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帛书《老子》看《老子》的原结构布局

《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下称帛书)证明今本《老子》有许多失实的地方。单就定名、结构布局说,就有如下问题: (1) 始初并无《道德经》之名,帛书甲本有无篇名已不可知。乙本篇末有“道”之篇名,“德”系据“道”而补(见《老子乙本图版》12页252行下),“经”字乃帛书整理者所加。所以“道经”、“德经”之篇名也属后人所为。这又一次证明《史记》所言     

四库提要补正

《四库提要》,传本很多。大言之,有库书提要、《总目》提要两种类型。《四库》辑入之三千五百余部图书,卷前皆冠提要一篇,是为库书提要;将库书提要别录、修订、重编、增写四部总叙、各类小序、案语等,即成《总目》提要(增附《存目》提要,共万余篇)。库书提要有七阁之分,《总目》提要也有浙本、殿本之别。浙本率先刊布,复经影印,遂成常见书,《补正》即以此为目标。本节选录经部易类十一条。     

关于古籍分类的几个问题

目前,图书馆界对于古籍分类的认识极不统一,归纳起来,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古籍分类应沿用《四库法》(即《四库总目》分类法);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古今图书应统一用新法分类。主张用《四库法》的同志有如下理由:(一)所谓“对口”论。就是说,从思想性看,《四库法》与古籍对口。古籍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充满了封建道统观念;《四库法》是与封建时代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正好反映了古籍本身的客观存在。因此,封建时代的古籍只有用封建时代的分类法进行分类才名正言顺。(二)所谓“工具”论。就是说,从目录学的角度而言,《四库法》是研究古籍的得力工具,用《四库法》便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三)所谓“熟悉”论。就是说,从读者对象而言,利用古籍的读者中老同志最多,而老     

四库提要补正

《四库提要》,传本很多.大言之,有库书提要、《总目》提要两种类型.《四库》辑入之三千五百余部图书,卷前皆冠提要一篇,是为库书提要;将库书提要别录、修订、重编、增写四部总叙、各类小序、案语等,即成《总目》提要(增附《存目》提要,共万余篇).库书提要有七阁之分,《总目》提要也有浙本、殿本之别.浙本率先刊布,复经影印,遂成常见书,《补正》即以此为目标.本节选录经部易类十一条.     

《四库全书》影印简史

18世纪七、八十年代,清政府组织全国知识界、文化界、学术界著名专家学者,编纂了一部包括当时中国的所有文化典籍,并使之系统化、条理化、标准化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四库”者,经、史、子、集四部也;“全书”者,一切文化典籍统统收录齐全也。《四库全书》,顾名思义,就是把无所不包、无书不有、无本不全、百科具备的图书文献,按中国封建社会完美无缺的传统分类法——“四部分类法”组织起来,并构成一个具有完整体系的文化书库。这个“文化书库”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知识世界,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在世界各个领域中获得的认识所达到之深度和广度。然而,很可惜,《四库全书》编成以后一般人物不易看到,他们只知其名,难见其书。1983年至1986     

“太平天国印书”史略

太平天国印书太平天国出版了多种书籍,统称“诏书”,又称“圣书”,也称“天书”。后代学者称之为“太平天国官书”,或称“印书”。从辛开元年(一八五一年)起,太平天国开始刻书。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以后,在每书卷首都附“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到庚申十年(一八六○年)止,“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共二十九部。除《钦定制度则例集编》外,现已     

日本《四库提要北宋五十家研究》序

<四库提要北宋五十家研究>是日本立命馆大学笕文生教授及其高徒野村鲇子女士研究<四库提要>北宋名家集的专著.<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丛书,经、史、子、集皆收,此前我国的重要古籍可谓搜罗几尽.<四库提要>是一部重要的目录提要,笕文生教授等从中首先选了北宋五十家加以训读、语译、注释,提供给日本读者,十分必要、颇具眼光,因为举世公认,中国古代文化造极于北宋之世.所选颇有代表性.     

