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荣光福建仕履考

吴荣光,清嘉庆四年（1799）进士,自入仕至道光二十年（1840）休致,在官四十二年,其中三次任官福建,在任期间,吴荣光改善福建的民生,关注福建的文化教育,其《后感遇诗一百韵》“誓以始终心,成此太平治”两句,可概括他履官福建的心态与为政目标。考察吴荣光福建仕履生涯,可发现庭训、师训、圣训对其人品性、言行的塑造作用,亦可对福建地方文史研究稍有助益。     

唐兀人余阙的生平和作品

有元一代闻名干史的“唐兀”人,当数官至淮南行省左丞的余阙。通过收集史料,对其生平、仕履、作品等进行较为深入的考察,从而为读者提供相关翔实的片断。还需指出：余阙死后,追挽、凭吊的士子络绎不绝,新朝的皇帝还将之列入“春、秋”的祭祀。而从其于经学、文学、书法等方面的非凡成就,可以又一次感受到元代西方移民居中原后文化上的巨大变迁。     

唐兀人察罕家族研究

察罕一族在蒙元时代是一个较为显贵的唐兀人家族[1]。其可考人物共有六世,始祖曲也怯律之后,可以分为曲也怯祖和察罕两大支系。曲也怯祖一脉可以看做入仕蒙元的土著唐兀文士代表,察罕一脉可以看做蒙古化了的唐兀武将代表。婚姻关系是他们融入新环境的主要动力。     

宋代吏部尚书仕履研究

通过统计宋代吏部尚书任职前的仕履状况,发现宋代吏部尚书中将近9成官员在任吏部尚书之前的仕履中曾有过吏部或者相关部门的历练,而且许多吏部尚书之前曾担任过吏部多种相关职务,尤其是担任吏部副贰／吏部侍郎的比例高于前代。宋代吏部尚书之前曾经担任过吏部相关职务者稍多于唐代,这正是吏部尚书这一官职经过唐、五代十国后不断发展变化、越来越完善、人选要求越来越严格的结果。官员任吏部尚书前是否曾经担任过吏部的相关职位,是其能否胜任吏部尚书一职的重要依据,也是皇帝和宰辅集团挑选吏部尚书人选的重要参考标准。通过对没有吏部相关仕履的吏部尚书的考察,发现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朝廷的股肱大臣,虽无吏部仕履,但均具有担任吏部尚书的能力。宋代任命吏部尚书的首要原则是任人唯贤,其选任标准是相对公平的。     

钟嵘年谱疑义考析--仕履篇

20世纪的最后 1 0年 ,中国大陆出版了三种“钟嵘年表” ,它们代表了钟嵘行事研究的最新成就。但是 ,三家年表所存疑义还有不少。仅就钟嵘仕履而言 ,即有 :在齐代起家为王国侍郎 ,迁抚军行参军 ,出为安国令 ,除司徒行参军 ;在梁代为宁朔记室 ,征远记室参军等问题 ,须要作进一步考析。本文对钟嵘仕履中的上述疑义进行了初步考析 ,认为 :王国侍郎的“主王”是萧子琳 ,抚军行参军的“主公”是萧遥光 ,安国令当作安固令 ,司徒行参军的“主公”是萧宝义 ;任宁朔记室在天监七年而非六年 ,征远记室亦是钟嵘的一次任职 ,“主公”是明山宾 ,时间在天监 1 5年至 1 7年     

元代名臣刘敏中生平仕履考述

刘敏中历仕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四朝,乃元前期知名文臣之一,被时人称为＂四朝良佐,一代真儒＂,诗、文、词兼善。刘敏中曾历任要职,但平生身不怀币,口不论钱,以时事为忧,有较强的＂民本＂思想,其世代从儒的家庭背景对其思想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元代大名路达鲁花赤唐兀人昔李氏世系考

有元一代地方官员之世袭，大名路达鲁花赤唐兀人昔李氏即是其中的典型范例。其世系，第一代，所知者三：“束南玉钳部”、“举立沙”、“益立山”。其父辈，则三人：“玉里止吉住”、“答加沙”、“小李玉黑”。第二代，有“小李玉”、“阿沙”、“爱鲁”、“罗合”、“小钤部”。第三代，有“乞答哈”、“刺麻朵儿只”、“管固儿加固”、“教化”、“帖木儿”、“忽都答儿”等。其族属，东迁至“河东”又回迁“河西”的“沙陀”。其袭爵，“益立山”、“爱鲁”、“小钤部”、“教化”、“万奴”、“忽都答儿”、“野速普花”、“普颜”。究其长期存留类似“世侯”的情况，不能不怀疑与当地为窝阔台系封邑有关。除外，作为本文的“副产品”，还有一个接近原貌的“新”《李爱鲁神道碑铭》，附录于后。     

