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目”和“真假”

王希廉先生一八三二年在《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卷首《红楼梦总评》中说: “五回…是一部《红楼梦》之纲领。” 他第一次提出一种假说,来说明《红楼梦》的大的结构。这就是所谓“纲目说”的滥觞。这种理论,把《红楼梦》分为“纲     

论唐寅诗风对《红楼梦》诗词创作的影响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小说创作的压卷巨制.《红楼梦》又是一部诗化了的小说.与作者曹雪芹同时代的评论家脂砚斋说:“雪芹撰此书,亦有传诗之意”.曹雪芹在这部小说中创作了大量诗词曲赋,人们通常称为“红楼梦诗词”,其各体兼备、寓意深邃,具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红楼梦诗词或为了深化主题,陈述此书立意之本,或塑造典型形象,隐寓人物命运,或描绘周围环境,烘托故事氛围,或预示大厦将倾,家运消亡的悲剧结局…….作者以他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刻的思想见解、精湛的艺术手法熔铸出一种独特的诗的境界.这些诗词一直成为“红学”领域研究和探求的重要课题.诸如:其中内容之一,就是《红楼梦》诗     

论《芙蓉女儿诔》在中国祭文史上的地位──《红楼梦》探微之四

论《芙蓉女儿诔》在中国祭文史上的地位──《红楼梦》探微之四王人恩《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这已成公论；它是一部空前的“文备众体”的小说杰作，也逐渐为研究家们所认同。从《红楼梦》所涉及的各种文体来看，曹雪芹是自觉地以此多角度地描摹人物，表现主题，同...     

说“情”——《红楼梦》艺境探微

<正> 在《“市人小说”“世情书”与<红楼梦>》(载1986年第3期《社会科学战线》)一文里,我们从史的源流探讨了《红楼梦》作为“人情小说代表作”有异于“世情书”的基本特点,但是,仅仅借用“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这句评语,还只能说明《红楼梦》在“人情小说”创作中所达到的最高成就,并不足以概括它的特殊的“情”的境界的创造。可以说《红楼梦》还在手抄本阶段,就有人开始从“情”方面阐发作者的创作宗旨了。     

历史与文学互动中的《红楼梦》——以翦伯赞的《红楼梦》研究为中心

翦伯赞的《红楼梦》研究是以1954年对胡适思想的第二次批判和这一时期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为学术背景的,他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红楼梦》的主题思想,由考察18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入手,着重强调小说中反映的资本主义萌芽下新的市民阶层的要求.他与他所批判的胡适的红学研究都是借助于历史学的观念和方法,但是不同于胡适的“考证”红学对小说主题做出的只是一部家史的概括,他认为《红楼梦》是18世纪上丰期中国历史的缩影;虽与李希凡、邓拓等为红学界同归入持“市民说”学者之列,然而不同于后者以《红楼梦》中的阶级批判性以及市民思想的体现为中心的有的放矢似的论述,翦伯赞把“阶级斗争”纳入到对社会形态的整体考察之中,相比较而言他在《红楼梦》研究中对于唯物史观的运用更为成熟.     

浅析《红楼梦》里的“梦”

浅析《红楼梦》里的“梦”黄燕尤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文学艺术峰巅的长篇小说《红楼梦》，早以它精湛的艺术赢得了世界声誉。《红楼梦》的艺术特色之一，正如小说标题所提示的，是全书贯穿了一个“梦”字。可以说，小说以“梦”的形式作为艺术表现的载体，把理想与现实，梦幻...     

如何认识灿烂辉煌的“红学”

一、“红学”的内涵：也可说,什么叫“红学”。我们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研究《红楼梦》的科学。也可以说：是用科学的发展观来研究《红楼梦》,才称其为“红学。”这是我个人的认识,也是我研究《红楼梦》几十年得出的结论。     

朱星《金瓶梅考证》辨误一则

朱星《金瓶梅考证》中说:“有人说:不读《金瓶梅》就不知道《红楼梦》是怎样写出来的。因此,《红楼梦》是受《金瓶梅》的影响毫无可疑。最早持此论的是苏曼殊居士,他说:论者谓《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云,当是的论。”(见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96页)这段话有两个错误的地方,现略加辨正于下:第一,“论者谓《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云,当是的论。”这句话并非苏曼殊所说。在《小说丛话》(见1903年《新小说》八月号)中,这句话是署名为“曼殊”的。但是,在当时,称曼     

《红楼梦组曲》与小说《红楼梦》

北京作曲家王立平的大型中乐作品《红楼梦组曲》的内容与小说《红楼梦》相比是一种非本质具象的“组曲”写法。从音乐与文学的比较研究出发,作者对音乐如何移植小说《红楼梦》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本质具象的“组曲”写法,即设想《红楼梦组曲》应主要表现以下内容:太虚幻境、黛玉葬花、大出殯、元妃省亲、黛玉焚稿、宝玉哭灵和宝玉出走。     

现代“小说话”与《红楼梦》文学经典的建构

现代“小说话”不仅关注《红楼梦》的文化典范价值,而且将《红楼梦》当作重要的文学经典作品;不仅从小说类型归纳与小说史定位来强调《红楼梦》的文学经典性,而且基于现代文化语境发掘出《红楼梦》新的审美意义。这是现代“小说话”批评者对《红楼梦》阅读“体验”后,意图与文本进行怡然自得交流的体现。作为一种批评与阅读媒介,现代“小说话”不仅对传统小说的现代接受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而且能够揭示彼时小说批评的新原则与新意义导向的文化必然性。     

