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文人的小曲创作

从目前发现的小曲文献看,清代文人的小曲创作,总体成就不及明人。清代文人中最早染指小曲且有一定影响者为蒲松龄,成就较高者为徐大椿、戴全德,另如李调元、招子庸、黄遵宪等亦较可观。清代文人小曲创作之所以总体成就不高,与清代正统文人普遍轻视俗文学有关。     

“印宗秦汉”创作观与明清文人篆刻

明末清初,由于大量集古印谱印行于世,肇始于元代的“印宗秦汉”印章创作观,被文人篆刻家全面接受。这造就了这一时期文人篆刻对秦汉传统的全面复归,但此时的篆刻创作还存在着对古代印章原型的简单认识和模仿的弊端。清中叶浙派的崛起,标志着文人篆刻实现了从对秦汉印的形式摹拟到精神实质把握的跨越。历史地看,明清文人篆刻创作不断深入,丰富和发展着“印宗秦汉”创作观,并为清代中晚期“印从书出”和“印外求印”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文人话本的衰微过程与原因

文人话本在明代天启、崇祯和清代顺治大约四十年间出现繁荣局面,到清代康熙年间已经衰微。其主要原因是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严厉禁毁“小说淫词”,对话本创作以致命打击。清中叶以后的话本作家,热衷于宣传封建礼教,其作品为读者所唾弃。作家缺乏创新精神与才能,一味地“效颦剽窃”,使话本失去了独创性与生命力。清代中叶以后的话本,只在文人生活圈子里打转转,对市民读者缺乏吸引力。     

唐代文人的"统合"三教思潮

中国历史上,自佛、道二教盛行,士大夫出入道、释,"周流三教"即成为潮流.唐代文人的观念与行为中,儒、释、道三者更进一步被"统合",给当时文人的思想、生活和创作产生巨大影响.唐王朝崇佛重道,把它们纳入到统治体制之中,使之成为辅助皇权进行"教化"的力量;佛、道二教伦理上更向儒家传统靠拢,从而使以儒术立身的士大夫阶层可以融通无疑地加以接受.这对于开阔唐代文人的思想认识境界,丰富其创作的内容和艺术表现起到积极作用.     

论古代文人风情喜剧的演变

元明清三代，出现了大量借婚姻爱情题材表现情怀志趣的文人风情喜剧，它们带有十分明显的作者个人印记和时代痕迹。从元代前期关汉卿们的自我心理补偿，元代后期乔吉的风流自赏，到明代中期的偷香窃玉、娇妻美妾，再到清代的一夫多妻、寻芳猎艳等。古代文人风情喜剧呈示出曲折发展的流程，留下各自的时代痕迹及折射出独特的士林风气     

清代文人小说与中国文学传统

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清代文人小说虽然吸取了明代小说的艺术经验,但在文人作家手里,小说已成为一种抒情写志以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形式。它实际上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文言志载道的文学传统。这种小说传统在“五四”以后的小说创作中曾得到发扬。今天的小说创作仍然面临如何对待小说传统的问题。     

朝鲜北学派文人对王士稹"神韵说"的主体间性批评

清代王士稹的"神韵说"在朝鲜,特别是在18世纪后期的北学派文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但北学派文人之于王士稹的神韵说绝非消极地接受,而是对其进行了"主体间性"式的阐释与批评.这生动地凸显了中朝文人在文学理念上的亲密互动.     

唐代文人谣刍议

文人谣是指文人创作而又自称为"谣"的诗歌。唐代文人谣是文人新乐府的一部分,是文人新乐府诗歌多种体式的一种。盛唐李白的《箜篌谣》和《庐山谣》,开创了中、晚唐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人谣主题和风格,这两类文人谣分别对宋元以后的诗和词有直接影响。     

渗透在蒲松龄狐鬼世界中的文人心态

文学的创作经常是被抑制的心理需求的升华。蒲松龄笔下这个包孕着其一生的血泪沧桑和审美理想的狐鬼世界蕴涵着蒲松龄和他那个时代的文人士子的复杂文化心态。文章从蒲松龄狐鬼世界中所呈现出的尊儒情结、知己情结、空幻情结等文人情结来深入探讨清代文人在对待人生理想、精神追求、价值取向上的文化心态。     

宋代词乐的感性美与文人的"自我表现"

中国的古典诗词在创作上十分讲究,音乐同诗词存在着审美的通感,词比诗更具有音乐性.宋代的词乐受到文人的极度推崇,他们在创作上注重用感性的东西升华自己的感情,婉约派词人的作品就充分地体现出这种感性美.而在宋人的理想境界里追求的平淡,讲究的是情调,寻找的是自我表现,他们用自己的情感去自我表现.因此,这一时期的作品文人色彩浓厚.     

