对光怪陆离的当代中国都市地理的描摹,通过对追求当下快感与艺术化生活趣味的当代城市新兴阶层的书写,通过对消费主义的"仪式景观"的呈现,演绎了后现代的都市景观,塑造了新兴的消费主体形象,表达了以欲望为指向的消费文化取向,构建了消费文化视域中的世俗中国图景。     

从“心之良知是谓圣”到“万物一体”--小议王阳明的圣人观

从“心之良知是谓圣”到“万物一体”,体现了王阳明圣人观的两个核心。“心之良知是谓圣”回答了“成圣何以可能”的问题;“万物一体”则进一步指出了圣人必然要达到的精神境界。王阳明赋予了每个人以成圣的可能,大大提升了普通人成圣的信心,体现出人性平等的思想。但作为儒者的圣人,并不是与日常百姓等同,而是应当履行儒者的社会责任,将一体之仁施行于天下。     

“乘物以游心”——中国自然审美中人的自然化

“人的自然化” 是中国传统自然审美的理想.人们在追求“以人合天”、“乘物以游心”的自然审美活动中,无时无刻不显示出对自然的向往与依恋,并力求使自己的身心与自然合为一体,以求至高至美的精神的自由与愉悦.     

从“出走”到“回归”——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族长形象

20世纪家族文学中出现了一系列族长形象,他们在不同的时代被赋予了不同的意蕴内涵。由启蒙时代决绝的鞭挞到世纪末的肯定和无限怀恋,恰好完成了从＂家＂的＂出走＂到＂回归＂。     

中国的“感”、“感物”与日本的“哀”、“物哀”——审美感兴诸范畴的比较分析

作为审美感兴之范畴的中国的感字,至少在8世纪就见于日本文献。在感字的基础上,空海最早将感兴作为概念使用,世阿弥最早将感字有意识地、明确地作为一个戏剧美学概念加以使用。在心与物的关系上,中国是以心感物,心离不开物,心受制于物;日本是以心感心,心可离物而独立。日本特色的审美感兴范畴是哀与物哀。其中物哀之物被置换为物之心,从而将物加以心化,称之为物心。中国的感物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与思想背景,日本的哀、物哀则包含着朴素而又过剩的感性与情绪;感物是天人合一、物我和谐、情理适中,有乐感的性质,哀、物哀则是情理失衡、物我错位、自我倾斜,有哀感的倾向;感物是阴阳和谐,刚柔相济,哀、物哀则具有阴阳失调、阴盛阳衰的女性化色彩。     

从“各适物宜”到“兴象”——中国古代意象论的核心环节

从“各适物宜”到“兴象”是中国古代意象论的两个核心环节。“各适物宜”论对“物”格外重视,是中国文学意象理论的发端期,意象理论的天平偏向于“象”之传神。“兴象”说,紧承“象其物宜”理论命题,亦特别重视对“言”、“意”之中间环节“象”的开掘。“兴象”的理论内涵至宋代严羽而成熟,元、明、清诸家“兴象玲珑”、“兴象深婉”的说法,都是对严羽的响应。“兴象玲珑”是指意象具有“玲珑”的象外之象;而“玲珑”之象又具有“深婉”的意外之意,二者合观之,当是严羽及后来的“兴象”论者的本义。     

从现象到物自身:文字书写何以进入审美视域——兼论汉文明“道”之周遍性思想

文字书写转为审美对象,在于两种观物立场的转换:摒弃功利或认知的立场,不将其视为实用技能或认知符号,而以无功利的心态看待文字书写本身.此时,文字书写便摆脱了现象身份,仿佛物自身般,进入审美视域.此种无功利心态是普遍的,在古希腊罗马传统中也看得到,但并未发展出书法.在汉文明独有道之周遍性思想的观照下,才使书写从平凡小技成为中国独有的艺术——书法.     

从“听之以心”到“听之以气”——论《庄子》“凝神”的审美心理内涵

“凝神”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源自《庄子》的“凝于神（疑神）”和“神凝”。“气”是理解“凝神”的关键所在,庄子的“气”具有身体面向“,气”不仅充实身体,而且人的精神或心灵活动依靠“气”来承载和实现。“听之以气”揭示了“身（体）“”心“”神”与“气”的内在关系。由于“气”的内充作用,人能够通过听“气”实现体“道”,从而到达“虚”的境界,即应目、会心、畅神。从审美发生的过程来看“,凝神”即“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本质是气聚而神定,体内阴阳二气达到平衡时的一种心理状态。它不仅仅只是一种修道的功夫,而且还蕴含着重要的审美心理意义。在内“,凝神”强调从专心经由净心到忘心的心理过程;在外“,凝神”实际上是由心静而心空,由心空而心游的一种审美高峰体验。     

汉代《孟子》“传记博士”考论——兼论孟子其人其书在两汉的学术地位

关于汉文帝时《孟子》立传记博士之事,《史》、《汉》无明文,前人争论颇多。汉初之博士制度沿袭秦制,广立诸子而不限于五经,故《孟子》以诸子书而得立博士当在情理之中,且《孟子》尊立博士亦有汉代相关著述及记载作为佐证。《孟子》传记博士之罢黜,史籍无载,当在董仲舒对策,提出罢黜百家之后。《孟子》“传记博士”之名未必是文帝时的称号,可能是后人追称。《孟子》被称为传在西汉文献中难以见到,基本只见于东汉乃至魏晋六朝时期的著作。较之西汉,东汉《孟子》的学术地位和受重视程度有所提升,孔孟并称已成为一些学者的共识。     

从“江西体”到“江西派”的文章审美理想转变

在欧阳修与明初台阁体文人领袖杨士奇两位庐陵籍文坛宗主之间,中国古典散文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江西体到江西派的演变过程。以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为主的江西体崇尚事理、崇尚简古,其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形成了具有流派特点的深醇浑厚、简古而蔚的美学特征。就在江西体被奉为正宗之时与之后,也存在宋祁、洪迈等为首的好奇尚难文风,宋末元初,更形成了刘辰翁、赵文为代表的,以荒唐变幻、标新立异为主要美学风格特征的江西派。与江西体长期被奉为文章正宗不同,江西派则颇受讥弹。对江西体与江西派的不同褒贬,主要取决于专制政权最高统治者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实考量。     

从"以文为诗"到"以诗为画"——北宋士人画体的形成

中国古代与院体画(或称作家画)相对的文人画或士人画体形成于北宋.北宋以苏轼为首的文人在创造了"文章之余事"的"以文为诗"的宋诗体;同时也以书画为诗余,创造了以诗为画的"墨戏"一体.以苏轼为领袖的文人画群体超功利的艺术观念与创造活动,使"墨戏"形成北宋的士人画一体.     

从文学史到思想史——中日“无产阶级小说”的形象关联和思想关联

20世纪30年代苏联、日本、中国等无产阶级文学的兴盛,是世界近代文学史也是思想史上的一大转折。近年来中国"革命文学"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开始进行了一种回归性的判断。无产阶级文学绝不是单纯的艺术运动,是带有思想解放和思想限制的双重性质的社会运动。这一属性就为人们从文本的思想主题出发,进行外在的批评提供了充分的依据。中日无产阶级小说是一种事实的关联,也是一种思想的关联。在苏联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各自文学的主题在一致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