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优先"的反思——以民事审判结构理论为分析框架

最高人民法院当前确定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民事审判工作基本原则,强化调解已经成为今后的基本趋势。根据民事审判结构理论,这一转换源于国家对当前社会矛盾高发的回应,其转换的逻辑是:社会结构层面矛盾的高发——政法型司法体制层面政治对法律的深度介入——具体民事审判结构层面调解的强化。但是,社会结构层面矛盾的高发可能存在误判,而且还忽略了社会结构层面越来越强烈的法治化取向。因此,该政策转换不仅可能欠缺社会结构层面的原因,而且还与社会结构层面的法治化取向存在冲突。在双方合力的作用下,该政策转换将会从正反两方面产生叠加效应,对民事审判结构、司法体制、社会结构转型施加双倍的负面影响。     

价值与实证:现代司法文明的评价标准体系

本文在界定现代司法文明基本意蕴的基础上,立足我国司法实践,从价值和实证两个层面总结归纳了八个方面的评价标准,力图对现代司法文明的内在属性给予准确定位,全面揭示现代司法文明的应然和实然表征,厘清相关的理论脉络,科学构建其理论框架,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司法文明,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作出有益的理论探索。     

证据制度理论基础的反思与构建

证据制度理论基础在相当长一段时问是立足于最高层面即哲学层面认识的,即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为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随着对诉讼过程中有关证据活动认识的深入,尤其是司法活动与认识活动的区分,证据制度理论基础仅仅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为证据制度的唯一理论基础,是不符合证据制度发展和完善的需要的.应确立多元化、多层次的理论基础.     

转型社会语境中司法法治生成的发现路径

社会转型语境中司法法治的生成问题考量关涉着司法职业的时代命运,也是司法职业共同体主体自觉的客观诉求.司法现代化的研究困惑和现实困境昭示出司法改革理论根据与实践基础,且诠释出其在法治国家建构探寻中社会层面的动力机理.司法职业的功能回归是社会转型语境中司法法治生成的科学发现路径,需积极梳理使其得以本真回归的相关要件.     

中美法院司法效率简析

影响司法效率的因素一般存在于三个层面 :一是法律意识层面 ,二是司法体制层面 ,三是诉讼程序和审判方式层面。我国法院对司法投入并不少 ,但其运转仍较低效。原因何在 ?一是司法独立原则缺乏具体制度保证 ,二是司法机制运行的官僚化、行政化。     

论柏拉图-孟子定理和卓炯定理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

在文化性和技术性的层面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古代经济思想有若干相同或者近似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如柏拉图-孟子定理、斯密定理和卓炯定理都是用分工来论证商品交换的必要性,都在分工的基础上构成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充分认识和理解分工理论的重要性,对于政治经济学建设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的刑法学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研究要比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显得沉寂许多,这是当下刑法学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反映.理论的自我封闭使得其无法对立法和实践产生应有的影响,其原因既有学者们淡化了社会责任感的原因,也有有关部门不重视理论的因素.刑法学理论与刑事司法政策的研究都需要理论和实践部门取得共识.刑法学研究应当回应社会的需要.关注司法实务中的问题.刑法理论研究与社会发展相联系才能发挥其作用.     

语境、视角和方式:研究“公共性”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随着中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主体意识、公民意识日益自觉,对公共事务、公共生活和公共精神的关注和要求也日益提升,相应地,对公共性的研究成为一个理论热点,歧见纷纭也在所难免.本文认为,哲学层面的公共性研究,要注意东西方语境和学科视角的差别,要有一种自觉的批判精神和民主启蒙意识,力求找准当代中国的真问题,为实现中国现代化起到应有的作用.     

公案的司法公正评判维度及其法治价值

公案是蕴含着公共性主题元素,为各界广泛参与,其处理结果具有社会导向性的案件。公案的审理受到了民意的影响。为了实现公案的司法公正必须确立相应的评判标准。公案的司法公正评判维度有理论层面、程序层面、历史层面和域外司法实践等四个方面。公案的司法公正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     

关于犯罪客体功能的二维思考

长久以来,犯罪客体始终作为犯罪构成的要件之一存在于刑法理论当中。但是近年来,很多学者认为应该取消犯罪构成体系中的犯罪客体要件,认为犯罪客体对于犯罪的认定来说没有任何意义,甚至将其评价为巨大而空洞的价值符号。然而,犯罪客体不仅在司法层面对于认定犯罪来说具有不可忽视和回避的作用,在立法层面,犯罪客体亦是法定刑设置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只有从立法和司法两个维度去审视犯罪客体,才能全面揭示其所具有的功能和价值。     

