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治思想的近代化变迁

中国近代社会的震荡与脱节,使得乡村传统的族治自治难以为继,乡治的近代化转轨成为必然.为改变乡治窳败的状况,清中央政府及地方官绅们或回溯传统的深处寻求可资济时的政治资源,或借西方宪政之石构筑新的乡治模式,更多的则是将二者熔为一炉,在国家与社会、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探求合理的支点.他们对团练、乡官、警察、地方自治制度的阐发和提倡,既反映了近代乡治思想的基本走向,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政治近代化进程.     

梁启超的城市观念初探——以《新大陆游记》为中心

梁启超在１９０３年游美期间对域外城市社会和城市文明形成了较为全面、深刻的认识。他敏锐地注意到西方的城市自治传统是建立近代民主国家的基础,而中国的自治传统是宗族自治,中西自治精神大相径庭。族制自治与市制自治成为中西社会发展的不同主线。梁启超的城市观念在近代中国人城市观的演进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受梁启超城市观念的影响,近代知识界自觉地将地方自治与城市紧密联系起来,把实现民主政治的愿望寄托在城市自治之上,争取从实现城市自治的途径寻求国家社会政治的改良     

清末民初社会变革与家族组织的自我调适——以江西地区为中心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地方自治"思潮的兴起和实践、"祖宗革命"等学说的传播、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教育的发展,均对家族组织一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面对种种社会变革,江西的家族组织及时进行自我调适。它们在士绅阶层的主导下,既借助传统的宗法观念进行族内整合,又利用地方自治、新式教育等新的政治文化资源寻求外部发展,从而导致了族谱编修的政治化、宗祠管理的社团化以及家族教育的新学化。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

中国古代曾经长期实行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为代表的乡村治理制度.乡村治理制度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变迁阶段,即乡官制时期、转折时期和职役制时期,体现出不同的治理模式.随着中国封建专制的强化.传统的乡村治理受到的干预和控制逐步增强,自治色彩逐步减弱,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被清末地方自治所取代.     

中国近代史上筹建基层民意机关的最初尝试

19世纪末,经过宪政准备和天津自治实验,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等法规,在全国城镇乡、府厅州县实行地方自治,建立基层民意机关。清政府有关基层民意机关的法规内容较为翔实,组织构成较为完整,给予了一部分士绅的参政议政权利,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清政府设置基层民意机关"辅佐官治之不足"的立意明确,又辅以许多条款限制民权的行使,所以,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加之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清末基层民意机关基本没有建立。     

晚清新政时期的反地方自治风潮

晚清新政时期 ,清廷决定在全国城镇乡推行地方自治 ,作为民权政治的基础。但是 ,新政时期从上而下推行的地方自治在中国乡村遇到强烈的抵抗。本文分析了新政时期农村反地方自治风潮的复杂历史内涵 ,并从中提出改革中值得注意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关于三个少数民族自治旗成立经过的回顾

内蒙古是以蒙古族为主体民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但是,在自治区域内,由于历史上民族间长期交往迁徙的原因,形成了除蒙古族以外汉族占人口的大多数的状况,并且还在一些地方聚居或杂居着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回、满、朝鲜等少数民族。他们与蒙古族共同开发保卫了我国北部边疆,为这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我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得到了全面贯彻实施。进入50年代后,在内蒙古进一步推行蒙古族区域自治的情况下,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广泛宣传和深入贯彻,自治区内的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几个少数民族也先后提出了认定族源、族称、聚居范围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要求。1950年秋我到东部区党委工作后,在民族工作中首先遇到了个问题,     

从蓝田乡约到呈贡乡约

本文对北宋时的蓝田乡约和明朝的<南赣乡约>、<乡甲约>以及20世纪40年代的呈贡乡约作了全面的考察,对乡约的流变及其社会历史背景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绅士与农民、绅权与皇权的关系作了深入系统的论述,指出从人民自动结合的机构到官定的基层地方组织,再到地方权力结构里面的执役,乡约性质的改变带来了地位的贬值,传统的地方自治权力已为政府权力所压服.     

