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王肃学说影响下的魏晋郊祀礼制

魏晋南北朝是政权大分裂的时代,在思想上佛、道教等宗教流行,玄学思想兴起繁荣,儒学中衰.但作为儒家学说重要组成部分的礼说却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为统治者论证政权合法性提供依据.这种情况在郊祀礼制中表现尤为明显.郑玄和王肃二人在郊祀礼说的某些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统治者在郊祀礼制的制定上于郑、王学说之间徘徊,取其利于统治的部分用于郊祀.     

道教斋醮科仪对周礼祭祀体系的接受及其意义

道教斋醮科仪虽起源于下层民间中的巫祝仪式,但在发展中不断地吸收了先秦周礼祭祀礼制的内容。道教斋醮名称源自先秦周礼,道教斋醮祀神对象及祀神方式多以先秦周礼为基础,道教斋醮器物大多承袭先秦礼制器物规制,道教斋醮礼意也多沿袭先秦周礼。这种长期而广泛的或主动或被动的接受行为,实际上显示出了道教对于世俗规则的屈服。它客观上促进了道教的官方化,并为道教争取到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试论孔子"为政先礼"的治国方略

孔子生活时代 ,“礼”的政治含义和思想内涵是“礼制”、“礼仪”、“礼治”、“礼俗”。孔子建立“礼”治社会的主张和措施是“礼以教人”、当权者率先“好礼”、“克己复礼”。孔子对“礼制”的创新和改革表现为“损益”西周以来的礼制 ,扩大“礼治”的社会基础 ,向传统的“礼教”提出挑战     

西周青铜铭文射礼研究

射礼是西周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五礼中属于嘉礼。射由技术到礼制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射由实用性演变为政治性的历史过程。《三礼》中关于射礼的记载很多。西周时期青铜铭文所记射礼,有大射礼、宾射礼和燕射礼;有射礼进行比赛和教化的专门场所——射宫;足见射礼在西周社会的重要政治地位。西周射礼与《仪礼·大射仪》在参射人员的等级上、具体注重的射事内容和射礼的作用功能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异;从西周早期的大射礼、宾射礼向晚期燕射礼的转变,从青铜铭文中的射礼注重“礼”到《仪礼·大射仪》注重“仪”的转变,暗涵着西周礼制的逐渐松弛、礼乐文化下移的历史趋势。     

《蒙古秘史》礼制研究

《蒙古秘史》提供了蒙古族礼制起源和发展的最早史料,主要记载了蒙古族早期的婚俗之礼、安达之礼、祭祀之礼、禁忌之礼和饮食之礼等。这些礼制以蒙古族天命论信仰为信托,是天命神学的礼制之规范。《蒙古秘史》之礼制反映了蒙古族礼制起源的时间和来源的多样性以及注重仪式的本质属性。     

明朝后妃与国家礼制兴革

明朝后妃与国家礼制关系密切.后妃身份藉由礼仪制度而得以确立.后妃与皇帝之间的复杂感情又会影响到礼仪制度的兴革,如明代历史上出现的洪武丧服改制、宣德贵妃授宝、弘治别庙奉慈、嘉靖皇后丧礼减杀.此外,后妃生育等问题也会引起国家礼制的兴革.明代后妃与国家礼制的关系,是传统社会"家天下"的必然结果,也体现"礼缘情"、"时为大"的礼学传统.     

