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法受贿罪立法沿革历程探究

受贿罪是刑法贪污贿赂犯罪一章中规定的最重要的罪名之一。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惩治受贿犯罪的刑法立法沿革历程,可以发现1979年的《刑法》、1982年的《决定》、1988年的《补充规定》以及1997年的《刑法》均有对受贿罪具体内容的详细规定,受贿罪立法对于规制此类犯罪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家立法机关适时对受贿罪构成要件加以修正和补充,基本适应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但今后受贿罪立法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论中国刑事立法同苏俄、俄罗斯刑事立法的关系

由于相同的意识形态等原因,苏联时期的立法对新中国的立法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中国刑事立法同苏俄、俄罗斯刑事立法的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刑事立法基本上参照了苏俄早期的刑事立法,并突出表现在刑事立法的阶级属性上.新中国成立后,刑事立法仍然大量参照了苏俄早期的刑事立法,20世纪30年代后期苏俄刑事立法的新成果并没有被借鉴到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中.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刑事立法与中国刑事立法已经在刑法原则、犯罪论及刑罚体系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反映当今俄罗斯市场经济需求的刑事立法可以、而且也应当对中国的刑事立法起到借鉴作用.同时,俄罗斯对刑法典进行适时地多次补充与修订也是值得中国刑事立法关注的.     

德国环境刑法中的罪过形式立法及启示

德国环境刑法在罪过形式立法上既有择一罪过立法,又有双重罪过立法。择一罪过立法明确规定了同一犯罪可以由故意构成也可以由过失构成;双重罪过立法主要是指结果犯的罪过形式立法,由行为人对行为的心理态度和对结果的心理态度构成。这两种罪过形式立法是刑法明确性原则的重要表现,既有利于深度贯彻责任主义,也有利于实现刑法的全面评价,进而实现刑罚公平。与此相比,我国环境刑法在罪过形式立法上则显得粗糙得多,对法治原则的贯彻明显不够。所以,德国环境刑法中的罪过形式立法值得我国学习与借鉴。     

立法价值效益优先论

立法价值是指立法能够满足社会主体的需要和利益的属性 ,它本身是一种多重的体系。其本质及其意义都内在地表征了效益的价值目标。在我国现阶段的立法中 ,应把立法的效益价值放在优先的地位。立法效益价值的实质在于立法是一种稀缺的资源 ,它本身要耗费一定的成本并且以取得立法收益为目的。要实现立法的效益价值需要确立立法效益价值观、优化配置各种立法资源并要考虑社会对立法的接受能力     

影响长三角地方立法效益的因素及其对策——一种成本效益分析的视角

探讨了长三角地方立法的成本构成及其与立法效益的关系,倡导科学、合理安排立法投入,促进立法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长三角区域法规效益最大化。运用成本效益分析理论,分析了影响长三角地方立法效益的因素,提出了降低长三角地方立法成本,提高其立法效益的对策。     

权利、道义视阈下之正当防卫与见义勇为

在实践中围绕着正当防卫及见义勇为的纷争在1997年刑法相关条款修改后仍没能停歇,凸显着在相关立法和司法上仍存在较大问题。其主要焦点仍在于几点:适时性、限度、见义勇为与正当防卫之牵联。上述焦点问题的解决均须在保护公民权利和褒扬社会道义之下予以完善和改进。     

谈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司法运作

1997年3月14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将罪行法定规定为刑法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了刑法对公民个人的自由与权利的保障,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一大进步。但有些学者也冷静地意识到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贯彻问题,指出:“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在我国刑事立法史上确实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则任重道远,这里既有立法不断完善的问题,更须在司法上付诸艰苦的努力。”〔1〕法律的真实生命应当而且永远存续于实际的司法运作之中,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价值主要不在于刑法典对其作了规定,而在于刑事司法中它能够得到准确的贯…     

社会公众心理影响刑事立法的具体表现与匡正路径——以十年来历次刑法修正为例进行分析

刑法作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法，在刑事立法过程中必然会受到社会公众心理与民意诉求的影响。自《刑法修正案(八)》以来，刑法修正越发注重对国民欲求的回应，社会公众心理与刑事立法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二者的频繁互动在促进刑法罪名体系与刑罚配置日益完善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刑法典自身的稳定性与体系性，并导致了过度的犯罪圈扩张与忽视刑法以外的社会治理手段的运用。为此，应当通过坚守刑法的谦抑性、协调性以及加强附属刑法与综合性社会治理手段的运用，在回应社会公众诉求与坚守刑法自身理性之间寻求一份微妙的平衡，实现社会公众心理与刑事立法的良性互动，完成从有法可依到科学立法、从法律之治到良法善治的路径转换。     

修订完善刑法 促进依法治国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并决定于1997年10月1日正式实施。刑法是国家重要的基本法，修订和完善刑法，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大步骤，对促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具有重大意义。此次刑法的修订，是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经过系统修订的刑法，具有统一性、完备性，而且具有很大的进步性。一、突出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保护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是刑法的重要任务。市场经济对法制有内在的要求，市场经济的规则和秩序要靠刑法来保障，否…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变通立法实证分析

在详尽地考察我国变通立法的实际需求状况、变通立法的时间分布、地域分布、民族分布、立法的主体、表现形式、修订与废止等问题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变通立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开展变通立法专项检查,建立科学的民族法律清理制度,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制定程序条例》,拓展变通立法内容,重视吸收少数民族习惯法,努力提高立法技术水平,及时修订变通立法等对策建议,为完善民族自治地方变通立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探析——以其立法缺陷及完善为视角