在“奉宪示禁”与“阖乡公约”之间——明清福建同安县规约碑中的社会秩序

福建同安县的规约碑最早可上溯至晚明,入清以后才大量出现,形成“规约碑铭化”的现象。“树碑”过程有助于将规范嵌入公共空间,营造出权力持久化和日常化的政治景观,反映了晚明以后在社会秩序复杂化的背景下,官府与乡族共同整编社会秩序的努力。规约碑可分为“奉宪示禁”和“阖乡公约”两类：前者以官府权威独断的面目呈现,但背后往往是乡族集团策略性选择的结果;后者除了表明自治化的深入发展外,也表明地方乡族与官府权威的互动交流。“奉宪示禁”与“阖乡公约”之间的密切关系,体现了明清时期中国地方社会秩序运作的复杂性和流动性特征。     

历史上澳门地方自治制度论略

自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盘踞澳门后,地方自治一直是澳门的基本政治制度。澳门是中国范围内实行自治制度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地区。四百多年来,澳门在地方自治方面经历了中国政府管辖下的“华洋分治”式的自治、葡萄牙殖民管治下的地方自治、《澳门组织章程》颁布后自治形式新发展三个时期。本文分别对三个时期澳门的地方自治制度做了历史考察,分析了它的特点。并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对澳门回归祖国后自治权的实现提供了根本保证。即将实现的澳门自治,将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它是全面的、真实的、可靠的,与１６世纪中期以来澳门实行的自治制度有着本质区别。随着澳门回归祖国,澳门人民企盼了多年的高度自治、澳人治澳的时代即将到来,澳门历史也将掀开崭新的一页     

论梁漱溟的地方自治思想

梁漱溟认为,因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应当实行与西方不同的地方自治;中国式的地方自治应以乡村为基本单元,构建集政治、经济与文化功能于一体的乡村自治共同体;实行经济的合作化和文化的道德化,在政体上完全排斥西方分权式的法治主义;地方自治应由知识分子团体以教育的方法,而不应由政府以行政手段推动。这一中国化的地方自治思想是对自清末以来西化地方自治思想的反省与创新。     

清廷督导下的地方自治运动

190 9年 1月 1 8日 ,清政府正式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至此 ,在清政府的直接规划与督导下 ,地方自治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一阶段与前一阶段不同 ,由于清政府的介入 ,使得地方自治运动既得到政府的支持 ,又受到政府的控制 ,自治团体的参政活动只能在政府的框定下进行。这种参政活动 ,无疑既有其便利之处又有其受控之处。本文从自治机构 (或团体 )、自治研究所、自治范围、选举、自治功绩等方面进行探索 ,以观其这一阶段地方自治的实效     

越南古代和现代乡约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在调整村庄及小村庄的社会关系方面 ,乡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规则。越南的古代乡约既包括存在于 15世纪与 2 0世纪上半叶之间以文言文或俗语形式记录的规则或协定 ,也包括在村庄世代口口相传的口头规则或习惯。现代乡约在村庄的存在是于Polibureau第十号决议颁行后得到恢复的。就其本质而言 ,古代乡约被认为是调整越南古代村庄的“现存习惯的汇总” ,它们涵盖了古代村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乡约还担负着实现地方自治的角色 ,其正当性缘于全体村民的民主制定。尽管在乡约和法律之间存在着某些差异 ,乡约对传统村庄中社会关系的调整却证明法律在村庄中的有效存在。所以 ,在法治建设中 ,法律应当缩减对乡村事务的直接管理范围 ,而村庄协定也必须确保自治和村民的共同意志     

