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籍贯由鲁至闽考

<正> 一关于朱熹祖籍的个疑问中国宋代理学家朱熹,出生于福建南剑州(府治在令南平)的尤溪,后定居在福建建宁府(府治在今建瓯)建阳县的考亭,因此被称为建人或考亭人(朱熹《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序》,见清光绪《续修紫阳堂朱氏家乘》卷一《明宗》;清雍正《福建通志》卷二七六《丛谈·建宁府》)。至于朱熹的祖籍,一般来说是指徽州(府治在今安徽歙县)、婺源(今属江西)。由于徽州辖境在晋隋间为新安郡,又因徽州有紫阳山,朱熹在序跋和其他论著中除署称“婺源朱熹”外,还署称“新安朱熹”、“紫阳朱熹”。但是,朱熹的个别序跋或论著有     

朱熹陈亮论战的文化意义

陈亮与朱熹于淳熙九年（１１８２）在明招堂见面后开始他们的学术论战。以后,两人通过书信往返进行学术争辩,使这场轰动学界的学术论战得以深入开展。从现存陈亮致朱熹的八次书信和朱熹致陈亮的十五次书信中,可以看到这场论战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十分明显,他们之间论战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持有不同的价值态度,正如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所说：“夫朱子以事功卑龙川,龙川正不讳言事功,所以终不能服龙川之心。”正由于朱熹、陈亮对道德与事功、即内圣与外王的态度严重分歧,故而才引起王霸义利等一系列学术问题的论战。一、“王道”与“霸…     

略论朱熹的哲学思想

朱熹是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以传统儒学的政治伦理观点为中心,糅合佛、道思想,将自然、社会、人生等方面的问题统统纳入其思想体系,建立起博大繁杂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逻辑结构,故清代史学家全祖望称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宋元学案》卷四八)。从“广大”和“精微”两个方面评价朱熹思想,是颇有道理的。所谓“广大”,就是他不仅对中国哲学史上重要哲学范畴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而且,发前人所未发,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哲学范畴。关涉经     

朱熹解《大学》“亲民”为“新民”之新证——从孟子讲“亲亲而仁民”入手

不同于唐孔颖达解《礼记·大学》“亲民”为“亲爱于民”,宋朱熹依照程颐将“亲民”解为“新民”;明代王阳明不赞同朱熹“新民”说,而认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主张“亲民”说。后世不少学者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并提出新证,主要有三：其一,以孟子讲“亲亲而仁民”的“爱有差等”及其所言“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为据,反对王阳明“亲民”说;其二,以“亲”“新”古字通用为据,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其三,通过对《大学》思想内容的分析,而赞同朱熹“新民”说。这些论证,对于现今理解朱熹“新民”说,仍具有不少新意和启发。     

论朱熹思想在徽州的流传和影响

朱熹祖籍为徽州府婺源县(原属安徽，今属江西)。据朱熹高足黄干《朱子行状》载：朱熹的家世为“婺源著姓，以儒名家。”清代所修《婺源县志&#183;朱子世家》则说道：     

朱熹涵泳《诗经》的方法论意义

朱熹视涵泳之法为训诂、章句之外的一种解经之法。这在经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涵泳之法具有推重本文、强调感性和践履的特点。《诗经》以其“吟咏情性”的本质,尤为适合涵泳。《诗集传》中的“情性”观念,与理学的心性论紧密相连;朱嘉以“喜怒中节”为《诗经》的最高境界,这都反映出朱熹的涵泳《诗经》的思想与其“中和新说”的密切关系。考察朱熹对《毛序》由怀疑到否定的过程,也当结合其理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试论融汇道家自然之说的陈白沙心学

<正> 在明代心学的思想潮流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除了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应该说还有陈白沙(陈献章)的“自然”、“自得”之学.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白沙学案上》)陈白沙在王阳明之前致力于扭转明初“一宗朱熹”的学术风气,开一代心学之流,其在心学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是通过湛若水影响和启迪了王阳明,而且,他所建立的学说体系融汇了道家自然之“道”的思想情趣,在理论上亦是独开一面.本文即有意于探讨白沙心学的这一特点.     

