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爱视角观照下的海派小说——评《现代性内涵的冲突——海派小说性爱叙事》

根植于现代都市文化的海派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其文学史地位一直饱受争议。然而,海派作家以其大量的充满商业才情的文学作品,迎合了读者的审美趣味,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都市消费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了“五四”以后新文学中的一个独特的存在,     

海派京剧与现代美学的转型

海派京剧是传统京剧范式定型后南下传播,受以上海为中心的工商社会影响和文化转型熏陶,在剧目题材、道具布景、表现手法等诸多方面均表现出强烈革新意识的京剧流派。它传递了新的社会观念,表达了新的审美体验,引领了新的审美趋向。其演变轨迹反映出中国美学形态从古典和谐型向现代对立崇高型的转变,体现了美学现代性进程中从侧重人的解放维度向侧重民族独立维度的逻辑转折。     

论1990年代后新海派女性散文

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海派文学的生成是与某种自由而商业化的城市文化空间的建构相链接的.在新的文化时空中,新海派女性散文作家以自己的书写形式和精神姿势,行走于时尚与世俗、当下与过往之间,言说着关于城市、关于女性、关于自我生命的种种存在.尽管新海派女性散文尚不具有深度写作模式的分量,但其作为"城市的心灵",自有文学和文化的意义.     

论1930年代京派与海派作家的文化心态

北京与上海不同的文化环境形成了1930年代京派作家与海派作家文化心态的巨大差异性。京派作家更多地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作家较多地认同于西方现代文化。然而,在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京派与海派作家或者因为对政治的失望而远离政治,或者因为对政治的恐惧而放逐政治,他们最终选择了不合时宜的自由主义,体现出自由主义文化心态的趋同性。     

海派文学背景下王安忆与张爱玲之比较

王安忆与张爱玲是公认的海派文学的代表,但对于二者的相似与相异性,学术界、包括王安忆本人一直都无定论,存在颇多争议之处。论文在海派文学这个背景下,结合王安忆与张爱玲的具体作品和创作理论对二者进行比较,认为二者不同之处在于：面对现实的生活,张爱玲是典型的虚无主义的,王安忆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相同之处在于：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对普通人的关注和与政治的疏离。     

“海派唯美主义”——唯美主义的感官化与庸俗化

唯美主义作为审美现代性的初始话语形态,与生俱来地存在着颓废与享乐、否定与肯定、高雅与通俗并存的内在悖论.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滞后性与特殊性以及“老上海”租界身份的微妙性等深层次社会历史文化因素,致使唯美主义在“老上海”的“理论旅行”中发生了享乐大于颓废、遁逸多于批判等消极性理论变异,某种程度上,“海派唯美主义”是一朵不合时宜的艳丽的“恶之花”.     

论现代性条件下文学价值多样性多元共处互补

现代性的首要原则是主体性自由 ,现代性具有自由、民主、平等、独立的特征。哈贝马斯认为 ,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导致社会分化 ,现代性即分化性。社会分化导致文化分化 ,文化分化导致文学分化以及文学价值取向的分化。文学价值多样性在现代性条件下多元共处、互补 ,具有必要性、可能性和必然性     

论读者的传统文化心理对现代海派文学的导向作用

现代海派作家主要从事文学消费品的生产,他们的文学活动必然是市场化行为.由于上海市民是传统或外表时尚骨子里传统的中国人,所以,消费者的传统文化心理对海派文学的规范作用显见.在读者的传统文化心理制约下,海派文学创作有传统化、媚俗化倾向.这种心理还对海派文人办刊、文学出版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而这种导向又在引导作家创作,市民传统趣味的大众文学因而得以代代相传.     

如何构建"真实"?——20世纪30年代海派文学的"真实"观

"真实"是30年代文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海派文学最常调用的资源和创作的合法性基础.不应该只囿于从审美角度去看待真实性的问题,而应通过探讨海派的真实观是如何被建构的,分析其弗洛伊德学说、"生物人"的预设、个人主义等思想根基,这样即可发现海派文学的"真实"观非但与30年代左翼文学的"真实"格格不入,而且也偏离了"五四"文学的轨道.     

