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刘禹锡笔下的土风民俗

刘禹锡擅长于描述土风民俗。他对西南一带盛行的淫祀与巫风作了记述，对边地人民在节日、种田、狩猎、采菱等方面的种种生活习俗进行歌咏；对各地的歌谣音乐、传说故事、婚恋等民情民风加以描述。刘禹锡之所以能如此，乃在于他注重土风民俗与采风传统，以之察世讽时，同时又与他长期贬谪，多得江山之助有关     

刘禹锡的屈子情结

屈原是中国文人精神的高标,对后世文人、文学的影响巨大,中唐时期的刘禹锡在行为和创作上都深受屈原精神的影响。他一直关注纪念屈原的建筑物和民俗活动,这些都成为其文学书写的重要题材。他追步屈子精神,初心不忘、坚韧不拔,为政一方则关注民生、抚恤爱民,深受百姓爱戴。刘禹锡效法屈原改造民歌,创作《竹枝词》,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创作中借鉴了大量屈原的经验,善用比兴手法,发扬屈原“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探讨天人关系,提出“天人交相胜”,是中唐时期哲学的制高点。     

刘禹锡夔州诗词写作特色论略

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在夔州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诗篇。这些诗词反映了夔州人民爱好歌舞、男女青年的爱情表达方式和峡中人民的耕种生活等民风民俗和当地的风景名胜以及由此引起的诗人的情感波澜 ,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域色彩 ;同时 ,也以其高度概括的反映方式、精警含蓄的语言风格和娴熟高超的写作技巧深深震撼着读者的心魄     

豪迈、昂扬赞南荒——论刘禹锡贬谪四州时的诗歌创作

刘禹锡一生仕途坎坷,先后被贬朗、连、夔、和四州达23年之久。这些中唐时的南方荒远之地,在刘禹锡的笔触下,展现出了新鲜、可爱的一面。这一时期刘禹锡的文学创作,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刘禹锡对民间文学的学习,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刘禹锡交游辨正二题

刘禹锡作为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一直是唐代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建国以来，在刘氏生平的研究方面，成绩斐然。六十年代初，卞孝查先生就出版了《刘禹锡年谱》，①第一次对刘氏仕宦交游及文学活动作了全面考述，八十年代以来，他又陆续发表了新著《刘禹锡丛考》②及《刘禹锡与令狐楚》③等一系列文章，进一步对其身世交游作了更加细致深入的考察，这些对推动刘禹锡和唐代文学研究的深入，无疑功不可没。然而或因为刘禹锡本身记载有误，或由于现存刘集版本歧异，或因对刘氏诗文未加详考，刘禹锡交游史上至今仍有不少疑误。本文拟就《刘禹锡年谱》…     

试谈刘禹锡的医学哲学思想

我国中医学有极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刘禹锡的不少沦著对中医学有一定的贡献。以往人们研究刘禹锡,多注重他在哲学方面的《天论》,文学方面的诗文,极少关注他的医学思想。本文以刘禹锡的《鉴药》等篇为例,从人与药性、素质及自然界的关系,展现刘禹锡反对“循往以御变”的变化思想与“过当则伤和”的“度”的思想。这也正是中医哲学的核心。     

刘禹锡氏族考辨——与卞孝萱先生商榷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唐代著名诗人。他的优秀诗篇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卞孝萱《刘禹锡年谱》等,为刘禹锡诗歌爱好者和研究工作者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但其中有些考证,似欠确当,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刘禹锡与佛教

刘禹锡与佛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客观上是因为佛教已发展到了与儒、道鼎立而三的兴盛时期,身处其时的刘禹锡幼时就与诗僧有过融洽的师生关系;从主观上看,遭受了种种打击后,他愿意接近佛教。僧人成了沟通刘禹锡与佛教的桥梁。刘禹锡与佛教是相融的;他的人生观受佛教的影响,有消极的一面;从诗禅相通的观点出发,他对禅宗的思维方式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表示认同;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他有目的地容忍了佛教的欺骗性。刘禹锡与佛教又是冰炭不容的,体现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     

刘禹锡与“竹枝词”的诞生

刘禹锡在朗州(常德)十年,文学创作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受傩祭、傩戏表演中唱词的启发,创制了“竹枝词”的民歌形式.刘禹锡在夔州任职之前,已经在朗州、连州(广东连县)盘桓17年之久,早已创作了许多竹枝词.因此,说竹枝词产生于刘禹锡在夔州(重庆市奉节县)任职以后,既与史载不符,也与实际不符.     

饱霜孤竹声偏切 带火焦桐韵本悲——论刘禹锡贬居朗州期间的诗作

刘禹锡是中唐时期独树一帜的诗人。他以迥异于流俗的“骨干气魄”,在当时便赢得了“诗豪”和“国手”的称誉。审视刘禹锡的创作历程,不难发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贬居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市)的十年。这十年,是刘禹锡诗歌创作的转折时期、开拓时期、收获时期。正是这一时期的一系列     

我国畜产品生产系统和供给变化趋势分析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农业中畜牧业发展最快,已成为我国农业内部的重要产业.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在食品的供给和需求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极大的促进了我国畜牧业和畜产品生产的发展.现在人们消费畜产品的数量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本文将主要分析我国畜牧业生产系统的特征、我国畜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以及我国畜产品的生产结构.     

