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向底层”与“深度在场”——转型社会的社会学立场及其底层关怀

底层社会是一种社会存在,也是一种价值关怀,还是一种研究立场。转型社会的社会学研究尚未获得开阔的想象空间和深厚的学理支撑,究其原因,在于各种理论范式的束缚和分析框架的约制,使本身根植于底层社会的社会转型议题囿于宏大叙事、结构秩序的窠臼之中而不能自拔,其研究过程亦悬置于底层生活层面之上而与底层生活世界渐行渐远。富有底层意识和底层关怀的底层社会研究,要求研究者理清底层行动者"行动逻辑"的二重分殊,特别关注底层行动者真实和变通的存在方式与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总体性安排之间的距离;强化"深度在场"意识,以底层社会的内部眼光来凝视底层行动者的遭遇及命运;用"积极干预"重塑研究者的行动立场,向行动者或研究者揭示抗争行动背后的关系实质。     

艾克哈特"神原"与老子"道"之比较研究

作为神学家的艾克哈特的中心思想当然是神人密契问题,老子也绝不是要建构纯粹的形而上学系统,其目的是达到道家式的天人合一状态.艾克哈特思想中的"神原"与老子的"道"的概念体现了神秘主义思想关于人的超越性问题思考的独特性和深刻性."本根"是神的存在的纯粹潜能状态,"神原"是神的本源,二者都"非存有",但不是虚无."道"(无)是比"有"(一)更先在的状态."神原"与"道"具有内涵、功能和否定性言说方式的一致性,都是各自思想体系的最基础概念,是东西方神秘主义灵修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中国哲学":一个处于分化中的概念

"中国哲学"概念的存在已是事实,但自从它出现以来就受到不断的质疑与追问:其存在有无合法性?如有,其合法性限度何在?我们到底应如何看待今天所谓的"中国哲学"概念?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哲学就是哲学史,故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先考察哲学史,明确"哲学"概念的特质,然后再作评判.     

正义与乌托邦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社会发生了两次影响深远的大辩论,一次是"意识形态的终结",另外一次是"历史的终结"。这两次"终结"的实质是它们都意味着乌托邦的终结。在当前乌托邦逐渐衰落的背景下,我们需要追问并回答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还需要乌托邦?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就会产生出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乌托邦?文章认为,我们今天需要一种可行的乌托邦,而这种乌托邦就是一个正义的社会。     

深沉的变奏——中国现代文学中底层叙述的话语方式

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底层叙述存在着四种主要的话语方式,这些不同的话语,各自构造着符合自身想象兴趣和利益需求的底层形象,显示出一系列社会观点和意识形态对底层的观察、想象和叙述的制约。这些话语之间,以及这些丰富的话语与默默生存着的底层本身之间所构成的张力结构,正可为我们当下思考"底层如何被表述"的问题时,提供深刻的借鉴和生动的资源。     

论艺术表现的技巧

一、艺术的表现需要技巧 我们知道,艺术的表现一方面固然是要忠实地表现所认识的现实生活内容,另方面还要有效地获得艺术传达的成果。因为艺术既然不能私有而是社会的公有物,那么艺术的认识内容就必须传达给别人,而这种传达自然也就期待着人们能够接受和乐意接受,期待着收到艺术传达应有的效果,而且效果愈大愈好,愈久愈好。这就是说,艺术的表现不仅要问表现的是什么,而且要问怎样表现,这所谓怎样表现,就涉及到艺术技巧问题。     

"国家的想象"与中国新诗的理想追求

"国家的想象"作为中国新诗写作的理想追求,无疑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现实密切相关.近代中国社会与"西方"遭遇的事实,不但使这种"想象"成为"政治的共同体",而且,也在政治道德伦理承担的过程中,对中国新诗的价值观念、话语实践以及历史建构方式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亲子之情探源

<正>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通常被认为是人类社会中最原始、最亲密也最普遍的一种感情,张祥龙教授认为,"人类的自然倾向是最看重亲子关系的"。人们一般认为,这种感情天然存在于亲子之间,它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无需究问的常识,而且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也不会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可是一旦我们认真追问亲子之情的来源,却发现它并不像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昭然在目,在某些情况下,这个事关伦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和哲学的问题还显得扑朔迷离。     

"善"能否定义——对摩尔"善是不可定义的"的一点思考

对"善"的追问,由来已久.那"善"能否定义呢?对此,摩尔的回答最为引人注意:善就是善的.不可分析、不可定义.在此基础上,他对以往伦理学的"自然主义的谬误"给予了批判,将价值与事实区分开来."善"真的无法定义,真的是捉摸不定,只具有相对性吗?那"善"又如何发挥使人们向善选择的导向功能呢?本文认为,"善"是可以给出定义的.是有其客观的评价标准的,这样才能指导人们实现善的选择,从知其善达到行其善.     