翻译、期刊与文学现代性

翻译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建构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时,中国文学现代性所包含的复杂矛盾和内在冲突,也决定了翻译文学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现代文学期刊不仅为翻译文学提供了物质载体,更通过编者、译者、作者、读者和出版方之间的多维互动有效地建立了现代文学的公共空间.期刊、翻译与现代文学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多重对话格局,也正是在这种对话中翻译文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促进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促成了白话文学语体的成熟,培养了作家也哺育了读者.多层面地参与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     

论马克思哲学中的"费尔巴哈派"阶段

马克思在自己哲学形成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对马克思哲学形成过程的细致考察表明,其间存在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肯定马克思哲学形成过程中有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对于客观而科学对待马克思、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戏剧现代性之考察——以《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为视角

本文试图以《京报副刊》与《晨报副刊》作为学术视角,由现代性动力学的观念入手,结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戏剧发展历程,分别从现代性的分化特征和精神价值观的转变来考察中国戏剧现代性的表现,并且希望通过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双重视角来挖掘人们对新旧剧认识转变之表现,阐明中国戏剧从传统到现代的根本转变并指出它的现代内涵和精神特质在文艺副刊上的体现。     

教育现代性及其反思

教育现代性的实质在于个体生命的解放。西方教育现代性的内涵可以从时间观念、人性倾向、生活原则、主体精神四个方面来把握。我国的教育传统仍然可以在教育现代性的变革中扮演重要角色。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者农村组织模式研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日益衰落的农村社会,社会学者提出建立有效的农村组织以解决农村社会整体问题。他们主张构建中心组织和专门组织相结合的组织体系,强调组织的功能性和实效性,并对组织原则、组织形式、组织职能做了分析。社会学者组织模式研究为建构农村组织提供了新思路,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三十年代初左翼文学与现实主义理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的历史感召力并非建立在理论的元话语意义上，而是取决于中国社会的内在渴望和必然需求。对于三十年代左翼理论界而言，“现实主义”从来就是理论上的预设。左翼文学的几次理论调整，从新写实主义到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再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都未能解决作为现实主义理论核心的真实性与主体性问题，从而使现实主义偏离求真之路，成为延伸至当代的文化遗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工人“入帮”原因分析

在很多论者眼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大量工人加入到以青洪帮为代表的帮会中。对于这一现象的解读离不开当时政治态势的变化。二十年代国共双方都在致力于发动工人运动,这使其不得不将与工人关系紧密的帮会纳入到政治谋划中,帮会由此完成了某种质变。随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国共双方尤其是国民党在组织、政策、实际操作中的种种,使政治力量以及现代工会组织都难以向工人提供必要的保障,而帮会则迅速填补了这样的空白,这也加速了工人入帮的进程。     

论20世纪30年代长江中游地区的茶农经济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下,面对国内茶市价格下跌的困境,长江中游地区的茶农主要依靠自有土地经营茶园,人口较多的家庭经营的茶园面积较大,资金、劳动力的投入也相应增大,但在家庭生产要素配置中的比例反不及人口较少的家庭,茶业经济在茶农家庭经济结构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不同类型的茶户应对茶市危机的理念与行为存在着差异性,既反应了茶农的无可奈何,也体现了茶农的经济理性。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翰笙农村调查的历史考察

陈翰笙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事或主持的系列农村调查是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农村调查的重要一支,它们对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都起了极大地推动作用,并在中国现代社会调查史上亦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意图以精确的调查对中国社会性质作一科学分析,并对当时席卷全国的农业危机作一深切诊断;调查紧紧围绕生产关系而展开;使用阶级分析方法,是陈翰笙农村调查的三个基本特点。     

留美生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留美生入主中国社会学界 ,成为传播并发展社会学的主力。他们出版了大量的译著或专著 ,系统地引进西方社会学知识 ;创设了专门的教学研究机构 ,并开设扩充社会学课程 ;创立并创办了专业性的学术团体、学术刊物 ,使社会学趋于规范化、独立化、纵深化的发展。在传播过程中 ,他们还就社会学中国化问题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索 ,从而为此后的社会学发展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湖北中学教师薪俸制度的演变

民国时期,湖北中学教师的薪俸制度历经多次变动,从总体上看,民国初年直到北伐军进驻武汉以前,基本上以时薪制为主。从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开始到抗战爆发以前,其间虽在一段时间内因财政紧张,曾恢复时薪制,但仍基本以月薪制为主。其原因主要由于近代湖北教育经费未能独立、政治经济形势动荡及教育厅官员的频繁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