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与市场能力:中国中产阶层的生成机制——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不断扩大,但是中产阶层比较弱小仍然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如何培育和扩大中产阶层已经成为中产阶层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学者们认为中国中产阶层的扩大主要有三条渠道,即教育渠道、专业技术渠道和市场渠道。在这三条渠道的基础上,运用北京、上海、广州开展的"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的数据,从市场化与市场能力的视角分析我国中产阶层的生成机制,结果显示:1)教育渠道仍然是中产阶层最为主要的生成渠道;2)在市场化部门方面,单位类型和行业类型对中产阶层的生成发挥着不同的作用;3)在市场化地区方面,所在城市的市场化程度越高,个人越容易成为中产阶层。     

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认同与政治参与

党外知识分子是相对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而言的.党外知识分子具有人数众多、结构复杂,社会联系广泛,知识层次高,民主意识、参政意识与创新意识较强等群体特征.党外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国的政治制度及其所参加的党派,具有较高的认同;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具有自主型、组织型的特征,且其参与层次较高,参政范围十分广泛.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与政治参与对社会的政治生活具有一定的影响和示范作用,因此,应进一步健全制度,加强引导,不断提高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     

对中国模式的挑战:"纵向民主"与中产阶层发育问题

当前中国模式的崛起,不仅挑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而且引起全球的极大关注.然而中国模式也面临着问题与挑战,尚待成熟.其关键在于如何使纵向民主与现代社会中坚力量--中产阶层的发育、发展相互适应、相辅相成.当下中国中产阶层发展已出现"亚健康"状况,高校问题丛生、中介组织腐败日益严重、"体制内阶层"腐败泛滥等,已成为社会秩序"亚稳定"的动因.同时,中产阶层作为社会舞台中矛盾与冲突的主角,如果没有执政党与政府正确的引导、扶持与培育,没有健全的制度生态环境,其社会功能将呈现负面作用.为此,执政党与政府必须采用"制度优先"模式,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积极扶持社会团体与组织,发挥其作用;建设制度化渠道,促进中产阶层政治参与以及构建"一元主导,多元共生"的社会价值观体系.     

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源式发展道路

民主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内源式政治发展应当具备独立的领导核心、制定合理的战略、应对多元的挑战、选择改革的路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新形态,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走出了一条内源式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总体逻辑是中国共产党统筹总揽现代化进程,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现实治理需要,通过宏观主导与微观调适的渐进改革路径推动民主政治的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并维系秩序的相对稳定。它确立了以政党力量为主导的领导主体,实行了以发展绩效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实施了以统筹兼顾为核心的应变策略,选择了以渐进变革为原则的改革路径,实现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统一。     

论吉林老工业基地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我国公共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效率的关键,是加快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和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客观要求.加快老工业基地服务型政府建设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目标实现的保证.     

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

协商民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本文在介绍协商民主理论的基本内涵的同时,通过对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的分析,指出,虽然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西方民主政治面临的问题存在阶段性的差异,但协商民主同样适用于中国.在现阶段的中国,引入和倡导协商民主,将可避免动员型被动式政治参与的弊端.浙江省地方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听证会、民主评议会、村民民主恳谈会和互联网公共论坛等形式及其实践,集中体现了协商民主的精神.     

政治学最高法则下的中产阶层“稳定器”构建战略——兼与张翼先生商榷

各国中产阶层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是多元可变的,既能起积极的维护作用,又能起消极的破坏作用.实践中,中产阶层会起何种作用,关键要看国家如何引导.以政治学最高法则为基点,结合对张翼先生<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的商榷,认为应当从战略高度,树立科学的动态稳定观,全面准确地把握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及其功能,立足于使绝大多数人逐步进入中产阶层,妥善加强对中产阶层的引导,一手抓扩大中产阶层,一手抓整合中产阶层,积极主动地引导中产阶层健康发展壮大,务求使我国中产阶层始终成为力量越来越强大的"稳定器".     

基于历史传统与现实需要的中国民主发展之路

人类所追求的政治价值有很多,民主只是其中之一.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了人们对不同政治价值的追求排序与具体的民主模式.近代以来,中国所追求的首要政治价值并非是民主政治,也缺乏民主生成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条件,因此民主进程显得艰难竭蹶.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前提.在现阶段,应该从生产力发展、社会和谐、公民社会发育、政治伦理培育、中央集权与政治权威发挥积极作用出发,建立一套以执政党主导、多渠道协商、重视公民能力发展为特征的集权型民主政治体制,引导中国度过社会转型的高风险期.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公民意识教育路径探析

十七大报告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角度提出公民意识教育的内容是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这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内在的联系和统一。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公民意识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主人翁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自由意识、公平意识、自然意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加强公民意识教育的现实路径是形成以学校教育为主,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有机结合的公民意识教育体系;积极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拓宽公民政治参与途径和渠道,使公民在有序的政治参与中增强公民意识和主体意识;政府要在推进公民意识教育中发挥主导作用。     

