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启蒙精神与文人史剧——论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戏曲创作

现代启蒙精神为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历史文人为题材的戏曲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思想基础,使之获得了短暂的繁荣,但也因忽略戏曲的民族性和娱乐性而面临生存困境。回顾我国80年代现代启蒙精神对文人史剧影响的得与失,对未来戏曲创新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论家班对昆曲的影响

在昆曲发展史上,昆曲的命运与家班紧紧相连。家班是联结文人与昆曲的纽带。通过家班,文人的审美理想与艺术追求才得以在昆曲中体现。因此,可以说,家班对提升昆曲的艺术品味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家班阶段的存在,确立了昆曲“尚雅”的美学追求,奠定了昆曲“精美”、“雅致”的审美格调。同时,作为一种重要的演出形式,家班还奠定了昆曲独特的艺术特征：在戏曲情节的推演上,用“歌舞并重”的方式进行呈现;在角色配置上,以正旦、小旦、正生为主;在演出方式上则以折子戏为主。     

南渡前后贬居岭南文人的不同心态与环境变化

远谪岭南,在唐宋两代都是朝廷处置获罪诸臣的严厉手段.然宋之贬臣,悲戚之感已较唐代稍轻.宋南渡以后,贬居岭南文人的心态更是有了显著的变化.在北宋元祐文人的眼中,岭南不仅是化外之境,同时也是险恶之境;而南渡文人则乐山乐水,在岭南新环境中较为超旷、乐观.不同的心态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则是:前者创作主体与客观环境往往不能融为一体,人与自然常呈现对抗、冲突的状态;后者以我观物,适我无非新,其笔下的岭南风物,色彩与形态要丰富得多.南渡前后贬居岭南文人心态上所发生的质性变化,不能只从文人胸襟、气度上去寻求,将南渡后岭南风俗、经济地位之改变与南迁文人群体心态联系起来,才更能说明问题.     

梆子戏崛起与清代前中期剧坛的变革

“花雅之争”是清代戏曲史上的重大事件，清前中期昆曲与梆子戏此消彼长的竞争是事件的核心环节和内容。从清初开始，涵括西秦腔、秦腔、吹腔的梆子戏南传东进，成为北京、扬州、苏州等中心城市剧坛的重要声腔。梆子戏的全国性传播促使底层民众、文人士大夫乃至宫廷贵族的审美趣味发生转变，形成“厌昆喜梆”的新潮流。更重要的是，梆子戏在传播的过程中，或转用乡语，或衍生新腔，形成梆子腔、吹腔、皮黄腔三大剧种体系，彻底颠覆了以昆腔、弋阳腔为主导的戏曲格局，奠定了我国两百多年稳定的戏曲版图。清前中期梆子戏的兴起，是板腔变化体戏曲对曲牌联套体戏曲、民间戏曲文化对精英戏曲文化、北剧对南戏的胜利。     

明清之际王时敏家族的戏曲活动与江南戏曲生态

明清之际苏州府太仓州的王时敏家族,与盛行于江南的昆曲艺术缔结了密切的因缘关系。从王时敏的祖父王锡爵开始,王氏家族的"剧迷"传统传承一百数十年,绵延不断。王时敏一生深嗜戏曲,自备家班,与其子王抃、王抑等一起,频繁举办厅堂演剧,撰写戏曲剧本。这些戏曲活动成为明清之际文人"游于艺"的一种生存方式,并在江南地区营造出独特的戏曲生态,推进了戏曲艺术文化品位的提升和表演技艺的新变。     

《伍伦记》《香囊记》与明清文人传奇

1 传奇剧本文学是盛极明清两代而独具丰彩的古艺苑之花。它经过众多文人作家的艺术创造与积累,形成了主风化、尚典雅、守格律、抒情表意、规整划一的美学特征。这种美学风貌的形成,固然与当时的政治风尚,哲学思想及文艺潮流相关,但首要原因则是戏曲由民间书会才人的创作转为文人士夫的作品。元末高则诚以理学戏曲观指导改编《琵琶记》,使南戏创作发生根本变化,标志着“文人和南戏的血缘关系从此建立”,南     