朱熹的学习观

一、朱熹的坎坷经历和他的教育思想朱熹一生,命途多舛:早孤家穷,“少依父友刘子翚寓建之崇安,后徙建阳之考亭,箪瓢屡空晏如也”(《宋史·朱熹传》)。生活拮据,寄人篱下;学无常师,全靠自己。在苦读的过程中,虽“祜人横截直截”,他“尺是不管”(同上),有志者事竟成,终于十九岁时登进士第。他在“学而优则仕”之后,又屡遭排斥和打击:孝宗时因力主抗战而被主和派汤思远之流进谗降职;继因直谏“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朱子文集》、《朱子语类》以下引语凡出此书者不再加注),“重振周孔之道”,又被以“讥君”罪贬谪;宁宗时他侍讲《大学》才四十六日,即被妒才嫉能的韩佗胄之辈诬陷罢官。至此犹不甘休,这伙有权无能之徒,为致熹于死地,又斥“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宋史·朱熹传》)朱熹的“帝王之学”为“伪学”,于是“攻伪学者日急”,与此同时又     

《何光岳研究》序

我担任主编的《云梦学刊》从1990年起开办了一个栏目叫做“当代学者研究”。“当代学者研究”展开对当代著名学者的个案研究,类似于“学案体”（张岂之在发表于《云梦学刊》2003年第4期的《学术史与“学案”体》中说：“所谓‘学案’实际就是学术史”）,这是当代学术史研究中的重要组织部分。“当代学者研究”栏目从2003年第1期起改版为“当代学术史研究”栏目。该栏目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宏观的学术史研究。     

朱熹道统谱系论

朱熹的道统谱系上至“上古伏羲神农圣神”,下隐自身,中补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道统思想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和创新性,以集注《四书》方式加以诠释、梳理;糅合先儒典籍《尚书·大禹谟》人心道心思想,首创“十六字心传”,确立了新儒家的道统思想体系。     

《古赋辩体》赋体解读理论的渊薮与构建

《古赋辩体》的主要成就是在解读“赋”时实践了“六义”理论。赋体“六义”理论与实践虽然直接受到朱熹及元前其他文人对“六义”在诗中的研究与实践的影响,但从《古赋辩体》结集成书的角度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也应是祝尧“六义”辨体的重要理论渊薮之一。此外,祝尧对《古赋辩体》的理论构建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继承朱熹的“三义”分析法,并在朱熹文艺理论思想的影响下发展到“六义”分析;二是祝尧意识到“六义”分析法对赋体解读上的不足,因此在辩证“诗”“骚”关系确立“楚骚”正统性的途径下,援骚入赋。     

吴与弼的教育思想和明代心学思潮

吴与弼(公元1391—1469年),字子傅,号康斋,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是明初重要的理学家、教育家,其所开创的“崇仁之学”,对明代学术思潮和教育思潮的兴起具有“启明”的作用。学术史家黄宗羲编撰《明儒学案》时,以吴与弼的“崇仁之学”为开篇第一卷,其原因正如黄本人所说:“微康斋,焉得后世之盛哉?”(《明儒学案》卷一,《崇仁学案》)。     

论朱熹哲学在王夫之哲学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论朱熹哲学在王夫之哲学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屠承先清朝经学家唐鉴在谈到王夫之的学术思想时曾说过：“其为学也，由关而洛而闽，力诋殊途，归宿正轨。……先生之学宗程、朱于是可见矣。”（《清学案小识》）此语虽并不全面，但却从一个方面道出了王夫之哲学与张载哲学及...     