论构建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恢复性司法

“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对国家发展目标的科学定位,正在成为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主旋律和时代的关键词。分析和谐社会下刑事司法理念的需求,是从理论和技术层面探索司法实务如何与和谐社会的理念和目标需求相契合。     

论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的关系

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有二:从理念的层面探讨,刑事和解是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具体制度化;从制度的层面考察,刑事和解和恢复性司法都是一种"私力合作"的司法模式,前者是后者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即刑事和解是恢复性司法的具体内容。其区别有三:缘起不一致;表现的维度不一致;体现的模式不一致。     

关于完善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若干思考——基于国家与地方立法的不同视角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改革措施,其初衷在于解决我国检察权运行中某些环节存在的制约不足问题。作为一项在探索中建立的新生制度,其理论准备相对薄弱,相关制度架构距完善也还有相当距离。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法理基础有两点值得关注:人民主权论和权力制衡论,沟通司法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其现实依据在于:是维护稳定的社会缓冲机制,有助于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是风险较小的战略选择。在国家政治和司法制度层面,人民监督员制度应当走往权力监督方向。在地方立法层面上,人民监督员制度只能定位为非刚性的权力监督。人民监督员与人大关系是,由人大支持、鼓励、引导下的临时性民间监督团体。     

宋代州府司法的理性化悖论

合理性和形式性是马克斯·韦伯理论体系中用于描述经济、政治、法律等社会行动是否遵守内在规则的两个概念。从司法理性化理论层面考察,宋代州府司法在机构权限范围划分等体制层面展现出形式合理性特质,而在审判过程方面则表现出实质合理性风格。立足于宋代司法制度发展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出,这种司法体制与审判过程之间的合理性悖论,是宋代司法制度建设中所形成的儒法冲突的产物和体现。     

试论我国陪审制度的改革方向

陪审制度在加强司法民主、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权威性、增强民众的司法信任感等方面存在着独特的价值功能 ,作者从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层面对我国陪审制度的发展、现状、存废之争予以理性地评析 ,认为陪审制的改革是必要的、可行的 ,并就改革提出一系列的建议和设想     

政府数据开放刑事风险的教义学限制

立足司法裁判实践,政府数据开放刑事风险主要涉及三种类型：以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为“对象”实施的犯罪、以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为“空间”实施的犯罪和以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为“工具”实施的犯罪。进一步从规范层面和实践层面审视发现,政府数据开放刑事风险被人为放大,突出表现为：司法解释过度扩张和司法裁判过度入罪化。为解决这一问题,尝试引入刑法教义学理论,从司法适用角度构建政府数据开放刑事风险放大化的限制路径。     

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与国际刑法的实施

前南刑庭在十余年的司法实践中,通过对规约和规则中的相关条款的解释,一方面,将自身实践建立在大量已有的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和各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其也发展了有关的规则.此外,对于国际刑法发展中的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前南刑庭也创造性地予以了发展.     

程序价值理论的第三种模式

我国的程序价值理论模式大致分两种,但此两种模式都没有解决程序与实体公正的关系问题,存在缺陷,无法指导中国的司法改革.程序价值理论应当采纳第三种模式,即:在立法的宏观层面,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构成不完善的程序正义,而在司法的实践层面,程序公正与结果公正构成纯粹的程序正义,理论上是不完全的程序正义,在制度上却作为纯粹的程序正义而发挥了作用.只有采纳第三种程序理论模式,才能真正理解法治社会中的司法独立与司法权威,为法治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构想

庭前证据展示,是检察公诉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其目的是为提高司法效率,最大可能地实现司法公正,确保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但在司法实践中,该制度也存在权利失衡等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对刑事诉讼中证据展示现状和诉讼价值的分析,提出证据展示制度应遵循的原则及其关于主体、范围、程序和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制度设计。     

现代司法局限背景下情态证据的证成

现代司法强调客观、具体和可描述化.同时,强制性的要求现实世界必须符合该“司法规则”,否则,即为其所否定.但是,语言并不是先在的,更不是事实的唯一表现形式,司法单纯地要求事实的语言化和书面化是对现实世界的歪曲.古代的司法曾经极大的承认并运用情态证据；情态证据的运用也在现代司法尤其是西方司法中广泛存在.情态证据运用是一种对非语言因素的司法回应.情态证据具有即时性、依赖性、难以描述性、特殊效力性和可促成性.情态证据分为语言性情态证据、情感性情态证据和展示性情态证据.在证据归类上,语言性情态证据属于证人证言,情感性情态证据属于物证,展示性情态证据则当然属于展示性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