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族源初探——兼论彝族文字的历史作用

一、彝族的族称和历史阶段 彝族的族称解放后统一用“彝”字,最早用“彝”字作彝族族称的是清道光《沾益州志》。彝族在各地的自称或他称多达数十个(参见《彝族简史》)。多数自称或部分他称的第一个字的声母大部分为n(n)或1,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为sh或ch、t等。n(n)、l是族称,sh、ch、t为亚族称。亚族称是由人名演变为家支(族)名,再演化为支系名。汉文文献中记载的“夷”有时泛指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有时专指彝族。汉文文献中的“夷”实为彝族自称ne或ni“尼”的同音异写。“夷”、“尼”、“宜”在古汉语里同读一音,“夷”与“尼”、“宜”读音相     

晚清广东小说中疍民形象的转变

在清中前期,小说中的疍民形象既有仙风道骨的侠女,也有凶残嗜杀的盗匪。而在晚清小说中,疍民一方面以“花艇”和“咸水妹”闻名,形象逐渐软化,不再“凶恶”;另一方面也乘上了民族革命的东风,摇身一变成为南宋遗民和革命先锋。这既是疍民族群传说与革命小说家宣传需要的完美结合,也是疍民的游民性与革命党人的气质融合的结果。     

广东疍民婚俗初探

疍民,是福建、广东水上居民的代称,广东疍民主要分布在珠江流域。因为常年生活在水上,疍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广东疍民并没有留下关于自己婚姻习俗的文献记载。但在明清地方志、文人笔记和文学作品中,存有大量关于疍民婚姻习俗的描写。通过对这些材料的挖掘和整理,有助于我们了解明清时期广东疍民的婚姻习俗,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广东疍民婚姻习俗打下了基础。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疍民文化遗产认同研究——阳江闸坡案例

建国以来,因疍民的历史和上岸居住,疍民文化遗产被忽视。随着海洋文化旅游的发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阳江闸坡地区不仅出现以疍民文化为主题的旅游节事活动,更出现了疍民及其后代主动表达自身身份和文化认同的现象,文化遗产开发的相关利益主体涌现。通过观察和访谈政府、疍民、非疍民社区居民和游客等利益相关者,借助高频词、语义网络分析他们的遗产话语,发现他们对疍民文化遗产的认同因其身份而异。政府认为疍民文化遗产亟待传承和发展;疍民认为遗产是疍民存在的印证,是其顽强拼搏精神的展现;非疍民社区居民认为文化遗产虽然增加了他们的经济收入,但也给他们带来了生活困扰;游客认为遗产是闸坡新的游览点。因此,需要提高疍民文化自觉和加强利益主体话语交流,通过平衡各方的利益推动疍民文化传承和发展。     

我与书的故事

苏联文学家高尔基说：“爱书吧!书是知识的源泉”。我国古代文学家在《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中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汉代匈奴与西羌之比较研究

羌族和匈奴是我国古代的两个少数民族,其历史发韧之古远,可与汉族相仲伯。尤其是羌族,曾经为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今日汉族的来源之一,炎黄并举,即是其证。传说时代的英雄人物,诸如共工氏、炎帝、蚩尤、大禹皆为羌人后裔。建立西周的姜氏部落,也与羌人密不可分,故《后汉书·西羌传》称,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及至有文字记载的殷周时期,羌人的活动为甲骨文或其它典籍所记载。甲骨文中有“羌方”、“往羌”、“来羌”、“羌妇”等字样。《诗经·商颂·殷武》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反映了羌人对殷商的臣属关系。     

论欧阳修《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

欧阳修主张探求《诗》本义,但《诗本义》并非全是《诗》本义。《诗本义》的许多解说很精彩,但也有不少解说值得商榷。学者过多关注《诗本义》疑古惑传的开创性、人情解《诗》的独特性、求《诗》本义的合理性,而较少关注它解说《诗》本义的错误。《诗本义》错解《诗》本义,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诗经》传注本不误,欧阳修反对其不当批驳;二是欧阳修以人情解《诗》,“人情”却并非总是合理;三是欧阳修过分探求圣人之志,妨碍了他对文本的正确解读。宋代林光朝称《诗本义》“于义未稳”,却被视作讲学者的一面之词,致使《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被忽视。     

《左传》与《史记》中齐国田氏家族史料之比较

《左传》和《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都记载了田氏代齐事件，但所用史料几乎完全不同，可以互为注脚。《左传》作者意在揭示遵“礼”爱“民”必兴，僭“礼”失“民”必亡，兴者必遵“礼”爱“民”，亡者必僭“礼”失“民”这两个结论，而以田氏家族史料为其例证之一。《左传》集中选择田氏遵“礼”、得“民”的史料，并记录他人预言以证“礼”“民”与田氏代齐之因果关系，但对田氏遵礼得民以外的史料几乎无记载，忽略了叙事的连贯性，并因预言过多使史料真实性受到质疑。《史记》则注重“通古今之变”之“通”，对田氏家族的发展叙述得很连贯，但对人物活动、语言记载很简略。《史记》没有保存美化田氏的预言，使它在读者印象中更加真实可信。     

猺人、蜑人、山贼与土人——《正德兴宁志》所见之明代韩江中上游族群关系

兴宁县位于韩江支流梅江中游,明正德十一年(1516)知县祝允明主修之《正德兴宁志》,为韩江中上游客家人聚居地区现存地方志中最早的一部.该方志有关猺人、蜑人、山贼与土人的记载,为讨论15至17世纪该地区族群关系的变迁及其社会意义提供有力佐证.作者发现,通过一系列艰难复杂、充满冲突与妥协的互动过程,原来“随山散处”的“猺人”和“舟居网捕”的“蜑人”转变为以农为生的“土人”,成为朝廷的“编户齐民”,而原来活跃于南岭山脉崇山峻岭间的“山贼”、“流贼”及其后代也更多地服从官府的管治,以合乎朝廷典章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方式建构乡村的社会组织,地域社会的经济形态与文化面貌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该地区后来被视为“客家人”最重要的聚居地之一,而所谓“客家”身份及其认同,要在原来大量存在的“畲人”和“猺人”转变为“编户齐民”之后,才有可能产生.     

《离骚》“民”字解

《离骚》中的六处“民”字不能一概而论。综合文学史上各家之说，结合全诗意脉，并考之屈原的生平与思想，可知：六处“民”字均可作“人”通释，但所指不尽相同。在“哀民生之多艰”句中偏指屈原自己；在“终不察夫民心”句中兼指朝臣中的善恶两方；在“民生各有所乐兮”和“民好恶其不同兮”二句中均泛指人们、一般人；在“览民德焉错辅”和“相观民之计极”二句中都特指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