试析作为"主观社会现实"的情感——一种社会学的新阐释

本文从社会学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相结合的视角把情感界定为"主观社会现实".情感"主观性"的实质强调情感是个体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库存性情感"和"场域性情感"展示了具有丰富多彩意义的个体情感的主观性."社会事实"与"社会行动"构成了情感"社会现实性"的根本特质.将情感视为"主观社会现实"的范畴,是我们力图超越客观与主观、社会结构与能动作用二元对立的一种尝试.     

文化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发展的核心机制

农耕文明社会传承下来的各种遗产,集中表现了当时社会的人们所赋予的集体性文化意义与价值体认,向我们呈现了一种历史性的主体存在样式,一种无意识地集体认同的想象和构建过程,从而传达了一个"我们曾经是谁"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必须有利于建立一种现代性生活的文化意义,实现与现时文化生态环境的适应性、协调性,这既是我们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传统向现代转向的重要举措,也是对"我们要成为谁"这一未来主体性定位问题的积极回应方式。     

"第二人生"与虚拟自我

渴望成为另外一个人,是现代人的欲望之一。渴望延长自己的生命,不满意今生今世的生活,而追求更加完美的"第二人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从唯物主义的传统观念角度看,"来世"云云,纯属"伪问题"。而从网络技术所构建的虚拟世界来看,"第二人生"并非虚无缥缈,遥不可及。目前,一个名为"第二人生"(Second L ife)的三维网络虚拟游戏正在迅速崛起、普及。这是一个充满着人群、娱乐、体验和机会的数字大陆,在此,"居民"们模仿一切真实社会的生活场景。它以虚拟现实技术所构建的高度仿真体验,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于互联网社区和社会性网络的传统想象。而这种强调大胆想象、深度参与、无止境创造,从而给人带来如身临其境般的深度生命体验的模式,无意中勾勒出了W eb3.0的雏形,同时也为研究虚拟自我提供了土壤和依据。     

"激活"虚拟世界的"生命"图景——国庆大阅兵的VR技术新思

201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0华诞,国庆阅兵首次采用VR技术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同时也激发出我们对VR所意蕴的虚拟世界探索的新时代维度——虚拟世界的"生命"图景。作为其生命体现的"自主性"与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有怎样的关系,它底层逻辑建构的自反性对它"自主性"的发展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果说代表这种影响的软智能体的现世可能给虚拟世界"自主性"的实现带来某种潜在的希望,那么我们更应该注意在这种希望"背景"下的争论、误读所蕴藏的技术思辨逻辑,而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的合力"思想中才能真正阐释它生命的动力之源。     

试论西方哲学上的先验思路--以康德、胡塞尔为例

先验思路在西方哲学上清晰可辨.巴门尼德对"是"的追问、柏拉图对"相"的纯粹推演便是先验思路的最初形态.康德对主体自身的认知能力及界限的探究、胡塞尔对意识行为本身的探求则为先验思路较为成熟的形态.先验思路的基本特征是以独立于事实和历史起源的方式为认识寻求先验的根据.其基本态度是以哲学之思的方式趋向哲学最终的绝对自明的根据.先验思路是一条通达"纯粹存在"之路,它代表哲学研究本身.     

底层:表述与被表述

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开始重新升温,尽管质疑、讥讽甚至詈骂尾随而至.这并非标新立异的时尚,而是重返文学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白话文,目的就是让"引车卖浆之徒"发出声音.陈独秀的"三大主张"之一日:"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显然,这里的"国民文学"很大程度地指向了底层.20世纪的文学史上,"底层"背后存在一串相近的概念家族.劳苦大众,劳动人民,无产阶级,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工农兵,这些概念均与底层具有密切的血缘联系.人们在各种场合援引不同的概念,意味了根据不同的理论体系定位底层."无产阶级"表明了强烈的阶级意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显示了底层的精神状态,"劳苦大众"形容的是谋求生存的劳作方式.这个概念家族的共同之处在于,底层通常被视为庞大的社会群体而不是单独的个人.因此,底层的谈论往往隐含了一个社会结构的视域--"底层"这个空间位置的隐喻必须诉诸社会结构的整体轮廓.     

