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吴四姓”考释

本文认为“吴四姓”中的“吴”应指“东吴”,并非仅限于吴郡、四姓为张、来、陆、顾,特．或分别为文、武、忠、厚。四姓排列顺序的变化,反映了其地位高低的变化。东吴后期由于顾氏势力最为雄厚,最终演变为顾、陆、朱、张。     

吴文化与“开明人”

吴文化中的反抗精神、创业精神、敬业精神以及善长经商、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的意识,参与造就了开明书店;而开明书店以其先进的文化意识造就了具有民主意识、独立自由意识、开明意识、创新意识、效率意识的“开明人”;吴文化和“开明人”对我们至今仍有启示。     

晋楚争霸与晋“联吴制楚”

春秋时期晋、楚争霸处于对峙的均衡状态时,一个打破当时战略均势、改变列国间力量对比及对后来的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是晋国成功推行了"联吴制楚"的战略方针.其后,吴、楚反目并争夺于江淮,吴国崛起并与仍为楚之属国的越国相争于东南以及继齐、晋、楚称霸后,吴、越相继称霸等,都与这一战略方针在当时的成功推行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对春秋时期地域文化的互动研究中,这也是一个有着典型意义的实例.     

关于米兰佛寺“有翼天使”壁画问题的讨论

本文对新疆米兰遗址出土的“有翼天使”壁画的题材、风格等问题进行探讨的同时,在对中外学者不同学术观点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有翼天使”壁画是佛教题材,但它具有犍陀罗艺术风格,这证明文化交流是双向和有取舍的。     

“立宪运动”与吴趼人的小说创作

“立宪运动”是晚清兴起的社会改革运动,吴趼人的多部小说对其有充分描写。研读这些小说,能够感受到作者对立宪运动的质疑、否定和超越,体悟到晚清知识分子对救国道路的思索与选择。无论从特定视角描绘晚清社会思潮的变化与社会变革的画面,还是完整描述立宪运动带给国人的复杂感受、勾勒知识分子感悟立宪的心路历程等方面,吴趼人的小说创作均具有独特价值。     

辛亥时期知识分子关于“道德”的认知及实践——以吴稚晖、蔡元培“进德观”为中心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与之相映衬的是,新建的民国依然隐含着一种潜在的道德危机,是年2月26日,以吴稚晖为代表的同盟会会员在上海率先发起以提高个人道德为宗旨的进德会.进德的核心要旨是社会中关于“吃花酒、斗麻雀、讨小老婆”等陋俗.然而自1912年4月8日,袁克定、袁克文介入选德会事宜之后,进德会原有的理念宗旨却被渐次地异化,客观上宣告了进德会的破产.作为上海进德会参与人之一(蔡元培当时名列甲部会员),蔡元培应该说积累了一定的道德运作经验,这也为他日后在北京大学发起进德会奠定了基础.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面对校园中师生们日益严峻的私德问题,蔡元培着手发起北大进德会,该会所关注的要旨依然是“嫖娼、赌博、娶妾”等社会陋俗.经过一年之余的进德活动,进德会着实提高并净化了北大的校园风气.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五四运动之中,以进德会会员为代表的学生领袖在其中发挥了中流砥柱般的作用.     

浅析走马楼吴简中“刑”的含义

从汉唐到明清的历朝法律中可知,某些贫苦百姓往往自残肢体以"避事",大量史实告诉我们,自残者所避之"事"就是官府的横征暴敛、严刑逼供及其他种种苛政,每当这些苛政超出百姓所能承受的极限,自残事件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就吴国而言,由于赋税徭役沉重,百姓流亡、弃婴乃至叛逃事件时有发生,考虑到三国之前和三国之后各个时代都有由于苛政导致百姓自残的史实,我们有理由相信,吴简中的刑手、刑足是苛政所造成的恶果,是贫苦百姓为逃避苛政的自残行为.     

现代中国语言变革的文化逻辑之争——重审吴稚晖与章太炎“万国新语”论战

1908年前后,吴稚晖与章太炎分别以《新世纪》和《民报》为阵地,就"万国新语"问题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双方具体文字改革意见分歧背后,折射的是中国语文两种变革逻辑歧异,即"文化世界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线性进化"与"俱分进化"的文化路线抵牾。冲突双方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成为现代中国语文变革史上的独特风景。矛盾一直延伸整个现代时期,其模式也成为激进与保守的基本样态。激进者强调语言文字的工具性、通用性,夸大符号的任意性;反对者则以人文性、独特性相反驳,两造之间既是具体思路的交锋,也是文化态度的对话。争论双方自然各有偏颇,但其争锋仍不无思想价值:它不仅为现代语文改革提出了元问题,而且为现代文化革新提供了价值张力。     

中国古代都城的“洛阳模式”

