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制造"的历史:从传播切入的观察——以《制造路易十四》为中心

英国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所著<制造路易十四>从传播学视角全面解读了传媒"制造"路易十四形象的过程,给我们提供了依托传播学框架来认识历史以及解构历史的路径.西方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新闻传播的角色不仅仅停留在给历史研究者提供基本的史料或素材,其本身就在参与历史的"制造"或者编纂.传媒通过"把关人"和议程设置功能对信息仔细地筛选和过滤,既规划着现实,又"规定"着历史.因此,有必要从传播的角度对中国历史人物如孔子的形象"制造"过程进行深入的历史考察,以获得一种不同的历史面相.     

近代"中国哲学"发源

用解一字即作一部文化史的观念检计,"哲学"不仅是"phnosophy"的译名,其发明者西周以之为东洋学问的对应物.而将"哲学"与东洋连接在一起,始作俑者是东京大学,起重要作用的则是加藤弘之和井上哲次郎.后者在前者授意下撰写的<东洋哲学史>,用西洋philosophy系统条理中国古代思想,将"哲学"由他者的学问即西学,变成东洋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演变为普遍性的学问.这与此前中村正直、岛田重礼主讲"支那哲学"仍旧依照中国脉络截然不同,背后实有掌控东亚话语权的立意.中国新进人士如王国维等接受哲学,已经将普遍性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这样的比附后来演变为用西洋系统条理中国思想的天经地义,也引起有识之士的反省.不过,"东洋哲学"与"支那哲学"给东亚尤其是中国提供了重估固有文化的机缘.就此而论,"中国哲学"包括:第一,用哲学概念重装古代思想(一般所谓中国哲学史);第二,"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发生及其来华后的发展演化;第三,借鉴philosophy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的思维.寻求"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脉络,应该严格分别一二两项.至于前景如何,后一方面的成效至关重要.     

"萨尔普遍史"的中国历史建构与欧洲近代学术转型

16世纪以来,随着传教士进入中国,大量有关中国的作品在欧洲涌现。基于圣经的历史书写传统遭受冲击,如何将中国历史整合进世界历史中,成为当时学者们所关切的问题。其中,由英国多位学者在18世纪集体编纂的《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也处于这一思潮之中。他们将中国上古历史与圣经叙事相比附,协调中国上古史与圣经编年的矛盾,以解决欧洲思想内部危机;通过讨论中国宗教,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提供合法性。该书出版后,在知识界曾风靡一时,“萨尔普遍史”中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在西方影响深远。     

中国家谱的编纂

内容简介:该书是研究中国家谱编纂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它从六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家谱编纂需要注意的理论和技术问题,总结了家谱编纂的经验教训;     

试论“司马史观”与日本近代史中所出现的“虚构现象”

日本"司马史观"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日本自明治时代开始,为了修改日本和西洋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就以西洋为目标对自己的历史做了修改.其目的,是使日本拥有一个和亚洲不同的历史外套,并使其具有"欧洲血统",以便使日本拥有一个更符合当时国际、国内现实需要的历史."司马史观"的出现,也是日本在取得战后的经济腾飞之后,为了满足自己经济胜利的心理需要而出现的产物.但是这种无视历史的客观性而按照自己主观意愿编纂出来的"历史",虽然满足了一部分人的需要,但对于要在国际事务中进一步发挥作用的日本政府来说是毫无用处的.     

《太平广记》编纂疏误举隅

《太平广记》是宋初“四大书”之一,李防等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编纂完成,使得该书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本文从重复收录、改动原文、体例不精、出处未明等方面入手,举例分析了《太平广记》在编纂方面存在的疏误.     

一种时空对应的文化寻绎——朱谦之文化思想探略

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作了科学派的押阵大将的吴稚晖,曾说过:"(我)意中有四位先生,认他们是最近时代中国思潮的代表者.一是胡适之先生,我批评他是一个中国学者而有西洋思想,……二是朱谦之先生,我批评他是一个印度学者而有西洋思想.他论调叫人完全可以否认,也叫人完全可以承认.三是梁漱溟先生,我批评他是一个印度学者而有三分西洋思想,七分中国思想.四是那位老将梁卓如先生,我批评他是一个西洋学者而有中国思想."四位先生"中,朱谦之大约是人们最感陌生的人物了,但他究竟是一位学贯中西、于文化研究别有心得的学者.到三十年代,艾思奇对朱谦之脱胎于虚无哲学的"唯情哲学"多所批评,却也称他是一个"不向政客堆里钻,能保持在文化中心地当穷教授的     

英国人著述中的中国及其对美国早期中国观形成的影响

本文主要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英国人所撰的游记和其他作品中,陈述和分析当时英国人所形成的中国观.笔者认为,英国入在十八世纪所形成的主要是一种否定的中国观,认为中国处在"半蛮夷"状态.其著述在美国的接受对美国人早期认识中国也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编纂思想: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的关键环节

史学名著的出色成就与史家编纂思想的独创性和合理性密切相关,以往对此却重视不够.今天应当加强对编纂思想的探讨,深入地阐释史家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史家所要强调和凸显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史家如何根据其确定的编纂思想来进行史著的记述议论和组织安排等.<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典籍,其编纂思想的创始价值在于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极其珍贵地记载了中国古代文明前后相承的发展,在历史观上明确总结出"以史为鉴"的思想,在编纂方法上开启了后世"记言家"之先河,同时又有纪事本末体的创意.司马迁的<史记>成为传统史学楷模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成功地贯彻了"成一家之言"的编纂思想,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种体裁的相配合,构建了规模宏伟的社会"全史",重视记载"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勇于提出对历史和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治史者只有抓住编纂思想这一关键环节,便能成效显著地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并大大增强其思想价值.     

系统把握"五四之子"的思想建构——《殷海光集》导言

一 1994年2月,时任中国逻辑学会会长的周礼全主编的<逻辑学百科辞典>出版,人们在该书"中国逻辑史"分部"人物"篇末尾,看到了"殷海光"这个当时在中国大陆学界还非常陌生的名字.辞条释文如下: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