北宋谪臣与元末明初“南园五先生”岭南诗比较

北宋谪居岭南的文人与"南园五先生"的岭南诗都描绘、赞美了岭南秀美的风景名胜和风俗民情。处于蛮荒流放之境,环境不适,受仕途自忧心态的影响,北宋谪臣在其诗歌中描写了岭南恶劣的气候、岭地陋俗、重商轻农等习俗,诗中流露出了谪臣远在异乡的思亲之情、不适之感及贬谪之怨,使其诗歌附上一层抑郁之色。"南园五先生"生居岭南,不会产生诸多不适之感,在他们的岭南诗中表现出悠闲、自得之情。     

论昆曲艺术在高校的传播

高校是继承和发展昆曲艺术的桥头堡,是培养昆曲观众的摇篮.文章认为,高校将戏曲艺术纳入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体系之中,是传播戏曲艺术、弘扬传统文化和培养戏曲观众的有效途径;充分利用多媒体等多种手段进行课堂教学,能增强大学生学习昆曲的兴趣;整合社会艺术资源,聘请戏曲专家和演员到学校兼职或举办专题讲座,是沟通昆曲艺术家和大学生的桥梁.     

清代南北园林演剧消长与南北戏曲嬗变

清代南北园林分别以士人园林与皇家园林为代表。清康乾以降,士人由园林退回书斋,由艺术转而专注学术,江南园林声伎渐趋衰落,士阶层引领戏曲发展的主导作用大大削弱。与此同时,北方皇家园林演剧却蔚为兴盛,清宫帝后大臣雅俗共赏的审美趣味引导了戏曲发展的主旋律。在南北园林演剧此消彼长以及戏曲审美雅俗嬗变的背景下,北方京剧逐渐取代江南昆曲占据了剧坛的主导地位。从士人园林到皇家园林,从昆曲到京剧,园林不仅在清代戏曲的发展中持续参与着戏曲艺术的构建,而且南北园林中各自形成的戏曲生态与接受主体,对清代南北戏曲的嬗递演进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唐英戏剧创作成就探析

唐英是雍、乾时期的戏剧家 ,在当时大多数文人沉浸于昆曲雅丽、繁复的审美趣味之时 ,他对昆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突破了以巩固政治统治为目的的教化剧 ,而在剧中强调真性情 ,一改逞显才情 ,娱乐遣兴的才子佳人模式 ,将笔触伸向广阔的社会生活描写大众的酸甜苦辣 ,谴责统治者的丑恶虚伪。这些改造创新为逐渐走向案头化而脱离舞台表演的昆曲注入了活力 ,这对今天探索古代戏曲的复兴和发展之路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论昆曲艺术的原生环境与文化特征

原生环境是戏曲艺术的“前生因”,并直接铸就戏曲艺术的文化特征。丧失地方性也就丧失了文化特征,而不具备文化特征的平庸艺术形式是缺乏辐射力和生命力的,也不可能成为全国性剧种或世界文化遗产。因此,任何试图割断昆曲艺术与它特定存活生态之间血肉联系的行为都是极不理智的,“泛戏剧化”趋向已经并正在对昆曲保护传承工作产生严重的干扰危害。必须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传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公告》的基本精神,就昆曲艺术植根吴地因而与生俱来的文化特征加以认真的分析理解,在此基础上提出保护昆曲遗产的准确思路和合适方法。     

苏州在校大学生对昆曲接受现状的调查与研究

苏州是昆曲的发源地,调查苏州在校大学生对昆曲的接受情况,对今后昆曲的传播极为有益。以苏州大学等四所院校为中心,采取问卷形式,从对昆曲的了解程度、接受状况、传播途径、对创新的态度等方面展开调查。结果显示,苏州在校大学生往往是从理性接受角度认识昆曲,对昆曲的艺术本质一般都不了解;大学校园里的戏曲艺术环境还不成熟;对戏曲创新的态度也各自不同;但大学生在昆曲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方面已经积极开动脑筋,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们是昆曲复兴的希望。调查结果也促使我们对昆曲的校园环境建设、专业院所与高校联合、增加高校的艺术投入等方面做进一步的思考与落实。     