《四部备要》述略——兼谈与《四部丛刊》异同

继《四部丛刊》之后,1936年中华书局辑印了《四部备要》,共收书三百五十余种,计一万一千三百余卷。这部书和《四部丛刊》有许多相同之处,又有其独具的特点。一、实用举要体例更加完备《校印四部备要缘起》中说:“吾国学术,统于四部,然四库著录之书浩如烟海,坊肆流传之籍梦如乱丝。承学之士别择维艰;善本价昂,购置匪易”于是“择人应读,永通行善本,汇而集之”,名曰《四部备要》。显然这部丛书和《丛刊》一样都是举要性丛书,注重实用。在编排体例上,都沿袭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分类法,按经、史、子、集四部分别收编各书。不过,《备要》比《丛刊》的实用性更强,分类排列更为严谨,提纲挈领,取便研求,是一部模仿《四库全书荟要》体例而编的举要常备性丛     

《隋书·经籍志》之“约文绪义”

《隋书·经籍志》继《汉书·艺文志》而后出现,是根据隋代政府藏书目录而编成的,收录了梁、陈、齐、周、隋五代官私书目所记的书籍。它在吸收和借鉴了前人图书分类法的基础之上,采用了四部分类法并对其进一步完善,确立了四部分类法的规范,书中的总序、大序、小序等叙述了经、史、子、集的发展历程,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隋书·经籍志》中的注体制短小,提供了研究古代文化制度的宝贵资料,是我国古典目录学发展史上一部重要的专著。     

关于古籍分类的几个问题

目前,图书馆界对于古籍分类的认识极不统一,归纳起来,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古籍分类应沿用《四库法》(即《四库总目》分类法);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古今图书应统一用新法分类。主张用《四库法》的同志有如下理由:(一)所谓“对口”论。就是说,从思想性看,《四库法》与古籍对口。古籍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充满了封建道统观念;《四库法》是与封建时代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正好反映了古籍本身的客观存在。因此,封     

皇家藏书楼——“文汇阁”（五）

文汇阁是清代七大藏书楼之一。 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设馆,历时十年才纂修完成的《四库全书》,共收书约三千五百种,七万九千余卷,分经、史、子、集四部。     

《诗经》中“子”字一词的多用和商榷

“子”在《诗经》是个多义词,既含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又有指代人、事的作用.这种现象正反映了时有古今,地有南北,人之语义,不能一成不变的道理.我在阅读和教学中,发现注释尚有阙佚,即使有的本子作了释义,也有不切文义的地方,对正确指导阅读,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有一定的障碍,甚至形成错误地判断,影响继承和发展.现以“子”的义界、《诗经》语言中频繁使用以及词义蕃衍变化,谈点个人粗浅看法和专家、同行商榷.谬误在所难免,敬请匡正.子的义界“子,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人以为称,象形”(《说文解字》卷十四下).许慎以万物滋生之称,莫过于人,故以假借为人称(滋属於之部精声).这种以声求义,符合于古人的“义以音生,字从音起”的规律(见《揅经室集》).但在说解字义的同时,又渗透了玄学观点,这与汉朝风靡一时     

李建成“庸劣”辨

唐代第一个储君李建成历来受尽唾骂。《旧唐书》称“建成、先吉,实为二凶”,“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旧唐书》卷64《赞曰·史臣曰》);司马光将他斥为“庸劣”(《资治通鉴》卷191)。范文澜同志说:“李建成爱好酒色畋猎,亲近赌徒恶霸,……是个纨裤无赖子。”(《中国通史》第3册,115页)更有说李建成是“荒淫无耻,残害民命”(董克昌《论房杜》,《北方论丛》1982年第6期)的。古今学者都异口同声完全否定李建成,而史实并非如此,建成确有冤枉之处。     

荀勖在目录学上的成就

西晋时期,荀勖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整理成果,在图书分类法上沿袭郑默的《中经》,并且对之进行改革,形成四分法,即将经、史、子、集按照甲、乙、丙、丁排列顺序。虽然这种分类法还比较粗糙,但为后世图书四分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荀勖还将整理的一大批出土的竹简编为《汲冢书》,为后世研究古代历史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释“馘”