"三个代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三个代表"思想是对我党的历史使命、根本宗旨、先进性作出的新阐述和科学总结,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基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坚持和实践"三个代表"的根本途径,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因此,必须按照"三个代表"思想的要求,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统一,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     

Patterns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f the old and new middle classes in a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therlands 1970-2006

It has often been proposed that new cleavages have emerged within the middle class. In this paper, we examin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ocial and cultural specialists and technocrats, and investigate whether these new and old middle class fractions are differentiated by their patterns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To what extent do these newly distinguished middle class fractions have specific external and internal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patterns? And to what extent have mobility boundaries between them been rising over time?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we use 47 Dutch national population sample surveys with detailed occupation codes collected between 1970 and 2006 (N = 60,978). Our analyse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homogeneity show that the middle class fractions each have characteristic mobility and immobility patterns and therefore a necessary condition is satisfied to declare them as separate classes. Furthermore, in the early periods,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specialists were differentiated by a high level of immobility but in the later period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middle classes ha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新苏南模式及其对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意义

苏南模式是上世纪80年代,苏南地区发展乡镇企业启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创造的市场化、工业化的一种地区发展模式。现在这种模式发生了重要的转型。新苏南模式其内涵有:以开放为基础的外资、民资和股份制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制造业与服务业并举的产业结构;规模企业为主的企业结构;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城乡结构;市场管经济发展,政府管社会发展的调节结构。由苏南模式转向新苏南模式,既体现了发展模式中的路径依赖,又反映了新发展阶段的创新。     

不同市场经济模式下的政府经济职能探析

现代市场经济虽然有不同的模式,但各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在经济运行中都起着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政府履行一定的经济职能已是经济运行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政府履行经济职能,又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政府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特征。我国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完全可以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在调节经济运行中所提供的经验与教训,以实现政府经济职能的转换与创新,更好地发挥政府在保证经济良好运行中的积极作用。     

医疗服务透视与中国新医改方向

中国新一轮医改进入了制度重构阶段.而作为医改的核心医疗服务体系如何改革令人瞩目.医疗服务的禀性以及相关关系的复杂性,展现了中国医改的艰巨性和重要性.实践证明,政府缺位的市场化、商业化绝不是中国新医改的根本方向.新医改要在加大财政投入、优化资源配置、多元化服务提供以及强化信息披露等方面体现出政府主导责任.     

马克思理论传统之下的阶级概念与当代中间阶级现状迷思

在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两个日益扩大和对立的主流阶级,而中间阶级则会日益萎缩最后融入这两大主流阶级之中。然而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来看却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相反,中间阶级不仅继续存在着而且日益庞大,似乎已能作为一个主流阶级存在,令人迷惑。因此出现了诸多关于传统马克思阶级概念和当代中间阶级现状的矛盾迷思的新争论,本文即对它们展开综述与评论。     

和谐传播与阶层和谐的关联及其互动

大众传播与社会分层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以市场为导向的传播体制中,由于信息不平等导致社会分层结构不合理,阶层之间存在一定隔阂。改变当前阶层不和谐的现状必须进行和谐传播,通过革新传播理念、促进信息平等、提高媒介素养和加强媒体社会责任等途径促进阶层和谐,进而实现和谐社会。     

论小城镇居民的人文素质建设

推进城镇化发展,关键是要重视城镇内涵的发展即人本身的发展。要以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构建起与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体系、知识体系与生活方式,使经济的发展根植于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的深厚基础之上。     

中国史前农业的发生与发展

农业的产生是人类历史的重大发展,标志着由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的根本转变,开创了一种崭新的食物获取方式。中国史前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可以划分为从萌芽到形成、初步发展、发达、兴盛4个阶段,大体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晚、末期相对应。中国史前农业明显形成南北两大系统,南方是以长江中下游为重心的稻作农业系统,北方是以黄河中下游为重心的粟作农业系统。这是由于气候条件、地理环境、农作物祖本的自然资源以及居民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差别综合作用形成的。中国史前两大农耕系统各自独立起源、并行发展,又发生传播和交流影响。中国史前农业在世界史前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社会阶层新变化及其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使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必然结果。对此及时做出科学分析和正确判断 ,深刻认识和把握变化的趋势 ,对于调动全社会一切积极因素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意义十分重大。     

我国中产阶层的形成机制与社会功能--基于亚企业家理论的研究

亚企业家是中产阶层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私人品的主要提供者。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增加主要依赖于亚企业家群体的壮大。在企业家制度安排下,亚企业家生成机制引致亚企业家群体的形成并促进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壮大,由此推动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