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政权立国基础浅析

西夏是由党项族建立的政权，这个政权具有地方和少数民族的两重性。党项是我国西部一个古老的民族。“‘党项”这一称谓最早见于《隋书》和《北史》的记载，由此可以推断，有关党项的活动，当始于北魏。党项的主宰者是强宗大族，直到李继迁建国，这种情况一直未变，而且“联络豪右”成为西夏政权的国策，强宗大族也就成为党项夏国的统治基础，其社会地位不断上升。“豪右”何以构成西夏地方之统治基础？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本文拟从如下三个方面阐述：其一，西夏地方政权是在强宗大族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其二，西夏地方政权依靠豪右的原…     

西夏华严禅思想与党项民族的文化个性——西夏文献《解行照心图》及《洪州宗师教仪》解读

西夏佛教思想不仅是对中原佛教文化进行引进与创新的结果,同时还是党项民族进行文化改造与创新的成果,这在现存的《解行照心图》及《洪州宗师教仪》等西夏佛教文献中有较突出的表现.西夏佛教界在综合唐代宗密华严思想、菏泽禅法、辽代华严思想等的基础上,形成了与北宋及辽朝华严和禅学思想都不尽相同的华严禅思想;西夏佛学思想既是党项民族文化个性的思想反映,也是党项与汉民族文化融合的体现.     

占卜与西夏社会研究

占卜对西夏社会的影响深远,党项人在做事之前都会做一个占卜来卜凶卦吉,乞求得到神灵的指点,星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项民族的政治走向和军事决策。中原占卜学对党项占卜学影响颇深,党项的占卜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习俗等方面。此外,虽然俄藏黑水城的占卜文献包含内容少,却是研究占卜学文化的重要资料,其内容全部被翻译成汉文,一些专门术语是西夏人通过对中原八卦的理解进行的解释和翻译,其中"术数"占卜在西夏更是流行了很久,它是把天干地支作为依据;与此同时"术数"还超过了"易经"占卜,它是以八卦为依据的,事实上天干地支和八卦之间的区分并不明显,它们之间互相存在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对当时西夏占卜生活产生了诸多指导。     

占卜与西夏社会研究

占卜对西夏社会的影响深远,党项人在做事之前都会做一个占卜来卜凶卦吉,乞求得到神灵的指点,星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项民族的政治走向和军事决策。中原占卜学对党项占卜学影响颇深,党项的占卜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习俗等方面。此外,虽然俄藏黑水城的占卜文献包含内容少,却是研究占卜学文化的重要资料,其内容全部被翻译成汉文,一些专门术语是西夏人通过对中原八卦的理解进行的解释和翻译,其中"术数"占卜在西夏更是流行了很久,它是把天干地支作为依据;与此同时"术数"还超过了"易经"占卜,它是以八卦为依据的,事实上天干地支和八卦之间的区分并不明显,它们之间互相存在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对当时西夏占卜生活产生了诸多指导。     

西夏党项人的亲属称谓和婚姻

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一个重要王朝。它的统治民族称谓[弭](附录1),西夏时期汉译文为“蕃”,目前学术界一般称为党项(tangut)。近些年来对党项人亲属称谓和婚姻的研究也成了西夏学家所关注的一个课题。这一课题对当前西夏学的进展有重要意义。首先,在翻译西夏文文献时,元论是字典、词书,还是典籍、文书,都会遇到亲属称谓。目前     

从西夏岩画看党项族的个性特点

在距今7个世纪,先后与宋、辽、金鼎力,统治西北广大地区近200年的西夏王朝,曾经组织领导其全境内的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人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事生产斗争和军事斗争,开展同周边邻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发展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突出了民族特色,培养了质朴、诚恳、忠厚、坦率、慷慨的性格和淳朴的民风,实现了党项、汉、回鹘、契丹、吐蕃等民族在西北地区的联合和局部的统一.为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今对西夏、对党项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显学.借助古今所编纂的西夏文辞书,从跃然于山崖峭壁的西夏岩画中探讨党项族社会生活的内容.为我们了解一个全盛时期西夏党项族的性格人生提供了佐证.     

