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法规范

地方政府由于在地方群体的利益驱动、地方制度供给的创新以及间接干预的主导性等方面都呈现出相当程度的个殊性,因而在促进其经济行为规范化的进程中也产生了相对特殊的法规范要求。本文以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分层化为前提,提出在将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和经济执行行为相分离的基础上,通过有针对性的法律规范来规制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     

我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分析

本文以政府同样是理性的“经济人”为立论的基本出发点 ,以公共选择理论的政治市场模型为具体分析范式 ,对我国地方政府的种种“怪异”经济行为进行了另一角度的透视 ,揭示了其内存的体制性原因。     

地方政府非理性经济行为及矫正

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性经济行为,另一类是非理性经济行为。地方政府非理性经济行为主要表现为违法违规越权审批项目、违法征用和占用土地、设立贸易壁垒、热衷于投资等等。非理性经济行为增加了交易成本,引致了市场发育缓慢,导致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破坏了宏观经济发展。所以,必须矫正地方政府的非理性经济行为。     

我国地方政府举债行为法治化研究

地方政府举债行为是各地政府经济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隐性地方债务居于多数.在国务院放宽<预算法>的限制之后,虽然地方债务通过发行途径开始"名正言顺",但仍有一些游离于法治轨道之外的地方举债行为.如何规范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事关我国整个债务体系的建设管理,也可增进我国地方政府诚信力的提升.综合来看,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的法治化过程可以从举债权限、信息监控、多方监督几个方面进行,根本上规范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     

地方利益、政府利益与官员利益——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分析

地方政府行为具有明显的利益取向性,地方利益的最大化是地方政府行为的合理化目标。但现实中,由于制度安排中的缺陷和政府官员的经济人特性驱使,地方政府行为的利益回报会分化为地方利益、政府利益、官员利益三个层次。地方总利益的渗出会降低地方政府行为的行政效率和地方经济的产出水平。地方政府利益和官员利益的膨胀首先归因于目前地方政府行为的制度环境,同时与转型期我国政府官员的从政心态密切相关。提高地方政府行为的效益水平,优化利益结构,需要标本兼治,关键是改进和完善地方政府执政的制度环境。     

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

本文将我国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试图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制度动力做出合理的解释。本文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在实现中央和地方政府经济分权的同时,保留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这种独特的财政分权制度事实上导致了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加剧,造成了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变化,形成了地方政府"为GDP增长而竞争"的竞争态势。这种竞争态势是构成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但同时也通过对我国地方政府的行为和目标取向的影响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地方政府投资行为:转型期中国经济的深层制约因素

在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具有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投资的行为主体。他们积极进行城市建设投资,并采取多种措施努力扩大本地投资水平,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增长,也促进了就业的增加。但缺乏严格预算约束的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其效率总体上来讲并不高,难以拉动起更多的民间投资,投资的乘数效应较小,这也导致了中国的就业弹性不断下降。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作为直接投资行为主体的角色应不断淡化,各级地方政府应把其对经济的控制权和决策权下放给企业,而专注其公共管理的职能。     

论WTO对政府经济行为的影响

中国加入WTO之后,现有的政府经济行为将面临巨大的挑战,根据《中国议定书草案》的承诺,中国政府应当从观念、体制、手段等方面作出调整,消除关税及非税壁垒,以适应WTO规定的各项基本原则,从而实现成员之间的贸易自由化。     

论强势利益集团对我国地方政府决策的影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强势利益集团的存在在我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强势利益集团的形成对我国地方政府决策过程既具有积极意义,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将强势利益集团的作用纳入到我国地方政府决策优化的视角下进行考察、分析和研究,有利于正确引导其有序参与地方政府的决策过程,有利于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     

对我国改革进程中地方政府行为特殊性的解读

与"休克疗法"的改革方式不同,我国迄今为止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改革之路,而这种改革方式的选择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所谓的"诺思悖论".但由于地方政府行为的特殊作用,在某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改革很大程度上避开了"诺思悖论",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     

