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书供》原稿未被撕毁——与罗尔纲先生商榷

关于《书供》原稿的真伪问题,我在1979年曾写了一篇题为《李秀成书供原稿考辨》(简称《考辨》)与荣孟源同志商榷,刊登在《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四期上。还在《考辨》未发表之前,《学术月刊》1981年第三期发表了罗尔纲先生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序》(简称《注序》)一文。全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评论我和荣先生关于《原稿》真伪问题的讨论。在《原稿》确系李秀成的真迹这个问题上,罗先生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他不同意我所说的“曾国藩对它只有删改,并未撕毁”的论断。他持三点理由就这个问题来和我商榷。本文就是对罗先生“商榷”的再商榷。     

论李秀成的投降——兼与钟文典等同志商榷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杰出的领袖之一,他从圣兵到统帅,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为太平天国革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但是,李秀成也犯下了不可原谅的奇耻大错,曾经向敌人投降。因此,史学界对他的评价历来就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当然不是他的功绩,而是他的投降问题。史学界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投降,一种称之为乞降。看来乞降比投降的罪错要来得轻些,因为乞降好象还没有“降”,而投降则是已经降了。但不管怎样,问题的实质还是一个降字。从李秀成在自述中的表现来看,应该是属于投降,说是乞降的人,可能是对李秀成有所偏爱。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我们不应为勇者讳。     

“捻军正名”质疑——和罗尔纲同志商榷

1960年2月出版的《安徽史学》创刊号上,刊载了罗尔纲同志的一篇长文:“捻军正名——一个有关立场问题的名称的商榷”。我在反复读了这篇文章以后,逐渐地产生了几个疑问。现在提出来,请罗先生和其他同志指教。罗先生认为,在我国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活跃于安徽、河南、江苏、山东一带,其中主要是安徽的蒙、亳地区的起义农民,即通常被称为捻军者,不应称为捻军,而应“在(捻军的)不同阶段中,对它提出不同的称请”——如1855年张乐行号为“大汉明命王”后,就应称为“大汉起义军”或“大汉”;1857年“加入太平天国”后,应称为“太平天国张乐行部”或“太平天国龚得树部”等;1863年蒙、亳军队数万人请“遵王赖文光领导”后,应称为“太平天国新军”或“太平天国鲁王任化邦部”、“太     

兰大顺问题再考——与罗尔纲先生商榷

太平天国时期,在云南和四川暴发的李、兰农民起义的领袖是李永和与兰朝鼎,还是李永和与兰大顺?兰大顺是不是兰朝鼎?假如不是,那兰大顺又所指是谁?这些问题,在我国史学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一九七九年十月,《近代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了罗尔纲先生的《兰大顺问题考》一文(以下简称《考》),对李、兰起义史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兰义军首领为李永和与兰大顺。兰大顺不是兰朝鼎,也非兰朝柱,而是另一人兰朝璧;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在四川丹棱牺牲的不是兰大顺,但究系何人,文章未置可否。对此,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特提出来同罗老商榷:第一,李、兰义军的领袖是李永和与兰朝鼎,不是《考》中所说:一八六四年在陕西称兰大顺、后据刘蓉奏稿又名兰朝璧的人。第二,一八六二年冬率义军由川东北入陕,后曾占领西乡、洋县、周至的,是兰朝鼎的族兄,义军兰朝柱所部。一八六四年在周至被多隆阿军所困而突围的义军中,称兰大顺的统帅也是兰朝柱。现将我这样判断的根据分述如下。     

关于常熟“报恩牌坊”问题——与罗尔纲先生商榷

常熟“报恩牌坊”,是1862年建立的,罗尔纲先生认为是常熟人民对李秀成歌功颂德的一块石牌坊.在评价李秀成时,罗先生与一些同志曾用这个牌坊来说明李秀成是“爱民”的,这一看法值得商榷。因为这个牌坊存在着谁建立的,为什么建立,是什么阶级歌颂李秀成的等问题。下面谈一些看法。     