唐代文人的步虚词创作

道教步虚词大约产生于魏晋时期,主要用于道教斋醮仪式,神圣色彩浓厚。在唐代,统治者对道教的推崇以及步虚声韵的盛行,激发了文人的创作热情。唐代文人创作的步虚词,在很多层面超越了道教步虚词的局限,这一道教文体开始从神圣走向凡俗,逐渐与文人日常诗词创作"合流",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平。     

试论南朝文人的艳情乐府诗

艳情是南朝文人乐府诗最重要的题材类型。经宋齐而至梁陈,艳情乐府诗创作进入繁盛期,由齐入梁的沈约和萧衍是这一进程的重要作家。南朝文人的艳情乐府诗根据表现侧重点的不同,可大致区分为两类：一类重在抒写独居女子的相思相怨、愁苦无聊之情;另一类重在描写青春少女的德音容色、姿态服饰之美。南朝艳曲新声的兴盛、文人生活方式和环境的变化、前代艳情乐府诗的影响,是南朝文人艳情乐府诗创作繁盛的原因。     

北宋中期文人谈兵社会风尚刍议

北宋中期,边患严重,宋政府倡导军事研究,社会上兴起文人谈兵风尚。北宋中期文人谈兵风尚特征鲜明,主要表现在:其现实目的性较强、儒家思想影响深刻、文人书生气息浓厚、崇文抑武时尚之渗透等。此种风尚对北宋中期文臣统军现象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也促进了北宋中后期军事学术的兴盛繁荣。     

艺人话本与文人话本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了话本、拟话本两个文体概念 ,并将话本解释为说话人的底本 ,拟话本指受到话本影响的著作。后来的学者接受了这两个概念 ,只是将拟话本重新界定为文人模仿话本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日本学者增田涉指出话本是故事的意思 ,这样拟话本的根基发生了动摇 ,不少学者弃用了这一概念。本文提出艺人话本和文人话本两个概念 ,用来指称和区别说话艺人讲述的故事与文人作家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 ,并对艺人话本与文人话本作了比较研究     

南朝文人乐府诗演进述论

与同期的文人徒诗、乐府民歌对照来看,南朝的文人乐府诗有自己的演进轨迹。刘宋是整个南朝文人乐府诗发展的创始时期;南齐文人以"赋题法"制作乐府诗,为文人乐府诗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路;梁陈时期,文人创作的边塞乐府诗、清商新声乐府诗、七言乐府诗蔚然兴起,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南朝文人乐府诗的创作实绩对唐代各诗体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清代中期的文人与广州花船

清代的广州是当时全国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繁荣的商业促进了娼妓业的发展。其中以具有岭南水乡特色的“花船”为代表，吸引了大量文人墨客前来光顾，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笔记史料和文学作品，成为反映岭南社会风情的重要载体，对当时的民情风俗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文人的出现，促进了青楼文学艺术的发展，使清代广州的娼妓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事实证明，清代中期以后的广州花船，已经逐渐带有功利化色彩，深刻地改变了当时的青楼文化格局，成为展示社会风俗变迁的重要窗口。     

从二苏题画诗看元祐文人心态

宋代文人题画诗于北宋元时期创作颇盛。以二苏为文学宗主的元文人在对艺术的审美体验中表现出强烈的“自寓”倾向 ,反映出在党争的时代背景下 ,元文人对个体精神自由的追求和党争前途的担忧 ,而这一点正是元文人在进行题画诗创作时的主要心态。     

明代诗文的功利化趋势——嘉靖、隆庆文人何良俊诗文解读

在唐宋诗文成就的重大压力下,明代文人虽努力使诗文创作恢复唐宋盛世面貌,然诗文仍无情的受到清代文人的讥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明代诗文功用的转变原因不可忽视。奉和、雅集、题画之诗充斥明人诗文集,不幸的是此类诗歌仅仅成为日常雅致生活的点缀及交往的媒介;文章之中的代笔、请托之作更是比比皆是,文人往往借此显己扬名、赚取润笔,所以文章的衰落也就在所难免。主要生活于嘉靖、隆庆年间的松江文人何良俊即为其中的典型。     

建安文人创作以赋为宗论

建安时代 ,各体文学都有新的发展 ,呈现出新面貌。论者一致认为建安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诗歌 ,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这是今人以现代的文学眼光审视建安文学而得出的看法。其实 ,建安文人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辞赋为当时文学之宗 ,且致力于辞赋的创作。就此问题从以下三方面论述 :建安文人重赋不重诗 ;建安文人在重要的社会活动中多用辞赋抒情达意 ,而很少使用诗歌 ;建安文人所创作的诗、赋数量相当 ,难分主次 ,辞赋足以和诗歌分庭抗礼。     

论唐代文人沈亚之的散文创作

沈亚之是唐代中期著名的文人,他的才名和文学创作在当时的文坛和社会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为中唐“古文运动”的一名得力“干将”,沈亚之的散文创作是应该也必须要得到正视的。沈亚之的散文创作具有“立意新远”、“情真”、“简约”、“略貌取神”的独特风格和较高的成就,通过对沈亚之文学思想、创作主张与散文特色的深入研究与探讨,可以使我们在更深层次上更全面地了解唐代古文运动及其文学创作的整体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