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小说中商人的价值观念

中国古代社会，重视农业经济，忽视商品生产和流通，商人的价值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明清小说作家则在展示商业繁荣、商人活跃时代背景中肯定商人的价值，讴歌了他们的金钱欲望和开拓冒险精神，也对他们的道德、性爱作了合乎人性的观照。商人的价值觉醒，正反映了明清市民阶级的普遍自觉。     

商业概念的内涵

<正> 商业的基本内涵是商人及其买卖活动媒介的发达商品流通体系。商业内涵的这个一般规定包括下列基本点。①经营商品买卖的主体(商人或商业企业)具有独立的经济地位。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商品买卖的商人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商业资本家的私人企业和商业托拉斯等组织形式。商业主体处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中介地位。     

论秦汉时期的抑商政策与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秦汉时期，商人居“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商业也被称为“末业”。总的来说，商人地位是比较低下的。然而，由于各个时期封建政权的商业政策略有差异，商人的社会地位又随之不断变化。     

中西方奴隶社会的商业政策

中国奴隶社会时期推行过重视商业发展的政策，重农抑商思想是在进入封建社会后才逐渐形成的。西方奴隶社会的商业政策比较复杂，政治上存在过压制商人的行为，主要表现为禁止商人参政。经济上往往对商业采取鼓励和保护政策。     

多层市场模型：用交易费用解释商人和商业的作用

以往的市场分析往往借助于单层市场模型说明价格机制,但它无法解释商人和商业的存在,无法说明市场交易为何经常要以商人为中介。本文通过建立多(双)层市场模型,以交易费用、交易效率概念为基础,说明商人产生的原因及其功能,并分析了多层市场的均衡机制,表明经济人追求交易费用最小化是导致商人的出现及各种交易方式形成的根本原因,说明商人起着降低交易费用(尤其是其中的空间费用和储管费用)、增加社会财富的重要功能,否定了以往关于商人是非生产阶级的论点。文章最后还简单探讨了网络经济中商人的地位问题。     

论幕藩体制下的商人——商人是幕藩体制的“宠儿”和掘墓人

幕藩体制对商人的限制和为商人提供的条件、对商人的依赖,都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都市商人寄生于幕藩体制,掏尽了统治者钱袋中的最后一枚铜板,使之债台高筑,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统治阶级,颠倒了社会阶级关系。农村商人以农民的商品经济为依托,加速了自然经济的瓦解和新生产关系的产生。政治统治者创造的经商条件和对商人的依赖,使商人动摇了幕藩体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阶级基础,成了幕藩体制的掘墓人。     

先秦商人的治生之学

<正> 先秦商人的治生之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关于私人经济活动的微观管理思想。所谓治生,指“治家人生业”,即从事农、工、商各业以积累私人的家产。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民间商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家累千金的富商大贾,当时平民通过个人经营各种生业以成巨富的,主要是这些大商人。这些大商人不仅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发财致富经验。先秦商人的治生之学,就是他们经商致富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它是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     

论明清粤商的商人精神

明清时期粤商的商人精神是指商人的商业伦理和商业道德。它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粤商的从商宗旨和原因 :二是在经商中的敬业精神和观念 ;三是商人的商业伦理观。通过对粤商的商人精神分析 ,可知明清时期中国商人一直处在传统“义利观”的制约下 ,使之无法和西方商人一样具有一种对利润追求的无限制冲动 ,这就是中西方商人精神的差异之处     

西欧市民阶段形成机制探析

市民阶级的形成在西欧市民社会的发展史上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本文认为，市民阶级的形成，是由于西欧独特的封建化的历史社会环境造成的，西欧社会来不及对贸易中断进行功能适应而封建化，封建化的西欧社会又来不及对贸易恢复和商业发展进行功能适应，而导致了独立城市和市民阶级的产生。     

清末的广州商人与香港

在清末，大批广州商人到香港经商、置业、投资，广州商业与香港息息相关，香港又是广州商人获得商业信息和新知的窗口、开展政治活动的舞台。广州商人与香港华商 ．有特殊密切的关系，两地的商人在经商、社会救济、政治活动中互相支持、合作，不少港商参加了广州商人的团体。但其时港商毕竟已形成了一个地域性的商人集团，同广州商人也有利益的冲突。粤路公司风潮就是典型的例子。     

唐宋商人婚姻变迁探析

唐代商人的通婚阶层主要有艺妓、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和官僚,而宋代商人不仅可以联姻于士人、高官,有的商人之女还可以入宫为皇妃,乃至正位中宫。这主要是宋代商人经济实力的提高、入宋后阶级关系的变化和财婚风气日盛的结果,此外还与科举制度的发展有关。唐宋商人婚姻变迁的背后蕴涵了深刻的社会变革。     

