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润物有声到大雪无痕——以《雷雨》《北京人》为例论曹禺话剧民族化过程

曹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接受西方戏剧,特别是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影响,从而走上话剧创作道路,从其代表作《雷雨》《北京人》的戏剧结构、戏剧冲突、人物刻画和戏剧语言几方面,可以看出曹禺话剧创作的民族化过程。曹禺为中国的话剧艺术走向成熟做出了巨大努力,对戏剧艺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从《北京人》看曹禺对契诃夫戏剧的借鉴

在《北京人》的创作中,曹禺成功地借鉴了契诃夫戏剧创作的经验。主要表现在:一、不再用奇特的事件去写悲剧,而采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写了一部讽刺喜剧。二、成功地塑造了几个本性善良却不能适应生活的喜剧人物。三、人物之间的外部冲突明显减缓,人物内心的冲突得到强化,内在戏剧性有所突出。在借鉴外来经验的同时,仍保留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和民族特色。     

从《北京人》看曹禺对契诃夫戏剧的借鉴

在《北京人》的创作中,曹禺成功地借鉴了契诃夫戏剧创作的经验。主要表现在：一、不再用奇特的事件去写悲剧,而采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写了一部讽刺喜剧。二、成功地塑造了几个本性善良却不能适应生活的喜剧人物。三、人物之间的外部冲突明显减缓,人物内心的冲突得到强化,内在戏剧性有所突出。在借鉴外来经验的同时,仍保留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和民族特色。     

曹禺《雷雨》中的莎士比亚戏剧元素

曹禺的《雷雨》中有显而易见的莎士比亚戏剧元素,特别是莎士比亚式的人物塑造和情节构建。受莎士比亚的影响,曹禺在刻画《雷雨》的人物时充分利用了区分对比、心理分析和疯子形象等戏剧手法。而在构建《雷雨》的情节时,曹禺也使用了莎士比亚式的多条线索和戏剧反讽等戏剧技巧。莎士比亚对曹禺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曹禺剧作《日出》人物谈

在曹禺的剧作《日出》中,作者塑造人物的着眼点不仅仅在于关注每个人物的命运,而是更加关注由一个个人物构成的一种社会形态;他着力展现的不是人物命运的纵向发展过程,而是社会世态的横向展览过程。作者用横断面的描写方法,塑造了一组社会群像,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特定的中国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阶段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现实,呼唤一个充满爱的世界的诞生。本文从这个角度切入,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剧作中不同人物形象的个性和共性特征,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漫谈剧作家曹禺的名作《日出》

《日出》是曹禺先生非常有代表性的剧作。其题材庞杂,结构严谨,用“片断”的方法来阐释剧作的主旨,控诉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日出》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人物设计也没有主宾关系,通过铺陈众生百相,揭露了这个黑暗社会的本质。交际花陈白露的自杀,并不意味着人生的无望,剧作结尾夯歌激扬,预示着黑暗即将过去,太阳就要出世。     

《雷雨》中周萍形象的美学内涵再探

在《雷雨》这部剧作的研究中,关于人物性格的讨论已是昨日黄花,少有人提,本文从剧作家的潜意识心理、中西文化的冲撞与融合、同性同体的性格内涵等三个方面重新探析周萍这一人物,试图探讨隐藏在《雷雨》表象之下的剧作家的真正心理暗流,挖掘周萍这一让众人熟视无睹而又无话可说的悲剧人物的真正的美学内涵。     

论《雷雨》故事与结构的经典性

《雷雨》既是中国话剧文学最富盛名的经典作品,又是演出场次最多具有最长久的舞台生命力的话剧艺术精品。同时,《雷雨》也是中国话剧走向成熟的标志,又是具有丰厚的人文内涵和审美意蕴的中国话剧之标杆。《雷雨》的经典性主要体现在:经典的戏剧故事、精巧的结构艺术、深邃的人性内涵、强烈的悲剧精神,及独特的语言魅力。《雷雨》的成功,首先在于其戏剧故事和结构艺术的经典性。     

精神家园的寻求与失落——论曹禺的《雷雨》和毕基初《魔鬼的纸牌》中的“母子恋爱”情绪

20世纪初期,作为儒家文化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在人性解放和人道主义的审视这下,受到现代作家最为严峻的拷问,曾被封建礼教所不容的封建大家族中的“小母亲”和“大儿子”之间产生的恋情在新的时代背景中被现代作家重新审视,成为作家否定摧残人性的封建伦理道德肯定女性正当人性追求的武器和瓦解与颠覆男权文化中心话语的注脚。     

两个阶级之间的爱情故事——曹禺《雷雨》症候分析

《雷雨》通过一个两代人陷落其中的爱情悲剧故事,对于感情、爱情、人性、阶级、命运及其背后的力量,做了一次深刻的探索。作者所说周朴园的“老奸巨滑,诡计多端”,那是周所属儒家文化无意识所致,他本人并不自觉。同样,作者不知不觉地就在蘩漪身上寄托了他的梦想：不希望他眼下创作此剧本时的恋人成为第二个四凤。曹禺自己说：写到末了,他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他,他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然而还有另一种无意识,即政治无意识,却在阻挠着作者对周朴园的批判,而要求把作为当时的社会贤达的周写得深情款款。在优秀的文学创作里,作者往往不能完全控制笔下的人物,甚至对于“为什么写”这类问题无从回答,莫名其妙,《雷雨》在这方面是相当典型的     