北宋讲武礼初探

在中国历史上,讲武礼是一项古老的传统礼仪制度。先秦时代,讲武礼已是天子、国君检阅军队与昭显国力的重要手段。至宋代,讲武礼最初依然发挥着炫耀国威、激励军功的作用,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北宋"崇文抑武"国策的不断推行,军事与武力因素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受到压制,国家的尚武精神日渐消退,讲武礼遂走向形式化和边缘化。讲武礼在宋神宗朝纵然有过短暂的复兴与变化,表达了当政者的强国、强军意愿,但最终因朝政的紊乱而在王朝的礼制和政治中完全消失。     

从宗庙祭祀制度看北朝礼制建设

北朝礼制建设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伴随着氏族制度向家族制度转化而采取的政治上与南朝争正朔和文化上同汉族趋一体的基本手段与策略。作为礼制主干内容的宗庙祭祀制度的建设与完备是北朝礼制建设的一个重要表征。本文尝试从宗庙祭祀制度这一独特层面论述北朝时期礼制建设的基本路迹与特征。北朝礼制建设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间充满着胡汉文化矛盾与冲突。孝文帝改革是北朝礼制建设的一个转折点,在汉族士人的帮助下,孝文帝建立了融合各种因子的全新五礼体系,宗庙祭礼正是北朝五礼创制的一个典型代表。     

《风俗通义》与东汉礼制之反思——以《愆礼》《过誉》中所载事例为基础

应劭在《风俗通义》之《愆礼》《过誉》两卷中以17个事例刻画了东汉时期士大夫阶层在践行礼制规定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乱象,包括服丧违礼、扭曲亲情、因私废公、恃才蔑礼四类,主要表现在政治关系与伦理关系两个方面。通过对这些事例的考察,不难发现东汉后期礼制的混乱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实与汉代一贯重视儒家经典并将之与仕途晋升相关联的政策导向有密切关系。     

儒家礼制中的和谐追求

中国传统社会秩序主要靠礼制来维持,礼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担当着准法律的作用。礼制包括“礼”、“乐”两个方面。“礼”、“乐”分开来说,“礼”管“分”、“乐”主“和”。但“礼”、“乐”之中又都包含“分”、“和”两个方面,是“分”与“和”的统一。礼制的“礼”、“乐”、“分”、“和”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和谐局面。但由礼制构筑的和谐社会是等级制的和谐社会。     

论孔子维护礼的学说

礼是中国奴隶社会以国家政治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典章制度。孔子在对历史与现实的礼制和政治进行考察的过程中,不仅肯定了周礼是历史上最为美好完备的制度,而且把现实统治秩序混乱的原因归结为这种传统的国家政治制度的破坏,因而他认为只有坚持“为国以礼”的准则,即把礼作为处理各种政治关系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的前提和依据,才能改善现实政治的状况,实现理想的政治。正是基于对礼在统治中的这种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孔子提出了一套维护这种国家政治制度的理论。研究这种理论的内容,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孔子政治学说的体系,也可以从中引出对于我们今天有意义的启示和借鉴。     

上博简《孔子诗论》所见"礼"的内涵解读

上博简《孔子诗论》所见"礼"不多,总共只出现四次,分别用在《清庙》、《大田》和《关雎》的评论中。笔者在考察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认为,"礼"在这几处评论中分别被赋予了"礼仪"、"礼制"、"礼制思想"、"礼治"、"礼俗"和"中和思想"等含义。《孔子诗论》通过用"礼"论诗,表达了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但在具体论述时,不是断章取义,而是就诗论诗,较好地揭示了诗的内涵。     

礼制探源的相关理论探讨及龙山时期的礼制问题

探讨礼制,要满足礼制形成的考古学判断标准及条件,应注意结合礼制的物化形式和社会政治作综合分析,尤其要注意礼仪的制度化问题。新石器时代晚期及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在一些高度分层的政治体系内,礼制已经形成,具有区域性、多元性特征,但礼也在交流融合中逐渐系统化、规范化,成为邦国或邦国联合政体的公共礼仪。龙山时期,周边礼乐元素逐渐向中原汇聚,经过中原地区的扬弃、融合与创新,为后来中原王朝的礼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古代礼法分立的历史进程及其意义