论中世纪西欧的市民生活与市民文化

公元１１世纪，西欧出现了城市振兴的历史局面，在中世纪的这种“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城市市民阶级缓慢地形成了，他们的主体是商人和手工业者。现实的工商业活动赋予城市市民阶级以崭新的生活内容，并形成了与中世纪基督教精神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他们崇尚现实生活，崇尚实用观念，追求个人的幸福与自由，正是这种新兴的市民文化，孕育了早期的资本主义     

清代闽西商业发展研究

分析指出，清代，闽西的商业开始有了较快的发展，商业性农业逐步发展起来，与之相适应的手工业也逐渐繁盛，商品流通趋于活跃，闽西商帮的商贸之路也逐渐拓宽，闽西商人的身影活跃在全国各地。同时伴随商业的不断发展，闽西商人的地位也逐步提升，他们也开始积极参与家族、宗族事务和社会公益事业，在地方乡族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政治经济学的本意应是经济政治学

经济学前面为什么要冠上“政治”二字,叫“政治经济学”?从学说史和经济史的有关材料看,有这样两点感觉:第一,政治经济学的称谓出自重商主义的著作。商人和代表商人利益的经济理论家认为,商业的发展和商人利益的扩增需要得到国王和政府的支持,冠上“政治”二字,就突出了经济在国家生活中也包括国王、政府活动中的重要意义,以取悦国王和政府,求得资助。商人在封建社会是没有地位的,在法国属第三阶级,屈居僧侣和士兵之后。就是在封建社会末期,商业的发展也还受到封建割据或地方主义的限制,关卡林立,币值紊乱,国与国之间的壁垒就更严重了。而商…     

“高端商人”慕雷——再读《妇女乐园》(二)

文章分析了商人慕雷的成功之道，他的诚信经营，赢得了顾客；他的人性管理，凝聚了职工；他的新型的商业经营模式，击溃了守旧的、落伍的商业店铺。慕雷代表了商业的自然进展。文章指出，左拉在小说中，既推崇慕雷，又同情失败者，是左拉泛人道主义的矛盾表现。     

商人与儒学——以明清甬商、徽商、晋商为例

以明清甬商、徽商、晋商为例,分析商人与儒学的关系。三地儒学各有特性：浙东学术张扬人的主体精神,强调经世致用;朱子之学强调＂理＂与＂礼＂,主张于书本求索;傅山之学强调＂因时取济＂,博杂而无所统系。三地商人对待儒学态度不同：甬商对浙东学术不即不离,徽商对朱子之学过于沉迷,晋商对傅山之学过于疏远。三地儒学对商人影响有别：浙东学术影响甬商是隐性的,朱子之学影响徽商是显性的,傅山之学影响晋商是微弱的。     

先秦至隋唐河洛商人研究

先秦至隋唐时期河洛地区作为全国经济发达的首善地区之一,其商品经济颇具特色。而这一切则 完全得益于商业领域最活跃的因素──商人,是商人在封建时代特殊的抑商环境下,发展了该地区的商 业,繁荣了市场。先秦是河洛地区商人阶层形成和壮大的历史阶段,商人群体不断增大,商业资本日渐活 跃,经营的地域和商品种类不断扩大。汉唐时期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商人开始插足政治领域,而官员则 从事经商买卖,形成官商合一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减少了国家税收,干扰了国家政策的顺利贯彻执 行,加速了封建政权的腐朽化,使封建的商业经济沿着畸形化的道路发展。     

西欧封建社会初期的商业与商人

关于西欧封建社会初期的商业与商人,史学界有不少偏见。如认为,当时既然典型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那就不存在商品经济,某些生活必需品“时断时续的、偶然的交换,……从商业的特性与专门意义上看来,不能被认为是商业活动”;或认为,当时即使存在商业活动,但交换行为主要仅限于盐、金属以及供上层阶级消费的东方奢侈品;还认为,当时西欧的商人都是外来行商,往往没有本地商人等等。究竟西欧封建社会初期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时,其中是否存在着商品经济?如果存在着商品经济,其内容如何?商人状况又如何?这些都是西欧封建经济史上值得探讨、而为我国史学界长期忽视的问题。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明清时期商业伦理的构成研究

明清时期商业伦理的构成是在继承传统商业伦理的基础上，又在“敬业自重”、“义利互动”以及商人素质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儒家经济伦理对商业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是明清时期商人阶层角色心理转换的结果。     

从《史记&#183;货殖列传》看秦汉之际的商品经济及其特色

本文通过《史记·货殖列传》的分析 ,认为秦汉之际中国已经崛起了一个庞大的商人阶级 ,开始了人类第三次分工 ;中国的商人阶级的资本原始积累与西欧商人阶级不同 ,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而中国的商品经济包孕在封建经济的构架中发展 ,这又是我国历史上商品经济的特色。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与阐发 ,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