评《红楼梦》评论中流行过的几个观点

一九七三年,《学习与批判》第二期率先发表了徐缉熙的《评<红楼梦>》,其后,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大量评论《红楼梦》的文章,出版许多有关的著作。在当时发表的文章中,流行的有如下几个观点:一、《红楼梦》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二、第四回“护官符”是“全书总纲”;三、《红楼梦》“写的是政治斗争,爱情不过是掩盖”。作为学术问题,这里仅就上述观点说一些看法。     

“红学史”说略

清代乾隆年间,《红楼梦》这部伟大的小说一出现,马上便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反响。嘉庆刊本《京都竹枝词》云:“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说明它在当时社会上是有广泛的影响的。远在《红楼梦》以《石头记》抄本形式开始流传时,就有人怀着极大的兴趣对它进行研究和评论。“脂砚斋”和“畸笏叟”等人,均曾在抄本上留下了评语,这些评语已成为我们今天研究《红楼梦》的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至光绪     

宝玉等人命名与康熙帝位关系考

《红楼梦》为“满纸荒唐言”之作。其荒唐处有二,一是宝玉原型的身世遭遇及他为顺治之位的真正继承人这些史实内容并无确切的史料记载,对局外人来说自然会显得荒唐透顶;二是作者为了将这些犯朝廷忌讳的史实披露出来,不得不采取了违背小说创作常规的谜语手法,这对于那些习惯于用读普通小说的思维定式来读《红楼梦》的人来说自然也会感到荒唐可笑。总之,《红楼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其它任何一本小说所不具备的荒唐性。因此,判定人们对《红楼梦》的解读是否符合作者创作底蕴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其研究是否让人产生荒唐感。当然,这并不是说,凡是让人产生荒唐感的《红楼梦》研究便一定是符合作者的创作本意,而是说,不让人产生荒唐感的研究决不可能与作者的创作本意相符,荒唐性只是判定《红楼梦》研究是否与作者创作本意相符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市人小说、“世情书”与《红楼梦》——《红楼梦》艺境探微

历史的源流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里,《红楼梦》是属于“人情小说的分类;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鲁迅又曾把清代小说分成四派,而称“人情派”小说是“以著名的《红楼梦》做代表。”何谓“人情小说”或“人情派”?溯其源流,还要从宋元平话讲起。在讲到“明人情小说”时,鲁迅对它的特点是这样概括的:“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     

评“爱情掩盖”说

一打从《红楼梦》问世以来,把它看成另有寓意的政治小说的观点就存在着。说法不一,但大部分都认为作者在文字之外总隐藏着些什么言外之意。七十年代,一些评论《红楼梦》的文章也宣传过类似观点。这种观点,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爱情掩盖说:《红楼梦》是写政治斗争的,谈情是为了打掩护。柏青的《封建社会末世的历史画卷》大概可算作是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讲了一通雍正如何阴谋夺位,曹家如何因此一败涂地之后说: 然而,在乾隆这个封建专制统治空前残     

“瓶中之舟”

据说,香港作家金庸(本名查良镛)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的英文翻译者闵福德(John Minford),认为翻译《鹿鼎记》比翻译《红楼梦》困难。在比较两者的时候,他说：《红楼梦》具有全球性,前者却“植根于中国传统”。     

古典小说《金瓶梅》悲剧内涵初探

著名艺术大师王国维盛赞·《红楼梦》一书,彻头彻尾的悲剧也”,并叹赏其悲剧性质“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1)在红学风靡海内外已成显学之际,如果说《红楼梦》描写了“怡红公子”贾宝玉的精神悲剧和“金陵十二钗”的人生悲剧以及代表封建宗法专制制度的百年望族贾府由盛而衰以致树倒猢狲散的历史悲剧已无人置疑,那么追本溯源,要是指出开《红楼梦》悲剧描写先河的《金瓶梅》不独是一部世情小说,而且是一部赋有独特认识意义的悲剧却有点危险,不仅难以使人接受,而且也难令人信服,况且已有人断言《金瓶梅》不具备悲剧意义,《金瓶梅》人物的死亡没有深刻的震动效应而无悲剧性。然而笔者不揣谫陋,愿陈管见并就教于识者。     

论《金瓶梅》、《红楼梦》对现实主义的发展与深化

人物形象的典型化和审美化是小说美学的核心。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在整个感性世界里,人是最高级的存在物,所以人的性格是我们所能感觉到的世界上最高的美。”中国古典小说,对人物性格美的发掘,到《红楼梦》才显示出它全部的丰富性和深刻性。鲁迅认为《红楼梦》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指的就是这部伟大作品在人物塑造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表现上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金瓶梅》的艺术实践可以说是这种突破的先行,它给《红楼梦》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鉴。     

自有流韵动人处——论《歧路灯》人物形象的塑造

《歧路灯》自一九二七年北京朴社版问世以后,论者常常将它和同一时期写作的《儒林外史》与《红楼梦》相比较。郭绍虞先生认为《歧路灯》是一部“有价值的伟著”,“单从他文艺方面作一估量的标准,则《歧路灯》亦正有足以胜过《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者在。”朱自清先生断言:“单论结构,不独《儒林外史》不能和本书相比。就是《红楼梦》,也还较逊一筹”。蓝翎同志在分析《歧路灯》不受人重视的原因时指出:“平心而论,     

在一部小说面前:王国维、蔡元培、毛泽东

在二十世纪翻腾起伏的时代潮流中,《红楼梦>,一部问世一个多世纪引起众说纷纭的小说,却受到异乎寻常的关注:不仅专门研究《红楼梦》的红学成为学术文化领域中的一门显学,而且象梁启超、陈独秀、毛泽东等著名政治家都对《红楼梦》发表了重要评论;到了“文革”时期,从来不满足于文艺工作,一心想当女皇的江青,竟然也以“半个红学家”自居;在文化园地一片荒芜的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大地上还曾有过一场声势颇为浩大的“评红”运动——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