昆曲的品格

由其本身富含的多种文化素质决定,当代昆曲演出应具有娱乐审美与绍续历史及文化的双重价值。昆曲的源起兴衰与历代文人的心血灌注密不可分。新文人的昆曲创作对题材的恰当把握,为昆曲在新的时代拓展了生存空间。     

析青春版《牡丹亭》中的传统与现代

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在两岸三地的成功演出,为中国传统戏曲在当下发展提供了启示。坚持以传统为本位的原则,尊重古典而不因循古典,利用现代而不滥用现代,是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最重要的特色。它在全面占有和发掘原著艺术资源的基础上,以遵循昆曲艺术精神与表现特色为前提,有效融入现代舞台元素,创造出一条传播昆曲艺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新路。     

晚清传奇及其盛衰

明清交替之际,民间兴起的弋阳腔,向独步剧坛、搬演元明杂剧传奇的昆曲,进行了一次挑战,使之相形见绌,不得不在红氍毹上为民间戏曲让出了一席之地。乾隆年间,风靡大河上下的梆子腔,又一次闯进北京,与昆曲争雄。经过这两次“花雅相争”,观众大部分为前者夺去,及至徽班进京,京剧形成,清代杂剧传奇日见凋零,作者寥寥,作品无多,在戏曲舞台上,虽然时有昆曲拆折演出,但成本大套的曲目很少登场,每况愈下,形成衰落消寂之势。     

昆曲青春版《牡丹亭》跨文化传播的意义

青春版《牡丹亭》不仅在中国本土掀起了昆曲热潮,而且为昆曲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传统戏曲跨文化传播的经典个案。回顾20世纪以来《牡丹亭》跨文化传播的历程,青春版《牡丹亭》对昆曲的播扬可谓居功至伟。它将商业运作与社会运作相结合的战略、立足本土与辐射世界的双重定位、坚持传统与调和现代的审美准则,为当下中国传统戏曲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     

试论李玉"一人永占"的艺术特色

在昆曲发展史上,明末清初的李玉和李渔是两个颇具盛名的戏曲家。李玉最初以《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和《占花魁》四剧在剧坛崭露头角;而李渔,则以其颇具体系的戏曲理论和成功的戏曲实践完善了既往的戏曲理论并为此后的昆曲中兴作了理论指引。本文以李渔戏曲理论来发掘李玉"一人永占"的艺术特色,互为印证二者为昆曲艺术所作出的贡献。     

从对西域与岭南的治理看唐代民族政策的南北差异性——以柳宗元、岑参的诗文创作为考察中心

唐代中央王朝对岭南、西域的文人输出是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处置贬官流犯和激励忠臣名将的文人输出差异反映了唐代中央王朝民族政策的重北轻南。唐代中央王朝对西域、岭南民族地区的治理在征讨挞伐与羁縻怀柔,文化认同与民族文化交流,经济政策与经济交往活动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性。而造成民族政策差异性的原因主要在于羁縻民族政策的灵活性,南北地理环境的不同,南北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同及南北民族形势的变化。     

文人剧和南杂剧——明代杂剧艺术论系列之一

没有早期文人剧作家在观念上的突破 ,也就没有后来南杂剧的兴起和成熟。同样 ,没有南杂剧 ,文人剧也就始终只能在北杂剧的阴影里徘徊 ,无从在艺术体制上形成自己的特色 ,难以在戏曲史上占据一个方面 ,充其量只是元曲北剧的末流     

吴陵家班谱传奇——明清泰州地区昆曲家班及其主人考论

古称吴陵的江苏泰州地区的戏曲文化，作为泰州地域文化的突出代表，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底蕴。除蜚声国内外的“梅桃柳——戏曲三家村”外，明清时期泰州地区众多的昆曲家班可谓泰州戏曲文化史上最辉煌的一幕。明代中后期至清代中前期，泰州地区曾出现过十多个昆曲家班。一定程度上使得明末至清中前期的泰州，成为地区性的昆曲创作与表演中心，谱写了泰州戏曲史的一代传奇。根据目前可见部分地方文献和中国戏曲史料，可对明清泰州地区昆曲家班及其主人、形成原因及对后世之影响等作初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