中国古代无论在制度方面还是在观念方面,礼与法的关系总是表现得至为密切。从早期历史上礼的无所不包,礼中有法,礼就是法,到后来历史上的法出于礼,礼法分立,充分体现出在中国古代维系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和行为依据的确立与发展演进的历史过程。特别是从春秋战国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作为制度的礼与法开始分立,逐渐形成了礼制与法制的两套具有不同内容的制度体系,在社会政治与生活方面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礼法分立的历史自秦汉以后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其所体现的政治意义就是,在历代政治中,礼治与法治并用是一个基本的统治格局而又与整个王朝的兴衰相始终。     

上古礼学的内在层级与逻辑结构(上)

礼义、礼仪、礼制、礼度是上古礼学的内在层级,也是其学说得以建构并付诸实践的保证。其中体现的逻辑关系是:礼义概括礼的本质特性,是礼仪、礼制调整的内在规定,而礼度正是体现这些规定性的理论空间和实践尺度。礼仪是礼在天人、朝政和人伦交往中程序性的活动,礼制则是在礼器形制、数量方面的规定。四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从理论层面、程序过程、器物使用和调整原则等四个方面维持了礼的运行,使之成为延续数千年并不断更新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行为。     

北泉议礼及其成果——《中华民国礼制》

文章论述分析了其制定背景、过程及其主要内容,剖析了其进步性和局限性。在当时社会、政治活动需要及政要人物推动下,在《礼制草案》的基础上,经过礼制谈话会和北泉议礼,制定了《中华民国礼制》。由于当时种种原因的影响,该礼制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有迷信、繁琐、不合时宜的弊端,等级思想严重等。但是其进步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其内容对礼仪名目、仪节进行了简化,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吸收了西方的礼仪,呈现与国际接轨的趋向,具有较强的系统性、条理性。     

上古礼学的内在层级与逻辑结构(下)

<正>(接上期)三、礼制考论礼之别异,一在于仪,二在于制。礼制是对礼器形制和数量的规定,是礼义在物体层面的体现。《礼记.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礼的分配作用和节制意识要求不同社会阶层在器物使用上有所区别,礼别尊卑、上下的社会意义也要求     

从《论语·乡党》看孔子对礼的践行

孔子在政治生活中对礼的践行主要体现在遵循礼规礼仪上朝、处理公务等方面;在社会生活中对礼的践行主要体现在根据不同政治等级、不同社会群体的情况施以不同的礼规礼仪,形成了中和有度的社会关系方面;在家庭生活中对礼的践行主要体现在按礼规礼仪的要求和无过无不及的原则处理衣食住行和祭祀等活动方面。     

“见其礼而知其政”:从周公制礼到秦行郡县

我国素称礼仪之邦,古文明绵延不绝。这一特殊性的历史发展路径,可以从"礼"与"政"的关系来探讨:独特农耕文明孕育出的礼制,不仅有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同时也为集权政治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在这一演进的过程中,周公制礼和秦行郡县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重要的制度设计,塑造了中国古代的基本国情:周公制礼的目的在于建构出一个礼乐文明,但也遗留了差等社会,经过战国变法,这一秩序的建构由以"人"为逻辑的礼制升级演进为以"事"为逻辑的法制,为秦统一提供了新的治理方案——郡县制。礼反映了以血缘团体为基础的成熟国家的社会关系,而法反映了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集权国家的政治关系,二者相同的一面又体现了中华文明演进的内在延续性。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表明,礼与政的关系不仅具有共时性的反映关系,也有历时性的因果关系,礼对于中国古代王朝政治制度和道路模式的选择影响深远。     

论张载的礼学思想及其实践

唐末五代社会秩序的破坏,传统文化中礼治秩序因子以及宋初三先生、李觏等以礼的价值标准重建宋代国家与社会秩序的思想共同铸就了张载关学的礼学特色。而张载的礼学不同于先秦秦汉的礼学,他把“礼”由形而下之器,发展为形而上之道,以此作为宋代社会与国家秩序重构的哲学依据。张载不仅对礼进行了形上的研究,而且受到其经世思想的影响,曾尝试在民间推行礼制,并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了民风民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