浙江经济改革中的地方政府行为评析

政府主导型经济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对于当地改革进展和经济发展绩效影响极大。浙江经济在改革以来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发创新、基层政权组织的主动支持和地方政府的保护性默许,这三种因素的组合构成了支持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网络。在经济转型的攻坚阶段,这种创新网络也应相应更新和完善。自发创新为主应向自觉创新为主转换,试点突破应向系统整合转换。降低制度成本,健全经济秩序是下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的决定性条件     

我国产业结构趋同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分析

本文通过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选择中的行为分析，说明了地方政府作为行为主体的介入加剧了低效率的产业结构趋同。主要原因在于存在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及其软性行为约束，而改变这两者是极其困难的。解决的办法在于产业选择的市场化和重要产业政策的中央集权，以及加强地区间的合作，以科学的产业选择指标为依据，避免个人主观意志。     

转型时期地方政府与上级及中央政府的博弈行为分析

经济转型时期,地方政府与上级和中央政府的关系是双向的、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多任务、不对等的委托合同,形成合约的成本较高,这就给双方留下利益空间、制度空间、技术空间、回旋空间,值得博弈、可以博弈、能够博弈。因此,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扩权、争利、脱控、减损、保护、惑上、变通等在经济增长速度、财税利益、宏观调控和制度变迁等方面进行博弈。     

论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地方政府行为的优化

农业产业化是中国农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选择，政府在其中应当发挥一种有限但不可替代的作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政府行为应以坚持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为基点，调节和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当前应当从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思想认识入手，着力于制度的创新和行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优化政府行为，保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健康发展。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经济与政治体制双重变革下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的变迁实践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应用提供了难得的试验场.本文探讨了当代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的变迁路径,以及中国地方政府对财政体制改革分权化和政治体制改革公共化的拟合程度.研究表明,即使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研究中的解释力是可观的,但其理论仍然需要结合中国实践予以适当的修正.     

论政府参与行为的社会经济效应

政府参与行为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个尚未充分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对此经过理性分析,指出"政府参与行为"是政府作为独立的主体直接参与微观经济活动的过程.政府的这种行为方式,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社会供求总量的变化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状况;对微观经济的影响则集中体现在对微观主体的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扶持效应上.笔者认为,三种微观经济效应都可发生蜕变,只有制定科学的评价政府参与行为的原则和方法,合理规范政府参与行为,才能使政府参与行为更多地发挥积极效应.     

论政府的管理行为

本文在论证政府管理的主要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的基础上,重点论证了政府管理行为———立法行为、执法行为及行政管理基本环节规范化的内涵,并对政府行政指导的规范化进行了初步探讨。     

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行为演变的路径与特征

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行为及其演化是和我国经济转型相伴相生的的。本文以演化经济理论为分析工具,指出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行为演变路径具有创新性和模仿性之分,创新性演变具有地区差异性、模仿性演变出现一定递进性,演变过程带有明显的地方政府间水平竞争的特征。且体现了行为目标由单一性向多元化、行为方式由封闭性向开放性演变的趋势。     

问题、原因、对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分析

在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存在着一种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相悖的“行政区经济”现象。本文通过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分析,认为地方政府“经济人”的本性、决策选择的“囚徒困境”、片面政绩导向引发的短期行为、地区发展不平衡压力下的“超常”举措,是导致“行政区经济”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存在问题的若干对策建议,如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加快政企分开进程;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政绩考核办法;建立行之有效的法律约束机制;组建跨行政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管理机构。     

论政府行政行为的规范化建设

本文从界定和分析政府行政行为的概念和内涵入手 ,立足现实 ,对政府行政行为规范化的现实意义、价值取向等作了理论上的分析和阐述。在此基础上 ,联系目前我国政府行政行为的实际 ,提出了加强政府行政行为规范化建设的 4种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