20世纪上半叶变异中的家族形态和类型

中国古老的家族 ,自殷周以来 ,直到清代 ,大约经历了两种形态的变更 ,起始是贵族的宗子制 ,实行大小宗法制 ,家与国一致 ;其后是民间族长制 ,或同祠堂联系在一起 ,成为祠堂族长制 ,实行小宗法 ,家、国分离。以宗法观念治理家族 ,大体上有两种类型 ,一是有祠堂、族谱以及某些家族共有财产的家族 ,可谓典型的族长制 ,另一是基本不具备上述三种实体 ,而实行族老、族贤治理的族老制。到了 2 0世纪上半叶的清末和民国年间 ,家族的变化 ,首先表现在家族组织的类型增多 ,达到丰富多姿的程度 ,在传统的族长型、族老型之外 ,出现族会、同宗会、族公会…     

家族文化与现代化

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所以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家族文化与现代化的探讨无疑可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研究提供一个十分典型的层面.家族文化有其特定的含义,一般是指以家族的存在与活动为基础,以家族的认同与强化为特征,注重家族延续与和谐并强调个人服从整体的文化系统.家族文化通常包括家族的结构、行为、功能、伦理、观念、心理、精神和礼俗等层面.其中的家族既包括血缘的父族,也包括以姻缘为主的母族和妻族.家族文化不同于家庭文化,家庭文化自家庭产生时起便具有时空上的普遍性,广泛存在于古今中外;而家族文化则具有时空上的特殊性,仅存在于某些时期或某些地区.因此有人认为,象中国历史上那样根深蒂固的家族文化及其酿造的家族精神,是中国社会区别于西方社会或其他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     

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现代审视

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承载着厚重历史积淀的家族文化满足了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需要,今天依然具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助推社会经济发展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虽然中国传统家族文化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性,新时代也需要传承弘扬优秀的中国传统家族文化,但在现代社会中,出现了传统家族文化传承主体逐渐缺失、传承过程发生改变的现象,而且有进一步加剧的态势,致使中国传统家族文化日趋衰弱。要传承弘扬优秀的中国传统家族文化,应当在遵循中国传统家族文化变迁规律的基础上继续发扬其现代社会价值,让优秀的中国传统家族文化成为人们心灵和精神的家园。     

草根学者的良知学实践——以明嘉靖至万历年间的安福学者为例

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安福县人数众多的草根阳明学者,虽无科举功名,却是阳明学在地方社会传播的主力。他们由讲学、研磨心性而扩展至教化乡族,参与地方公益事业,进而协助官府参与地方社会治理。作为阳明学者的乡绅自我认同的角色是"乡人之心",他们的讲学和化乡活动是以"万物一体"的济世理想和责任作为精神动力,对地方社会秩序的平稳运行起到长久的、潜移默运式的"风教"影响。     

略论孙中山对建设民主政权的探索及其理性思考

鉴于中国国情与历史传统,结合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孙中山主张建立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相结合的领导体制。全国实行中央、省、县三级管理：对于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事务应该实行中央集权;县为自治单位,负责地方事务;省级是“上承中央之指挥,下为各县之监督”。对如何克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弊端,怎样解决政府与国民间的矛盾,他认为必须从政治体制上入手,对权力运作实行彻底改革。在借鉴西方三权分立的民权思想上,他提出五权分立的主张。认为应废除“官本位”统治,创立以民为本的“民本位”崭新政治体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践中孙中山对民权思想内涵进行充实发展,构成了民权主义的完整体系。     

我国农村治理架构运行中的偏差与矫正

“乡政村治”管理体制是适应村民自治的要求而产生的,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乡政村治”在运行中暴露了其在治理架构上的缺憾,导致在实践上的矛盾和管理中的偏差。矫正“乡政村治”管理体制,要明确界定各级的职能定位,理顺各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创造村民自治的良好环境;探索卓有实效的方法,在真实、全面落实村民自治“四民主”上下功夫;从根本上转变农村社会治理的宗旨和理念;以政策调整为主线,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村的支持与反哺的力度,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和谐与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转。     

中国传统家族文化新论

中国传统家族文化尽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人们在对家族文化概念的理解上却莫衷一是,众说纷纭,家族文化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中国传统家族文化主要由三个层面构成,即人伦秩序、道德情感与价值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