马定国仕履与交游考论

马定国是仕金宋儒之一,也是金初借才异代时期的一位重要诗人。但限于文学史料的不足,有关他的生平经历等方面难得其详。为填补马定国研究之空白,本文旨就诗人之仕历与交游二端试作考论,以资学界对金初诗坛情景的进一步勾画。     

论陶渊明的仕隐冲突——兼及家世家风

不了解陶渊明的仕隐冲突就无法理解这个人。文章认为,仕隐冲突是陶渊明思想人格的突出表征。它在出仕过程中一直纠缠于陶渊明心头,隐居后也没有止息。但若从家世家风角度看,它在陶渊明出仕之前的心灵中已埋下伏线。文章还讨论了陶渊明出仕的主要动机以及离开仕途的根本原因。     

仕与中国传统科学关系初探

仕人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主要群体,他们的使命主要是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尽职尽责。在古代漫长的岁月中,一些仕人与古代科学技术关系密切。知名的科学家中,大部分是官吏或做过官吏,而且有不少是位秩甚高的大官,这一现象举世无二,惟中国所独有。纵观史实,仕人对传统科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刘备在正史中的原始形象

刘备在正史中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生存环境的变迁和人生际遇的不同而改变。从少年时期的市井小贩,到青年时期的草莽英雄,再至中年时期的成熟奸诈,最终历尽艰辛,成为蜀汉之主。本文中,笔者以史实为据,探讨了刘备各时期形象的变化及时人对其的评价。     

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

韩愈和柳宗元关于史官问题的辩论,发生于九世纪初唐宪宗元和年间。韩、柳辩论的问题,表面看来是史官可不可作?可不可有作为?如可为,应怎么作?其实涉及史官的职责、史官的命运、史馆的建置以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等,可谓中世纪前期近千年以编纂当代史为重心的文化体制的一次总结和回顾。正因如此,就成了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道难以回避的论题。     

正直端方的刘春霖

刘春霖是晚清时期一位政绩卓著的官员。他在云南为官30年,从候补知府做到云南布政使,在安边攘外方面建立项功,得到云南民众的拥戴。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在勘定滇越边界问题上毫不退让,体现出一身浩然正气。他具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善于用兵,在边患频仍的情况下,能使边境安定,展示出卓越的军事才华和政治才能。在官场中,他遵循正直官吏立身处事的原则,颇有清正廉明的官声。     

论"枭雄"刘备

刘备是《三国志演义》塑造的一个枭雄典型。鲁迅说刘备“长厚似伪”是准确的。因为“似伪”不是虚伪,“似伪”和“是伪”有量和质的不同。贫寒出身和所受教育形成他仁义爱民的思想。在荆州时期认识到经纶济世之才对事业的重要,是他政治上成熟的标志。夺益州的过程表现了刘备事业和仁义的一定矛盾。伐吴行为虽有局限性,但令老百姓佩服。     

士大夫情怀与刘禹锡词

在中唐文人中,刘禹锡的士大夫情怀是很突出的,因而其诗文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这同样影响了他的词创作。政治生涯的受挫,使得作者选择了词这种新型的文学样式,他的词表达了贬谪生涯的感受和思考,也充溢着对人生事物的哲理化思考。作者虽然明确提出依曲拍为句的词创作理念,但其创作实践依然还是以齐言为主,韵律上也和近体诗创作相类似。这些因素使其词有着明显的诗化倾向,但这并不是词人在词创作上的新探索,而是与他的士大夫情怀密切相关。     

从“文史异辙”看“正史”传记的缺憾

本以古代“史异辙”的史学观念为切入点,剖析了除《史记》以外的其他“正史”传记所普遍存在的病症,如作家主体意识的消退、人物形象的干瘪、语言的枯淡等,并指出了对“正史”传记进行系统研究的意义所在。     

刘师培的文学史观

由晚清走入近代的刘师培,基于精专的经史学识,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以传统文论和西方进化论为理论基础,以纯文学的观念考察了文学史,认为文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留心文学史的变迁,并剖析了变迁的缘由;运用＂穷源＂和＂竟流＂的方法,探索了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对中国文学史作了具有开拓意义的研究。这些研究建构了刘师培较为系统的文学史观,也体现出区别于旧学的时代特色。     

走向柳宗元接受史研究

接受理论充分肯定了读者在文学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开辟了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柳宗元是一个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文学家,其作品接受史的内容丰富多彩。对柳宗元的接受史进行研究,是一门有着丰厚内涵的课题。在走向柳宗元接受史研究的进程中,须掌握相关的理论,洞悉研究的现状,做好研究的策略。     

论刘震云官场系列小说的“权力”特征

从日常生活角度,分三个方面探讨刘震云官场系列小说的"权力"特征:一、权力在日常生活中以日常权威和权力崇拜的形态出现;二、权力的运作方式:权力和日常生活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产生互动,"关系"是其互动的润滑剂;三、权力游戏的动因是争权夺利和琐碎的日常生活事件,权力游戏是荒诞和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