从传统之“士”到现代“知识分子”:也谈鲁迅的“立人”

文本试图以"立人"概念的重新阐释为突破口,尝试将鲁迅研究与当代中国重大思想问题进行关联。"立人"在鲁迅那里并非抽象的概念论式建构,而且具有相当的实践性。既往研究更多关注启蒙从传统烛照下的"立人"理想,但很少追问如下命题:立什么人?知识分子还是土俗世界庸众?人是否可立?是制度设计上的完善会产生新人还是有了新人才会有制度设计上的完善?本文认为,"立人"在鲁迅那里并非一种形而上的充满文艺腔的理想,而是充分预估了"人"之多样性、复杂性基础上的有限度的行动。这种由下至上并充分意识到自身局限性的思想方法是对启蒙及知识分子主导的其他理想色彩鲜明行动的纠偏,亦是今后鲁迅研究应当注目的方向。     

关于国民性之"在"的追问

20世纪西方国民性研究的根本缺陷,是缺失对国民性之“在”的形而上追问。国民性之“在”是本体论问题,它关注国民性的存在一般,而不是某种特殊的国民性之有无。这个问题的内涵有两个方面:其一,国民性是否存在?其二,如何确证国民性的存在?国民性是民族文化的主体存在方式,它表征着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客观性和特殊性,就是国民性之“在”的本体根据。国民性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或者是“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而是由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正是民族文化特殊性的人格表征,赋予了国民性以普遍性的规定。国民性(或民族性),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在共同创造民族文化中被一同创造出来的,是世代积淀和不断内化、传承、嬗变的产物。因此,国民性不是类概念,而是集合概念;不是量的概念,而是质的概念,尽管它通常总是与多数人联系在一起。决定一种人格是否代表国民性,从根本上讲,不取决于它被多少人拥有,而取决于这种人格能否满足既定文化对人的内在要求,取决于这种人格是否表征了文化的特殊性。     

从四大名著的"变脸"看文学经典在当下的命运

如今在各大书店里,最庞大的"家族"无疑当属四大名著读物.一些嫁接于四大名著母体之上的衍生出版物大量出现,比如,所谓后现代文化的<大话西游>,经管、励志类的畅销书<水煮三国>、<麻辣水浒>,还有新近出现的漫画版<红楼梦>,等等.这些作品一问世,便无一例外地成为市场的宠儿和人们争论的焦点.相比之下,陈列于"古典文学"专架上那些装帧精美的原著却显得高贵而落寞.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的一再追问:四大名著的"变脸"究竟是对文学经典的光大传承还是糟蹋戏弄?当下,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与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涌动,中国虽然主要还在进行现代性这项未竟的事业,但它也已经被纳入世界文化的整体格局.有学者指出,当前中国在文化上既不是一个纯粹的传统社会,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现代社会,更不是一个纯粹的后现代社会,而是一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同时并存的社会.本文从四大名著的种种"变脸"现象入手,重点分析文学经典在这种复杂的文化语境中的命运遭际.     

"行动"与"结构"的双重视角:对中国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的-个解释框架

群体性事件是中国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从行动者视角看,"流言与暗示"、"话语意识与共意达成"构成了群体性事件的触发及动员过程;从社会政治结构视角看,社会结构紧张与利益表达渠道的相对封闭形成了群体性事件的结构性张力.同时,"行动"与"结构"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在事件的触发和演变过程中,结构压力不断显现出来;另一方面,"行动"推动了"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     

嵌入性:"霍布斯困境"的一个解决办法

"霍布斯困境"揭示的是众多原子化的个人的行动困境.毋需借助于利维坦,"嵌入性"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文章用重复博彝模型证明了这一点.在现代社会里,市场上和组织内的参与人因嵌入在具体的人际关系和结构(网络)之中而产生相互信任,原因有二:其一,人们社会交往"嵌入性"的存在,使得这种社会交往域成了一个熟人社会,从而存在对不诚信行为制裁的可信威胁;其二,人存在非经济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