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认同与传统创生的意识觉醒——“东亚现代性”的理论意涵

20世纪以来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崛起使原本就纷繁复杂的现代性面临"多样(多元)"与"西方(一元)"之争,这一争论实际上提出了现代性之合理化的普遍内涵和民族文化的特殊构成之间的辩证理解问题。以此观之,"东亚现代性"实质上是在"现代性认同"基础上谋求与文化传统的内在创生性相结合的意识觉醒。     

西方学术界关于"New Medievalism"的三个论域

"New Medievalism"是西方学术三个论域的支撑性话语,但其汉译因论域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历史学论域,"New Medievalism"一词,汉译应为"新中世纪学"。新中世纪学就是后现代中世纪学,采用后现代的学术视角来研究中世纪,新中世纪学全面解构了传统中世纪史的知识体系,呈现出后现代的学理面貌,与传统中世纪史有着代际性差异。在政治学论域,"New Medievalism"应汉译为"新中世纪化"。"新中世纪化"在后现代的语境中,表征民族国家的终结和形态学意义上的中世纪附会,而非本体论范畴的中世纪归来。在公共性论域,"New Medievalism"应汉译做"新中世纪性"。"新中世纪性"(New Medievalism)作为反启蒙思想的表征,获得了反理性、反科学、反现代性的界定。     

现代性境域下“三个自信”的精神价值与意义

现代性在历史进程中引起了社会结构变迁、价值重估与整合及主体精神转变。"三个自信"是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反思发展的内在精神力量和价值支撑。面对新的时代问题,一方面要认清现代性的内在逻辑困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破解西方现代性危机;另一方面要理性反思与价值重建,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解决现代性问题并推进现代性进程。     

启蒙理性与审美救赎——中、西现代戏剧“现代性”比较

19世纪后期20世纪上半叶的东、西方现代戏剧,都把目光不约而同地锁定在人类社会所普遍面临的现代性问题上。虽然同样是关注人类社会的现代性困惑,中、西方现代戏剧各自的“现代性”呈现出的却是不同的文化品格。中国现代戏剧履行着“启蒙救亡”的社会职责,而西方现代戏剧则实践     

西欧中世纪人学思想初探

可以说,人学问题贯穿于西方哲学发展的全过程,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人学研究的侧重点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它大致经历了理性人学(古代)——宗教人学(中世纪)——理性人学(文艺复兴至近代)这一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其后马克思主义人学则向社会性、实践性方面发展,现代西方人学则向非理性、个体性方面发展。研究中世纪人学对于探索整个西方人学思想及其规律,弄清中世纪人学对于现代西方宗教哲学、人文哲学的深刻影响,深入研究宗教这一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及其与人学的关系,从而自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重建生活世界:一种社会工作行动——基于X麻风村从隔离到融合的变迁研究

在中国历史上,麻风病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传染性疾病。因为麻风歧视,麻风康复者承受着社会的偏见、污名,被迫与家人分离,孤独地生活在与世隔绝的麻风村中。社会工作通过社会交往推动文化更新、促进社会团结、塑造负责任的行动者,从而重建麻风康复者的生活世界。社会工作分别从康复者主体生命世界、社区生活世界、外部生活世界三个子系统出发,采用不同的行动策略进行重建,经过这三个系统的协同发展使麻风村从隔离走向融合。     

现代性的意义

为了确定现代性的独特意义 ,我们必须将它置于历史的维度 ,即分析与现代性相关、并被中断了的前现代性的关联。同属西方历史的前现代性 ,古希腊和中世纪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即它们为“神性”所规定 :在古希腊是诸神 ,在中世纪是上帝。对于古希腊来说 ,作为理论态度的洞见是根本性的 ,而对于中世纪来说 ,作为实践态度的信仰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说古希腊发展了科学 (知识学 ,而非技术学 )精神的话 ,那么中世纪则建立了宗教精神 ,因此古希腊和中世纪是彼此对立的。当然从古希腊到中世纪 ,前现代性已经到达了自己的临界点 ,其根本性的标志是宗…     