论鲁迅与曹禺作品中对生命意识的书写

生命意识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鲁迅与曹禺是现代文学史中的佼佼者,两人在文学创作上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鲁迅站在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下,其生命意识主要是围绕着“国民劣根性”而展开。在对国民进行批判、剖析的过程中,鲁迅一面反思,一面也产生了浓厚的悲剧性和深切的孤独感,进而感到绝望,然而他毕竟还是不肯放弃绝望中的一点希望。随着时代的推移,鲁迅所批判的国民逐渐觉醒,开始对自己的生存困境进行思考与挣扎,在这种背景下,曹禺思考角度也相应发生变化,由鲁迅时期的“唤醒”、“批判”转为了“探索”,他把目光集中于“人”本身,探索着人对于精神自由的渴望,故而他的生命意识更多的集中于人们对自由的追寻与斗争。与其他作家直接在文章中发出悲叹与呼吁不同,鲁迅与曹禺作品中的流露出一种巨大的悲悯意识,并且这种悲悯意识是以一种潜藏的方式显露出来的。     

基督精神对曹禺早期剧作的影响

基督教中的伦理道德意识 ,不仅是曹禺早期剧作的主要思想来源 ,而且也是剧作中各类悲剧人物的灵魂和艺术创作方法的依据。可是长期以来 ,人们只能 (只愿 )接受曹禺戏剧中为时代主流思潮所能容忍的部分 ,对曹禺受西方基督教文化影响这一事实却只字不提 ,这是有失公允的     

论曹禺舞台实践对其戏剧创作的影响

曹禺本人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他是由舞台演出起步走向戏剧创作的。长期的舞台实践对他的戏剧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创作时场面思维的运用、出色的舞台指示、人物性格的刻画、本色当行的语言以及注意观众的接受等。曹禺对舞台艺术的熟稔为他创作上的成功提供了难得的助力。     

论曹禺早期剧作中的人性理念

在曹禺的一生中,对于话剧创作与"人"的关系,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认识过程。用话剧去探索人性、表现人性,是其创作的初衷与最终目的。在他的早期剧作《雷雨》、《原野》和《北京人》中,作者表达了自己对于人性的系统的思考。他高度肯定了人的"蛮性"、欲望、情感并赋予其人性解放的意义,同时又对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人性若要圆满,必须对人的欲望、情感进行提升,路径有两条:一是宗教,一是理性。     

朱光潜与曹禺、巴金等人的两次论争述论

朱光潜回国后在北平文化圈站稳脚跟,也主动介入了当时的文坛纷争.朱光潜有着相对纯粹的审美眼光和品位,有时以不经意的俯视姿态评论、讽刺作家,引起被批评者的不满,从而引发论争.其中他与曹禺、巴金的两次论争颇有关联,关注者较少,此文一并述及其经过、现点、实质,并予评述.     

诗化戏剧与小说化戏剧——曹禺与老舍戏剧比较研究之二

“以诗写剧”是最能体现曹禺话剧创作个性的特点之一,也是他区别同时代话剧作家的显著特色,就创作主体而言,曹禺多次宣称他以“诗”写“剧”。与曹禺诗化戏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舍在他的话剧创作中也融合了别种文学体裁的特长,但不是诗而是小说。老舍创造性地把小说与戏剧这两种最为显要的现代文学文体结合起来,创立了极具个性特色的“小说化戏剧”,使成熟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话剧在特殊的政治时代,没有完全跌入低谷,在文艺家们普遍迷失自我的红色岁月依旧为中国甚至世界戏剧观众奉献出独具个性风采的“小说化戏剧”精品。     

曹禺戏剧话语的叙事策略：纵横交错的叙述

曹禺戏剧中有大量的叙述话语,这些叙述话语一方面为剧场演出进行必要的环境交待和角色阐释,另一方面却又以不可靠的叙述、客观描写的主观意向、角色介绍的未完成性等语言策略设置语义迷宫。要穿越这个语义迷宫,不仅需要读者的细致敏锐,还需要借助文本各部分之间,甚至是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对比参照。     

《北京人》:曹禺戏剧创作古典转向的考察

《北京人》是以为爱情画像为最初的创作动机,但却以革命的胜利为结局,这种创作思路的转变,存在多种原因。主要原因是当时的革命现实干扰了作者的写作思路,致使本来以爱情为主题的《北京人》在戏剧情节的展开过程中转变成为以革命为主题的时代体现。透过此个案,显示了近代戏剧创作过程中对古典戏曲继承的艰难。     

曹禺前期戏剧的三种思想资源

本文通过对曹禺戏剧的文本分析和考察曹禺的精神历程发现:曹禺在建构自己的前期戏剧时整合了基督教文化、中国道家思想、西方生命哲学等思想资源,由此形成了自己剧作独特的结构和思想意蕴。曹禺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戏剧家,与他善于整合各种精神资源有因果关系。     

浅谈曹禺话剧舞台说明的特点

舞台说明是剧本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曹禺话剧的舞台说明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雍容详尽的叙述美、充满诗意的抒情美、富有表现力的动作美、写实写意的音响美,使剧本具有了相当的可读性,同时也成为了曹禺式的话剧艺术风格的重要方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