"洛阳模式"是指洛阳古都发展的历程、内容和经验,在道路上体现为洛阳古都发展的道路;在制度上体现为洛阳城空间是中国古代都城空间的"原型";在思想上体现为以"天下之中"为核心的建都理论建构;在形象上体现为成熟的中土、仁德都城。"洛阳模式"具有开创性、整体性、集大成性、包容性、辐射性的特点。洛阳学是以洛阳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索古今洛阳城市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问。     

“反弹琵琶”并非“反弹”——敦煌莫高窟“反弹琵琶”图像探微

本文通过对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出现的“反弹琵琶”形象渊源的探寻研究,通过对敦煌莫高窟112窟“反弹琵琶”乐舞图像的解读,及敦煌壁画中琵琶功用的多元化发展得出:此种形象是舞伎反手持琵琶做出的舞蹈造型,琵琶在此是作为一种增添舞蹈魅力的舞蹈道具使用,并非“反弹”.     

“咏史”界说述论

在中国这个诗的国度里,诗与史的结合,年代既久远,方式也不一,呈现出咏史、怀古、咏怀和史诗等形态各异的名目。通览古今"咏史"界定诸说可以发现,古人的界定大多针对具体作品对"咏史"或"怀古"进行简单释义,今之研究者均以"歌咏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为咏史之最本质特征,咏史和怀古二者之间难以明辨。考察咏史诗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状态和诗人的创作实践,重新审视咏史之"史"的具体内涵和外延之后,以"历史信息载体"为触媒的众多诗歌便汇为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咏史这一重要诗歌类型。     

“天地之中”与“天下之中”初论

洛阳学中的核心思想是中文化,天地之中与天下之中则是中文化的基础。该文从文献梳理中,对天地之中较天下之中的历史地理分布进行了排列,反映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的说法,不仅时间最早,而且文献最多。通过比较,两者不仅有相同点,而且天地之中较天下之中内涵更为丰富。     

“中国”、“河南”诸名称与古都洛阳

中国以及河南古今的诸多名称如＂中国＂、＂华夏＂、＂中华＂、＂中夏＂、＂神州＂、＂豫州＂、＂中原＂、＂中州＂、＂河南＂等的含义及其得名缘由,均与古都洛阳密切相关。由此可见,洛阳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白居易“忠州情感”述论

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时间一年有余，其对忠州的情感有明显的变化。刚开始厌恶忠州，不愿融入忠州；一段接触后，逐渐喜欢忠州，积极建设忠州；最后，依恋忠州，细细品味忠州。白居易“忠帅睛感”出现这种变化，是忠州自然山水、珍奇物产、风味小吃、民间歌舞等对白居易影响的结果，也是白居易对忠州认识深化的结果。     

“贸易条件恶化论”述论

"贸易条件恶化论"是劳尔.普雷维什和汉斯.辛格提出的一个命题。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广泛争议,从而引发发展经济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派数十年之久的"贸易条件之争"。贸易条件之争的实质是两大学派的出发点不同,因而得出的结论不同。实际上,国际贸易的竞争是一国科技实力的竞争,因此,只有不断提升产业结构、增强科技实力,才能真正改善一国的贸易条件。     

“一五”、“二五”期间洛阳工业移民与人口地缘构成

农业城市向现代都市转型,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地缘构成的多样性。地缘的多样性蕴含着文化的多样性。对＂一五＂、＂二五＂期间洛阳工业移民的研究表明,人口地缘结构的多样性不仅在生理基因和文化基因两个方面影响洛阳城市人口的自然结构,对洛阳社会结构乃至城市文化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规划中的“洛阳模式”及其当代意义

＂洛阳模式＂体现在带状多中心的城市空间形态和节能,方便生产、生活的功能划分两个方面。它既为＂单中心＋环路＂城市困境突围与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思路,也为当今节能减排、低碳生活的城市规划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风骨”非“风格”辨

作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理论范畴，“风骨”与“风格”同中有异。“风格”是必然有的，而“风骨”只具有可能有的或然性。风骨不是风格。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它代表了刘勰对艺术美本质的一部分认识，是刘勰对创作、批评提出的一个基本原则，它具有较大的概括性和较强的理论涵盖力，但不具有划一风格的作用。将二者混同，与在汉语中“风格”一词的原始意义以及作为传统诗学范畴的“风骨”自身逻辑形态不稳定带来的意义歧出有很大关系。     

近代中国“商人节”述论

1946年11月1日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一致通过决议,确定当日为商人节。贵州商会联合会和厦门市商会对于商人节的创立,都曾作出重要贡献。近代中国的商人节虽设立较晚,但对于商界而言仍称得上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近代商人节的纪念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并成为商界表达其政治经济诉求的良好机遇,产生了值得肯定的多重社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