“理性化”或是“人性化”——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一点思考

韦伯的"理性化"框架不应成为解释当代中国的现代性的基本工具,因为中国的现代性研究的出发点和文化与社会背景,与西方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而"人性化"应成为揭示中国现代性的一种合理工具。原因在于,韦伯"理性化"之后的世界出现了"人性化"的潮流。而人性化高于理性化,因此,人性化应构成中国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     

风险社会理论:现代性反思批判的“第三条道路”

关于现代性的各种理论都是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论自觉和反思批判,现代性的问题性既有事实层面的表现,也有学理层面的表征。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中,风险社会理论以其独特的致思路向力图开拓出现代性反思批判的“第三条道路”。风险社会理论绕开了理性与非理性的直接对立,把风险和风险社会作为反思批判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范畴,从描述现代化进程的风险后果来揭示作为现代性基础的理性的“自反性”结构特质。它既反对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文学化和美学化颠覆,也不同于现代性对启蒙理性潜力的哲学挖掘和补救,而是把反思批判现代性的视角转向了对现代性问题的社会学清理和政治学建构,倡导以“亚政治”和“生活政治”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发展理念和模式,建构起了规范性的理论体系。风险社会理论对现代性问题的“诊断”和“治疗”既有值得借鉴的合理因素也有其理论局限。     

从“现代文学”到“文学现代性”问题讨论综述

在世纪转折之际 ,回眸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历程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以“现代性”为参照 ,深入地分析、探讨 2 0世纪中国文学 ,更使当下的文学研究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态势。1996年 ,杨春时、宋剑华在《学术月刊》第 12期上发表了《论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一文 ,对于被惯常接受的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是现代性的观点提出质疑。该文以西方文学史为参照 ,指出现代文学是发生在现代社会 ,带有非理性倾向的文学阶段 ,它以现代主义文学为标志 ,而中国“五四”以来的文学发生在前现代社会 ,是理性 (科学、民主 )主义指导下的、现实…     

走出"消释"困境:对后现代主义"消释观"的批判

当今西方社会虽然已经现代化,但这种现代化与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美好社会相去甚远,社会外表的繁华不能掩盖自身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科学理性并不能实现其早期对人的承诺,现代性问题使人对现实产生怀疑,人们对现代社会和现代观念产生了厌倦和否定的情绪.后现代主义(尤其是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试图通过对"哲学"、"人"和"真理"的消释来回应现代性问题,其结果必将滑入悲观主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泥沼.     

现代化进程的性质及历史视野--对"内因-外因"分析模式的反思

内因-外因的分析模式把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或一个文化看作是封闭的系统,把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并把西方的现代化解释为内源性的。任何一个传统社会所内生的现代性因素的作用有限,不可能带来社会形态的现代化转变;西方的现代社会不是在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母体内孕育出的,而是来自于一个世界范围尤其是从中国聚集与融合现代性因素的过程。由于西方在世界范围内聚集了重要的现代性并融合成新的社会形态,迟发展国家的现代化难免表现为向西方国家学习的过程。     

资本与现代性的生成

传统社会将全部剩余劳动投入等级制社会结构再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系统处于维持生存的状态,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徘徊。资本力量使剩余劳动投入到物质生产体系中,不断增殖扩张而诞生现代社会。资本扩张过程推进的生活世界货币化,是资本带给人类社会的最根本变革,其充满矛盾的过程是现代性生成过程的深层主线。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作为资本增殖机器的社会经济结构,塑造了现代人际关系、心理结构与行为方式,产生了理性、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性特质,并且展示为都市生活、品牌崇拜等现代生活方式,从而创造出充满悖论的现代性。中国现代化进程应当运用各种力量与手段,对西方式现代性扬其善抑其恶,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国道路”与新型现代性构建

西方资本主义塑造的现代性强势话语,在现实社会展现的危机中遭受普遍质疑,引发了关于现代性多元路径的期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开辟的"中国道路",既是对西方一元论现代性范式的现实突破,更是探索新型现代性方案的有益尝试。在中国现代性构建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担当始终不可忘却。     