朱熹的《通鉴纲目》及史学思想的新阐发──读汤勤福新著《朱熹的史学思想》

汤勤福的博士论文《朱熹的史学思想》（齐鲁书社２０００年１月出版，下简称汤著），拜读之后有一些感想，必欲一吐而快之。一汤著在史学史研究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对朱熹《通鉴纲目》的考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通鉴纲目》“凡例”是朱熹所撰，他还撰写了部分的“钢”，而“分注”则是朱熹托其学生赵师渊撰写完成的，即认为《通鉴纲目》的主要作者不是朱熹而是赵师渊。这一观点影响极大，几成定论。对此汤著作了说细的考辨，得出了全然不同的新论断。作者考证，元朝贺善曾指出当时有人怀疑《通鉴纲目》非朱熹所作；全祖望、王梓…     

蕺山学派的慎独学说

<正> 一提到“慎独”,人们就会想到朱熹对《大学》《中庸》的注解,认为它是一种唯心的自我修养方法。我国明清之际著名启蒙思想先驱、刘宗周的学生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为以刘宗周为代表的蕺山学派立案时说:“先生(刘宗周)之学,以慎独为宗”。“儒者人人言慎独,唯先生始得其真。”在刘宗周以前,确有许多学者注释和论述过慎独,不能否认,他们各有所见。然而在黄宗羲看来,只有刘宗周的慎独学说,才是儒家真传,“圣贤之学”的精髓。作为蕺山学派的主要传人,对其师的学说如此之推崇,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却提醒我们注意,有必要去考察研究蕺山学派用以标宗的慎独学说和以往关于慎独的理论观点有何异同。     

新发现的“朱熹家谱”

1982年,福建省尤溪县在征集文物中,于梅仙公社乾美大队桥尾村朱熹后裔朱培清家,发现了四百多年前的明刻本“朱熹家谱”。它被称为1982年全国四大文物发现之一。新发现的“朱熹家谱”名为《紫阳朱氏建安谱》(下称《建安谱》),编修于明代     

《宋元学案》百年研究回顾与展望

《宋元学案》是黄宗羲继《明儒学案》之后学案体例运用的又一次成功尝试,是对700年来儒学发展的厘定与总结。《宋元学案》成书百余年来,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具体分为《宋元学案》始撰之年讨论、《宋元学案》的总体评价、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等对《宋元学案》的贡献、《宋元学案》的编纂体例、《宋元学案》的门户之见、黄宗羲等学术史观、《宋元学案》对理学内部纷争的处理、《宋元学案》释误举例等。     

明清之际学术史的突变--学案体的趋新与定型

明清之际学案体的成熟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体例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古代史学体裁的一大创新。《圣学宗传》、《理学宗传》和《明儒学案》即为该时期学案体的趋新与定型之作。《圣学宗传》具有明显的禅学风味,系为儒学正本清源而作;《理学宗传》系师宗理学传承及学理演变,摒弃门户之争的大作;《明儒学案》则是该时期学术史讨论的总结,不仅是17世纪学案体成熟的标志,而且也是中国古代学术史成熟的标志。     

“诚”是朱熹学术体系的最高境界——以《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为中心的讨论

朱熹的学术以《四书章句集注》为核心,以《大学章句》的格物致知论为起点、以《中庸章句》的“诚”为归宿.因此,朱熹的学术不仅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以格物致知论为出发点,而且还以敬为本,在“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过程中,达到天人合一的“诚”的最高境界,并且是对道统“十六字心传”的一种延续.     

南宋晚期“道统”谱系再构建——以真德秀的“道统”观为中心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提出“道统”传承问题后,“道统”论述成为朱子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黄榦、陈淳、蔡沈等朱门弟子中广为流传。南宋晚期重要朱子学者真德秀,一方面从“心法”等理学内容上丰富、发展了朱熹、黄榦、蔡沈等人的“道统”论述,并从“主敬”工夫的角度肯定了二程、朱熹在“道统”传承上的重要地位;但另一方面,真德秀又试图结合“执中”“建中”“敬为修身立政之本”等内容,将国家“治道”也纳入“道统”论述中,并在其“道统谱系”的构建中形成异于朱熹的论述。总体而言,真德秀的“道统”观呈现出根源朱熹、兼顾治道的特点,反映了南宋晚期朱子学理论深化、多元融合的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