从古至今,无论传笺注疏,还是辞典字书,对于“馘”字的释义,或是或否,矛盾百出。我不揣简陋,试以甲骨文、金文和古籍所载,探释其义如下,实冀方家不吝赐教。 一 甲骨文“馘”字,颇多异体,隶定不一,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字形:(甲)“从百在戈下”之形,(乙)“从眉在戈下”之形,(丙)“从自在戈下”之形(此“自”为象形字横目在|下,与释“鼻”之“自”不同形)。这三种字形的“戈”字下所从之字的下部,     

敦煌文献《须大拏太子度男女背》“父言”补校与释读

敦煌文献《须大拏太子度男女背》英藏S.1497(甲)、S.6923(乙)、法藏P.4785(丙),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据甲乙卷辑《失调名·须大拏太子度男女·十一首》.《须大拏太子度男女背》原卷明确“父言”有四.“父言(来日见男女)”一首,《总编》校释疑“来日”是“尔母”之讹,事实并非如此;“来日”犹言“来时”;《总编》校释以为“心”或是“今”之讹,不确;“不许见”亦非不许两儿见母,丙卷作“不喜见”.“父言(世间恩爱相缠缚)”以甲卷为胜,佛经常以“树”为喻来阐释世情;并有“树下住”之喻,甲卷因“着”“住”音同而讹,而“相逢”“逢”意同,“相”又与前“相缠缚”之“相”重复,故校“相逢着/相逢树/风吹切”为“逢树住”.     

古代启蒙用的类书——《幼学》

我国图书自晋、隋以来,就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凡是入于四部的自然算是登了大雅之堂。所谓“类书”就是古代一种“区分胪列、靡所不载”的工具书。这种类书虽早附于子部杂家类,但并没独立门户,在目录中地位仍然不高。迄于南宋,撰《通志》的郑樵有个族孙郑寅:“以所藏书为七录:曰经、曰史、曰子、曰艺、曰技、曰文、曰类”(见《直斋书录解题》),才拔艺、技、     

《书目答问》简介

清末以来,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成为颇为流行的一本工具书。作为研究中国古代及近代学术思想的推荐性的综合书目,即使是在今天,也仍有一定的使用价值。 《书目答问》共列举了二千二百多种童生们应读书籍的书目。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另加丛书目一类,每类下再分子目。类目名称大致与《四库全书总目》相似,但较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

如果认为先秦时代,是中国历史学的萌芽时期,那末,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则是中国历史学的成立时期.特别在魏晋以后,私家修史盛行,大量史籍涌现,史学地位空前提高,从而摆脱了附庸于经学的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时期,史学地位的提高,有两大标志.一是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奉诏整理图书,从而编成了我国第一个图书分类目录—《七略》,将图书分为文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伎六大类,唯独没有史学这一类.在这个分类体系中,史书被附在文艺略的春秋类之末,史学处于经学的附庸地位.这种现象周予同先生称之为“史附于经”.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仍采用刘歆的图书分类法,这是因为当时的史籍数量,体裁种类,才刚刚出现增长的趋势.恩格斯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法中,史书没有单独列为一类,不是史学大师班固的疏忽,而是时代条件的限制.至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荀勖的《中经新簿》,第一次改变了汉代把史书附于《春秋》之后的图书分类法,将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分别代表经、子、史、集.这是经史分家,史书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史学成为     

《四库全书总目》中的灾荒文献探析

《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古典目录的集大成者.运用古典目录学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将《总目》中著录的灾荒文献分类整理,有助于认识古代灾害应对思想的时代特点,同时也使得灾荒史研究在资料搜集方面呈现系统性.《总目》史部下始设“邦计”类,灾荒文献在这一类的著录最为具体;集部中的灾荒文献最为零散,且现今的灾害史研究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