科学与人文

希腊—西方的人文理想始终贯穿着自由的理念 ,其人文形式是科学和理性。科学作为西方的人文 ,是自由的学问。近代西方发展起来的“唯人主义” (人道主义 )人文传统 ,由于把世界置于一个以人为原点的坐标系之中 ,有可能从根本上背离“自由”这个古典人文理想 ;西方近代科学作为希腊科学传统的继承者和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 ,不仅保留了理性形式和自由精神 ,而且增加了实用的目的 ,以其效用服务于人类。在某种更深的意义上 ,近代科学的两大传统———理性与经验共同受制于技术理性这种新的理性形式。事实上 ,近代科学与人文一方面随着专业化和学科分化而互相隔离 ;另一方面又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基础。弘扬科学精神 ,弘扬的应是本质上就是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 ,亦即自由精神     

在“批判启蒙”与“审美批判”之间——构建“全面的现代性”

“现代性”作为来自欧洲的观念,在历史上不断得到反思,主要存在两类反思的理路一类可称之为“泛审美现代性”,以波德莱尔为起点,中经齐美尔,直到福柯那里结束,他们面对现代性皆持一种“审美批判”的态度;另一类可称之为“批判启蒙现代性”,也就是在批判启蒙基础上来实现启蒙的“现代性”思想,它以韦伯为起点,直接穿越了从阿多诺到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学派两代哲学家。实际上,人们可以在这两种“反思现代性”之间“执两用中”,从而构建一种崭新的“全面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全面性”,就体现在“以审美中和主体性”、“以审美中介纵向理性”、“以审美平衡文化分化”、“以审美规划社会尺度”,从而走向一种“主体间性的交往原则”、“横向理性—感性的图景”、“文化间性的对话主义”和“新感性—理性社会”的通途。     

现代性与社会批判理论

现代性已成为思想话语的中心。社会批判理论作为一种对待西方现代社会合理化过程的哲学话语,主要体现为一种现代性批判,社会批判理论接受韦伯的合理性理论作为分析现代性问题的框架,从社会批判和理性建构两个维度构筑了所谓“现代性的病理学”。尽管社会批判理论内部在现代性批判问题上有着差异,但他们共同铸造的现代理性批判却以其普遍性特征,弥漫日常生活,昭示着现代性批判的意义。     

文明轴心时期中西方对“教育”的理解及其现代启示

中西方在文明轴心时期对"教育"的理解有较大差异:中国的先哲试图从超验的"天道"出发,阐发教育的要旨即修"人道";而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则从绝对的理性出发引申出教育的内涵是通过思辨求得对理性的认识。这种区别为东西方教育的不同发展埋下伏笔。反思文明轴心时期的教育观念,可以使人们走向更高的文化自觉和观念宽容、对教育发展的更加理性的把握。     

论先秦儒家“自由”的现代性转变之可能

先秦儒家的自由本质上是一种古代性质的自由。这种自由的古代性主要体现在"共同体""义务""积极性"三个方面。所谓自由的"古代性"主要是与近代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的"现代性"相比较而言的:古希腊、古罗马的自由的古代性最弱,其中蕴含着现代自由的逻辑起点——认知理性;《礼记·礼运大同篇》的古代性稍强,但其蕴含的"平等"维度与认知理性有相通之处;孔孟和荀子的自由的古代性最强,其蕴含的"差等"维度很难实现现代性的转变。可见,儒家的自由要想获得现代性重建,必须立足于《礼记·礼运大同篇》的基础之上。     

“东西方封建社会比较研究”讨论会在昆明举行

<正> 1982年10月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在昆明召开了第四次学术讨论会。与会的有72个院校和科研单位的115名代表,共收到论文70篇。会议探讨了:(一)东西方封建社会劳动者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及其对封建社会延续时间长短的影响;(二)东西方封建土地制度的差别;(三)中国、日本、印度同欧洲封建城市的不同特点及其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四)东西方封建诸国阶级关系和政权形态的不同;(五)东西方封建社会文化和宗教的不同特点及其影响。在“双百”方针指导下,大家畅所欲言,提出了一些新见解。会议期间,修改了研究会章程并商定贯彻“世界史各研究会负责人工作会议纪要”的一些具体措施。学会定于1984年夏除讨论世界中世纪史的体系、分期以便为编写多卷本《世界通史》打好基础外,仍要继续研讨东西方、特别是中外封建社会史的对比。还确定1983年秋在长沙举行一次关于马丁·路德的专题讨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