近代农业转型与自开商埠研究——从农史视角分析

自开商埠是近代中国自主开放的国际贸易口岸,农业转型对其兴起发挥着重要推动作用。其中,农业生产由自给生产转向商品生产,积聚了相当数量的农副产品,这为自开商埠提供充足的贸易商品;重农意识由农本思想拓展到农商思想,积极主张开埠通商发展自主外贸,这为自开商埠提供通商思想支撑;而农业赋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急剧下降,凸显关税是政府收入重要来源,推动国用匮绌的清政府下诏开埠通商以保国家财源,这为自开商埠奠定坚实的政策基石。     

论对称性方法视野中的技术性幸福感

在技术性幸福感学说提出的初期,由于传统人文理论对幸福感已经进行了较为系统地界定,加上人们受技术性产品副作用的心理影响较大,同时,技术性幸福感学说自身也存在着发展不完善等因素,导致了人们最初对其产生了否定的思维模式.但客观地从技术性幸福感的存在规律出发,借助于自然科学广泛应用的对称性方法,恰当地揭示技术性幸福感的诸多特征,我们就能够为技术性幸福感搭建一个平台,使其得到充分地讨论,从而能够更深一步地诠释人类的幸福感理论问题.     

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东北经营的历史考察

美孚石油公司进入中国后不久便在东北地区开始了经营。初由叶澄衷作为代理商,利用在营口设立的顺记分号代售美孚煤油;从1894年开始通过管理层级结构下的营销系统来直接销售产品。到20世纪30年代初,美孚在华庞大的销售系统终于建立起来;日本占领东北后,美孚的生存环境日益艰难。1934年伪满洲国出台《石油专卖法》后,美孚与美国国务院展开合作,力图保住其东北阵地,然而由于多种原因,被迫于1935年从东北撤出。在东北近半个世纪的经营中,美孚石油公司的经销形式已然成熟,经销商品日趋多元,与政府的合作也日益密切,从中可以看出企业在美国远东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微波合成纺锤形CeOHCO_3及热转化为CeO_2

采用简便快速的微波法合成出具有纺锤形状的CeOHCO3,并以其为前驱体,通过热处理获得纺锤形状的CeO2产品.分别采用X射线衍射仪（XRD）、透射电子显微镜（TEM）、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能量色散X射线光谱仪（EDX）、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FT-IR）及紫外-可见光谱（UV-Vis）等技术对产品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制得的CeOHCO3产品为正交晶相,热处理得到的CeO2产品为立方晶相,产品尺寸为微米级且较为均匀,纯度较高,结晶度较好.光学性质表明,CeO2产品在紫外区有较强的吸收.     

中国亟待建立纺织品外观设计保护制度

TRIPS协议对纺织品外观设计提出了特殊的保护要求。中国还没有建立专门针对纺织品外观设计的保护制度。针对中国纺织品贸易中外观设计遭到侵权的情况,以及国内相关部门执法不护的窘境,强调对纺织品外观设计保护的必要性;研究和借鉴发达国家纺织品外观设计的保护制度,发出建立中国纺织品外观设计双重保护制度的呼吁,并提出修订相关法律制度的具体思考。     

浅谈清代柳条边

清初,为了确保"龙兴之地",在东北修筑了柳条边,它的修筑达到了保护特产,以界"内外",保持满族旧俗的目的,但是柳条边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东北经济的开发和发展。最终,使这一块"净土"成为清朝以后的内忧外患之地,而不得不废弃。     

经济增长癖困境刍议

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和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的20世纪,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和市场经济的理想王国受到了无情的挑战。视经济增长为灵丹妙药,至高至善的方式,使经济增长陷入了增长癖的泥潭。在经济增长成为社会发展和人本发展所追求的唯一目标的情形下,自然资源和环境付出了惨痛代价。后现代主义经济思想提出建立一种使人口和人工产品的总量保持恒定的稳态经济,经济增长应该在确保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上,稳定持续发展,防止陷入增长癖的泥坑,避免经济增长的异化。     

黎族文身传说的发生与史学价值

黎族文身传说之所以如此众多，是因为文身发生的场景融进了时代内容，加上汉人记载过程经历了传闻、观察和调查等阶段。今天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诸多传说中探究黎族文身产生的真正根源上，其他传说被作为不真实的内容排除掉了。但事实上，这些传说都是黎族不同时代的产物，融进了黎族不同时代的内容，具有历史价值。论题主要探讨黎族诸多文身传说的史学价值。     

大跃进文艺发生论

长期以来,学界多把大跃进文艺的发生看做极左文艺思潮或领袖政治的产物。这一看法有着合理性,但却忽视了群众介入文艺这一历史因素对大跃进文艺发生的影响。宏观把握20世纪前半期的文艺发展,可以发现其呈现出知识分子一群众的转向趋势,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合法授权则起着关键的衔接作用。大跃进文艺之根早已种植在文艺的群众转向中,是其历史性发展在特殊时代土壤中突破的结果。它的发生不仅赋予了群众特殊的文艺权力,标志着文艺群众转向的高潮,而且形塑了群众新的文化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