“李秀成伪降新证”不足为证——兼论罗尔纲先生的“伪降说”

关于确认李秀成《书供》原稿(以下简称《原稿》)是他本人的真迹这一点,我和罗尔纲先生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对李秀成是真降还是伪降的问题,我们在看法上有根本性的分歧。为了证明李秀成是伪降,罗先生曾经写过不少的文章。1981年3月2日,他又在《广西日报》上发表《一件关于李秀成学姜维的曾国藩后人的口碑》的文章,来证明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口碑毫无史料价值,它不能作为李秀成的伪降的“新证”,更谈不上是什么“铁     

幽默漫议——兼与徐侗同志商榷

<正> 自瓦特令蒸气推动历史的车轮,伽利略用望远镜开阔人类眼界之后,“上帝”贬值,“幽默”看涨。诗人以幽默显其达观、机敏,哲人以幽默见其深刻、犀利,就连商贾也看重幽默在经商中的作用。 幽默在中国真正掀起大潮。实是近几年的事。王蒙、陆文夫、高晓声、邓友梅、张洁、冯骥才诸人的幽默,千姿百态,各具神采;连史诗大匠姚雪垠在严肃的笔触中也时     

试论第四产业——兼与沈峻坡同志商榷

在当今信息时代里,信息产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显示出来.为此,沈峻坡同志提出将信息业、咨询业从第三产业中分离出来,组成第四产业.笔者认为,如今,建立并发展第四产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一观点的提出,适应时代的潮流,无疑具有一定价值.但是,该文将第四产业仍归为服务性产业,而第四产业即知识产业,并将教育部门也列入第四产业,以及知识创造价值等观点,值到商榷.     

人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权利——兼与孙纪成同志商榷

研究人权问题,同研究其他问题一样,不能从抽象的概念出发,但又必须有统一的概念,以保持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的一致性。在我国学术界,目前关于人权问题的纷争,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导因于人权概念的不一致。人们本着不同的研究目的,从不同的角度,赋予人权概念以不同的含     

阶级分析的唯物辩证法——兼与陆德生同志商榷

任何一个阶级——无论是剥削阶级或被剥削阶级,自它产生的那天起,都有其政治与经济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是:经济是第一性的,政治是第二性的;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在进行阶级分析时,必须对其政治与经济这两个方面进行既唯物又辩证的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就是这样做的。这里,我想谈谈自己在学习经典作家关于阶级分析理论中的一点体会,兼与陆德生同志商榷几个有关问题。一、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是阶级分析的出发点各个阶级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每     

李秀成的叛徒面目不容改变——驳罗尔纲先生的所谓“苦肉缓兵计”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高级将领,在革命形势逆转的情况下,早就不忠于太平天国,被俘后叛变投敌出卖革命,他在敌人囚笼内所写的《自进》,是他背叛革命的铁证。这个革命叛徒,几十年来经过资产阶级史学家和某些太平天国史专家的渲染美化,面目全非,窃取了英雄的称号。现在,是拨开迷雾,恢复李秀成叛徒其面目的时候了。这里,我们仅就几个原则性的问题,和罗尔綱先生商榷。     

论信息是一种系统质——兼与刘长林同志商榷

<正> 读了刘长林同志的长篇论文《论信息的哲学本性》和《相互作用与信息形态的发展》,很受启发,但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提出来与作者商榷,并就正于读者同志们。     

诗歌分行之我见——兼与尚和平同志商榷

读了尚和平同志《诗分行排列实质原因之探讨》一文(载《宁夏社会科学》1991年第9期)有一些不同想法。现不揣浅陋,简述如下。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标准。判断一种观点正确与否,最简便易行和最具说服力的方法,莫过于将这种观点放入它所涵盖的客观对象之中,来对照、比较两者是否相符合,以及相符的程度。尚和平同志提出,诗歌分行排列的“实质原因”,是个抒情的强烈程度问题,     