现行刑法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惩治腐败分子的截堵性条款在价值层面上有存在的必要性,其立法宗旨是为了不使以非法手段获取财产的行为人由于证据不足而逃脱法律制裁.然而,它在现实运作中却由惩治腐败的锐利武器变成了规避法律制裁的保护伞,这种尴尬境况不仅仅是由刑法条文本身造成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国目前反腐机制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与立法现状,需要修正本罪的刑法条文表述、扩大犯罪主体范围、适当提高法定刑、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同时建立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金融监管制度以及监督制约制度.最大限度地完善立法,实现立法本意,并为司法公正提供坚实的法制基础,从而在严惩腐败的同时维护刑法体系的统一性、科学性.     

略论我国刑法规定单位犯罪主体的特点

单位犯罪是１９９７年修订后的刑法在原刑法自然人单一犯罪主体的基础上新增加的一种犯罪主体。过去我国虽有单行刑事立法等对单位犯罪的规定，但在刑法学上只讲一种犯罪主体。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如何区别，与我国以往长期使用的法人犯罪的概念有何不同，是刑法理论上和实践中亟待探讨、解决的问题。本文结合刑法总则的规定，通过研究分则条文，提出了单位犯罪在主观上既有故意，也有过失；在处罚上，以双罚原则为主，也有单罚制，而且从我国刑法的规定上看，单罚制只限于个人代单位受罚，对单位的处罚方式只是判处罚金。对这些特征加以阐释，以划分单位犯罪主体和自然人犯罪、法人犯罪的界限     

地方立法应坚持必要性原则

地方立法是我国立法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地方治理法治化、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地方立法作为公权力行使及创制普遍性规则的行为应该坚持必要性原则。坚持地方立法必要性原则是奉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立法指导思想、节约立法资源提高立法效益、提高立法可操作性、激发民众积极性主动性实现立法民主及达致地方立法目的的需要。     

关于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变通权规定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专门决定以及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赋予了经济特区以授权立法变通权,但这一立法变通权的授予缺乏宪法上的依据。公然允许地方性立法变通突破上位阶法律、行政法规不仅严重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安定,也有悖于平等原则,而且《立法法》对经济特区立法变通权也缺乏必要的监督限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和法治国家建设的全面深入,这一既不正当合理、又有违宪法的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变通权更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建议在《立法法》修订时予以废除,同时还应对经济特区授权立法进行全面的评估以决定其存废或修改完善。     

伪劣商品罪研究

我国刑法颁布实施10余年来,在保卫人民、惩罚犯罪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加之缺乏立法经验,这部刑法明显具有产品经济的痕迹,存在许多不足。改革开放10多年,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建立,现行刑法的这些不足与发展市场经济之间形成了许多矛盾,且日益尖锐。为解决这些矛盾,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做了许多及时的修改和重要的补充。1993年7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同年9月1日施行的《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对我国刑法的又一重大…     

论新刑法中的无过当之防卫

正当防卫是刑法规定的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为了鼓励广大群众见义勇为,积极同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作斗争,为了更有效地惩罚犯罪,保护人民,1997年修订的刑法对正当防卫制度进行了修改,增加了关于无过当之防卫的规定.     

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刑事司法障碍及其对策

我国海洋环境污染问题突出,某些案件已经符合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构成要件,但从1997年修订刑法之后,国内却无一例因海洋环境污染事故而定罪的案件。客观上,我国现行刑法典、附属刑法及相关部门的规定、决议和命令基本能够承载惩治环境犯罪的使命,但刑事司法机关对环境犯罪打击不力的原因在于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对涉嫌犯罪案件的滞留从而架空了国家的刑事司法权。因此,增强环境刑法的确定性,强化环境刑法的可实施性,发挥公众参与监督机制的作用,建立一个可操作可实施的环境犯罪案件运行程序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智能时代的刑法立法——人类中心主义与现实功利主义的取舍

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的深度拓展,触发了智能时代立法的必要性问题。当前,对智能时代刑事风险重视不足,智能主体刑法地位模糊不定,对智能时代犯罪认识理解滞后,智能时代犯罪刑事责任偏于"虚无",共同成为否定立法必要性的理由,也映衬出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的"选边站队"之风向。但是,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过度释放,遮蔽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危机及其衍生的系列风险之挑战。基于功利主义的立场,启动智能时代的立法修正有其现实需要。智能安全刑法法益的保护、智能主体刑法地位的渐进性确立、智能犯罪现象及其本质的廓清、智能时代刑事责任的专属应对、智能时代刑事制裁有效性命题的延续、智能时代伦理体系建立与法定犯罪的发展,共同为智能时代刑法立法提供了充分的理据。     

广西村民自治地方实施办法修订探析——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的立法完善思考

201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民自治制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重新修订,这为2001年颁布实施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提出了完善配套的要求,为了提高《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的地方立法生命力,有必要立足广西农村基层自治实践,参照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其进行地方立法的完善思考。     

论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不足与完善

刑法司法解释在弥补我国刑法立法的不足、保持刑法的稳定、克服刑法规范的抽象性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我国现行的刑法司法解释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抽象化的现象十分严重。同时,刑法司法解释之间、刑法司法解释与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部分刑法司法解释的方法也存在严重的不足。因此,司法机关对刑法进行司法解释必须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合理性原则、明确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