党项民俗述略

党项族,是一个活跃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古代少数民族,最早出现在魏、周之际,最终消失于明代中叶,有将近千年的历史痕迹。公元十一世纪时,还建立过一个与宋、辽、金鼎足而立的夏国政权,在中国历史上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今天,古代的党项族虽已消失,但对党项民族的风俗习惯进行考察,这对于研究党项源流、西夏社会形态、西夏文化艺术及古代民族的消亡、融合过程应有所裨益,本文旨在述,而不在作,仅将零茧棼丝,理成经纬,给民族学及西夏史研究者提供系统素材。     

吐蕃西夏历史文化渊源与西夏藏传绘画

藏语称西夏为ｍｉ ｙａｇ。这一称呼既指西夏建国以前的党项人 ,也指西夏建国以后的西夏人。① 论及西夏与吐蕃的历史文化联系 ,从 7世纪初党项羌与吐蕃王朝发生联系开始 ,到 1 3世纪初西夏亡国时为止 ,长达 60 0多年 ,其间你来我往 ,水乳交融 ,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少见的现象之一。②唐时 ,吐蕃和党项部落之间的战争使得大批的党项人归属于吐蕃王朝治下 ,两族杂居者为数众多 ;雅隆王朝解体以后 ,东迁河陇、河湟一带的吐蕃人与内徙的党项人部落杂居共处 ;西夏建国以后 ,上述地方有很大一部分吐蕃人成了西夏的“编户齐民”。吐蕃与党项统治者之…     

党项源流新证

党项源流新证汤开建研究党项、西夏史，最困难莫过于党项源流问题，这一问题在我的思维中辗转有十余年，至今尚无一完全清楚的眉目。尽管有许多学者对党项族处于支配地位的拓跋氏进行过较为详尽的研究，但探讨一个民族的族源不能仅以少数统治者及其部族的源流作为整个民族...     

西夏文献所见黄帝形象研究

西夏文献中所载黄帝形象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指以颜色特征命名的“五色帝”之一,另一种则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古代杰出人物的代表。西夏人为避免混淆,把前者译作“黄色帝”,把后者译作“轩辕皇帝”。对黄帝形象的塑造不仅各民族广泛参与,即便在民族政权对峙时期也没有停止。辽宋西夏金时期,黄帝作为民族共祖形象继续得到弘扬,并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脉相承。西夏王朝也曾经参与对黄帝形象的塑造,宣称党项拓跋出自鲜卑拓跋,进而认为黄帝是党项人的远祖,党项人是黄帝之孙昌意少子悃的后裔。西夏文献关于黄帝形象的记载,为论证西夏对中国的认同,为黄帝历史形象塑造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     

吐蕃西夏文化交流与西夏藏传风格唐卡

藏语称西夏为mi-nyag,这一称呼既指西夏建国以前的党项人,也指西夏建国以后的西夏人。【1】《西夏纪事本末》卷首“西夏地形图”记西夏陵为“木纳西夏祖坟”,“木纳”即“木雅”minyag。【2】论及西夏与吐蕃的历史文化联系,从公元7世纪初党项羌与吐蕃王朝发生联系开始,到13世纪初西夏亡国时为止,长达600多年,其间你来我往,水乳交融,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少见的现     

略论宋代西北吐蕃与周边政权的关系

两宋时期,西北吐蕃与周边民族政权之间有频繁的交往与联系。凉州吐蕃抵御党项的武力征服,河湟吐蕃在唃厮啰时期和吐蕃政权分裂后的不同时期,与西夏的关系有所变化。河湟吐蕃与辽、金朝也有政治、经济联系。西北吐蕃与周边政权西夏、辽、金的关系是吐蕃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充分反映出这一时期西北民族关系的错综复杂。     

唐末党项拓拔部割据势力的形成和发展

近几年来,我国“西夏学”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关西夏历史、语言文字、文物考古等方面的论著纷纷问世,使我国西夏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西夏是由党项族建立的政权,因而西夏史与党项族史是密切关联的.然而,国内正是在党项族史的研究方面,还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比如西夏正式建立之前党项族史研究就是其中之一.特别是唐末党项拓跋氏割据势力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以后西夏的建立有重大的关系,可是已出版的有关西夏的论著,不是记载过于简约,就是论述各异,莫衷一是.笔者不揣冒昧,试就此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西夏龙(洛)族试考——兼谈西夏遗民南迁及其他