排中律适用范围浅论——兼与李秀圃同志商榷

关于排中律的适用范围,现行的几种逻辑教材有着两种不尽相同的表述。一种认为排中律“只适用于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而不适用于两个互相反对的判断”,以金岳霖本《形式逻辑》为代表;另一种认为排中律“适用于具有矛盾关系或下反对关系的判断”,以上海本《普通逻辑》(1986年修订本)为代表。两相比较,后者在排中律的适     

再论刘永福——兼与丁名楠同志商榷

一 如何正确评价黑旗军领袖刘永福?这是中法战争史研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解放以来,在许多专著和文章中,都说刘永福为了官爵,投降清朝,背叛了农民起义军。前不久,丁名楠同志的《关于中法战争几个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以下简称《关》文),就把刘看作是与清合流(即同流合污之谓)之人,说刘是为个人谋生路、仰慕名器、为清政府引诱而最后成为清朝一名听驱使、受摆布的奴仆。解放以来的这种说法,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后果:     

论故意犯罪的阶段——兼与龚明礼同志商榷

关于故意犯罪的阶段问题,我国刑法学界曾有长期的争论,至今仍有不同的看法。这一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如何理解故意犯罪的阶段这个概念本身;另一方面是如何划分故意犯罪的各个阶段。由于这一问题直接与司法实践相关,因而有继续探讨之必要。何谓故意犯罪的阶段?     

罗尔纲先生的治学风范

罗尔纲先生诞生于1901年,是本世纪的同龄人。新中国成立以来,他是硕果累累的著名社会科学家。他从青年时期开始进行学术研究,至今已65周年。他学识博雅精深,在考据学、金石学、文学史、近代军事史等方面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宛如颗颗明珠,在学坛熠熠生辉。尤其是在太平天国史研究方面,更蜚声海内外,是这门学科的开拓者、取得最大成果的专家和培育了众多中年学者的一代宗师。罗先生对太平天国史的钻研,锲而不舍,用力最勤,时间最长,成书30余部,达700余万言,真是著作等身,令人有“高山仰止”之感!他的道德情操和品格修养,集中表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素质,值得当代青年引为风范,加以学习和发扬。     

实践是变革物质世界的动态体系——兼与夏甄陶同志商榷

<正> 实践是检验人们的认识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两年多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要使这个问题的讨论深入下去,必须对真理标准本身的理论问题进行研究。本文准备对实践的要素结构和运动过程作一些探讨,并在某些问题上兼与夏甄陶同志进行商榷。所谓实践是个变革物质世界的动态体系,是指实践的物质结构和运动过程。从横的方面     

关于太平天国史事的研究问题——对罗尔纲先生一些研究方法的商榷

近几年来新史学的论著,在近代史中据我初步的统计以太平天国史事为最多,不计算出版的专书,即散见于各报刊的有一百五十多篇(1949年起至1986年止),其他如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戊戌政变、甲午战争诸问题都在五十篇左右。而太平天国的论著要以罗尔纲先生研究的成绩为突出,因之,在教学与研究上影响也最大;罗先生的考证论著较多,但也有历史论文。中国新史学的建立,正处于拓荒时期,无论在处理问题上和方法上,历史工作者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愿意就罗先生论著中的一些研究方法,提出三个问题与罗先生商榷,希望得到指正。一关于考证史料理论与实践问题     

再论序变——兼与查汝强同志商榷

近几年来,哲学界关于结构形式变化引起质变问题的讨论,发表了许多文章。1982年我发表《序变与质量互变规律》(哲学研究、1982年第10期),提出序范畴及序变原理后引起了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要不要把序变引进质量互变规律,即事物是质、量的统一体,或是质、量、序的统一体?事物的变化只存在一种形式,或是多种形式? 笔者认为,世界是复杂的,事物的变化、旧事物向新事物过渡的形式和途径也是复杂多样的,并非只存在着量变达到关节点引起质变这唯一形式,而是存在着量变达到关节点引起质变、序变达到关节区引起质变以及量变与序变协同作用引起质变三种基本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