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聂鸿音教授连续发表了两篇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章:《勒尼——一种未知的古代藏缅语》和《藏文史籍中的木雅诸王考》。前者根据研究西夏文献《月月乐诗》的用词对应,提出西夏曾有一种所谓勒尼(lhe dzi)语今尚不为人所知;后者根据藏文史料《系谱表》考证了西夏几代皇帝的藏文称呼,特别是从语文学角度证实西夏末帝李(目见)就是藏文所称托吉(多吉贝)。两文皆言人所未言,读后颇受教益。 在我看来。更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实有助于究明西夏主体民族的成分和族源,并解决西夏史上某些久悬未决的疑难,例如西夏遗民南迁问题等等。本文的目     

西夏户籍初探--4件西夏文草书户籍文书译释研究

本文对新发现的 4件西夏文草书户籍文书进行译释 ,首次展示出西夏户籍的面貌 ,并藉此探讨西夏黑水城地区的家庭类型、人口姓名、男女比例、民族居处、婚姻状况 ,证实西夏番、汉民族互相通婚 ,并有一夫多妻和姑舅表婚现象。还分析了不同家庭土地、畜物占有状况 ,结合西夏法典《天盛律令》探讨西夏乡里组织 ,同时揭示出西夏户籍和军抄的密切关系。对照西夏法典研究 ,证明西夏有及时申报、三年修订一次的完善的户籍编制制度     

简论藏文史籍关于西夏的记载

西夏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在我国西北建立的一个地方王朝。党项羌原分布在青藏高原的东南部,是西羌游牧部落的一支,从唐初开始,党项羌为逃避吐蕃王朝的进逼,在唐朝同意下逐步内迁,最后定居于夏州、银州一带。经过几百年的生息发展,到北宋初年以银、夏(今陕北榆林、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一带的党项平夏部建立起西夏王朝。和众多的西羌部落一样,党项羌与藏族在血缘、语言、宗教、文化习俗上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可以说西夏的党项羌是西羌部落中在吐蕃王朝统一青藏高原的过程中未被统一进去的一部分,也是唐宋时期青藏高原的藏族和藏文化发展到最北面的一支。     

吐蕃族源及相关问题

一 1931年英国人屋尔芬顿(s.N.WOlfenden)发表了《西夏文西藏译音说》,误把甲戎(嘉戎)语当作弭药语(西夏语);1882年英国人巴卜尔(E.C.Baber)在其《中国西南部旅行及考察》一书中,对雅垄江流域的弭药语作了一些考察,他把藏语安多方言当作弭药语;法国教授石泰安(R.A.Stein)长期研究西藏(唐称吐蕃)和西夏(党项拓拔氏建     

《天盛年改新定律令》

《天盛年改新定律令》《天盛年改新定律令》是西夏法令类编，成书于西夏江宗天盛年间（１１４９—１１６９）。此书参与修订者计二十三人，其中党项人十七名（内皇族嵬名六人），以北王嵬名氏为总监修。原书现藏俄罗斯，共二十章，今存十九章，计一千四百六十条。第一章首...     

论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

吐蕃和党项是我国境内的两个古老民族,唐宋时期,他们先后建立政权,对我国历史的发展,尤其是西北地区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吐蕃与党项两族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从唐太宗贞观初年的正式交往到西夏后裔南迁,历时达600余年之久,其间你来我往,水乳交融,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少见的现象之一。唐朝时期,吐蕃奴隶主对     

西夏党项社会的族际婚

党项族在内迁后不乏与周边民族尤其是与汉族的通婚。西夏立国后 ,形成了以党项族为主体 ,包括汉、回鹘、吐蕃、契丹等多民族的封建王朝。族际通婚的现象在党项民族的发展、兴盛乃至最后的消亡中都十分显著 ,本文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对此进行分析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