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成化至正德时期吴中与外界的文学交流

成化至正德时期(1465～1521)的吴中文学在保持地域性特色的同时,又与外界文学流派如京师茶陵派、前七子派以及陈庄体诗人有着广泛交流,呈现出开放性特征。有些吴中士人科举胜出后往往融入京师文学群体,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吴中主体的身份和风格;有的吴中士人虽不出仕,但也能主动利用各种途径寻求与外界的交流,并在交流中保持了自己的主体性。     

七子派文学复古理论的再认识

关于明代"七子"派复古运动,学界向来纠缠不清,褒贬不一,特别是自明代以后,七子的复古理论一直为世人所误解,所以,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七子的复古理论,是研究七子文学理论的关键。七子派文学复古理论的实质就是反对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学,七子派复古的目的就在于对于文学创作中的理学化倾向进行去魅,从而恢复情感在文学中的价值,可以说,重情就是七子派文学复古理论的核心。     

明代七子派“复古而陷伪”说脞谈

明代七子派"复古而陷伪"是一个历史命题,这一命题经过历时性的层层累加,达到了对七子派复古的丑化和妖魔化效果。这一命题有很大局限性,其弊端主要有三:其一、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全面理解,侧重于从文学层面进行过度化概括;其二、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多层面阐发,将七子派视为一个整体,无视主流与末流之別;其三、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动态考察,未从变化的角度把握七子派成员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想,刻意制造七子派与其他文派之争,无视各文学流派之间的交融与传承。王世贞晚年提出"有真我然后有真诗",有矫正七子派末流之弊的用意。     

嘉定文人与明清之际文章学的演进

作为吴中文坛重要而独特的组成部分,嘉定文坛的士风、学风、文风等受到了归有光的深远影响。嘉定遗老宿儒坚守古学,以自身的文质兼备对抗王世贞等前后"七子""俗学"之弊,甚至反过来对王世贞后期文学观念的变化有重要影响,也促成了明清易代之际关键人物钱谦益的转变,使他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道路,思考并继承、发扬本地域优良传统。他不仅成为继承者,更努力凭借自己在政坛、文坛的影响集其大成,开宗立派。嘉定文坛代表的吴中地域传统,通过钱谦益的弘扬,逐渐体现出全国性的影响力,而这也是文章学在易代之际能大致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     

明朝巴蜀诗人对前后七子复古诗论的反拨

明弘治以后,西南一隅的巴蜀诗人却勇于逆潮流而上,冷静观察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潮,围绕诗歌本质论、诗歌创作观以及诗歌审美观上三个方面指出了前后七子复古诗论中的弊端,表达了自己坚持传统诗学的理论主张,表现出与文学反复古团体诗学观点不完全一致的特点,在明中后期诗坛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风貌。     

明代前七子复古运动的酝酿及形成

学术界过去一致认为明代的文学复古是在前七子形成后才开始,实际上从明初就已经开始了。本文主要探讨在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逐渐兴起,“前七子”兴起之前,储、邵宝等人对文学复古运动的贡献,以及文学复古主要领导人李梦阳的复古主张。     

本色要求与体制之辨——明代七子派的“本色论”

刘勰首先将"本色"一词用于文学批评,初步探讨文学自身的规定性。刘勰的"本色说"在宋代得到回应,在明代七子派手里得到充分发展。七子派的"本色论"在批评实践中表现为十分重视体制之辨,他们维护各种文体体制的纯粹性,维护不同体式诗歌体制的纯粹性,对不同体式诗歌的体制坚决加以区分,其目的是为明人的各体诗歌创作提供典范。     

前七子与李东阳交恶论

前七子与李东阳之交恶,历经了一个由摩擦到对立的过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郎署文学意识的觉醒与人格意识的彰显、明人矫激意识的影响、时代主流学术转向之浸淫,是几个值得关注的因素。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共同导致了前七子与李东阳之交恶。由此可窥明中后期主流文学宗尚转向之轨迹,有助于把握明代主流文学发展演变的某些特点与规律。     

“宇宙文章”与“妖魔”：明代七子派的污名化

明代七子派的复古曾享有盛誉,“文学革命”兴起后,七子派被视为“妖魔”。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文学革命”是以七子派、桐城派作为“革命”对象,并将七子派符号化为旧文学的负面典型,断开了白话文学与七子派、桐城派的联系,试图建构白话文学的体系。对于“正统”文学,陈独秀、胡适充满焦虑,并努力将七子派打造成“摹拟”“抄袭”的典型,以此获得口诛笔伐的合法性。这种策略性的成功使原来占主导地位的“正统”文学让位于白话文学,七子派在哀怨声中消失在了新文学的大合唱里。     

“燕台七子”考辨

“燕台七子”主要是清初出仕新朝的诗人,酬赠倡答而形成的过渡性文学团体,名显一时。而自清初后期始,有关“燕台七子”成员的一些文献载述,或语焉不详,或莫衰一是。今考辨之：成员应为宋琬、施闰章、张文光、赵宾、严沆、丁澎、陈祚明七人,最为可信。     

七子派考略

七子之名肇始于明人,弘治时即有七子之称谓,万历间已有前七子、后七子之分.明人所谓的七子,指称不一,降及清代,基本定型.七子派之称谓,由四库馆臣正式提出,并视前后七子为一大派别,涵盖以前后七子为中心的一大批文人,此为广义之七子派.至于狭义七子派,仅指前后七子各七人.     

明代政坛南北之争与前七子的崛起

明代前七子的崛起,是政坛南北之争在文学领域的集中反映。前七子矛头所指———台阁体和茶陵派,是南方文风的代表;前七子倡导的秦汉文风和盛唐诗风,则是对北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此前,南方文人在明代政坛和文坛上一直占有绝对优势。前七子标榜汉、唐,含有为北方文化争胜的意味。前七子复古运动的沉寂,亦与北方政治势力的分化有关。对宋型文化的反省,是前七子复古运动的重要价值所在。     

论胡应麟诗歌创作理论中的“兼容”特色

明代胡应麟的诗学理论是对七子派格调理论的归纳和总结。他的诗歌创作理论体现出"兼容"的特色,主张"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兼容,要求外在的"格调"与诗歌的内在审美风格相结合;提出"法"和"悟"齐备,为兼容"体格声调"和"兴象风神"提供了方法论;又指出"悟"要和"深造"并重,强调了熟习研究前人作品的重要性:这是对七子派的文学复古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论明代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的兴起

明代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逐渐兴起。早在成化年间，郎署文学就开始出现兴起的迹象。成化末至弘治前中期，即”前七子”兴起前，储巏、邵宝等人对郎署文学的振兴有引导发起之功。弘治朝宽松的政治环境及孝宗本人对文学的重视，促进了以“前七子”为代表的郎署文学的崛起。康海以状元、翰林院编修身份主动与李梦阳结盟，倡言复古，标志着文学重心由翰苑馆阁向台省郎署的转变。     

祝允明的古文观

以55岁罢试就选为界,祝允明的仕隐观、古今论、古文观等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前后期变化;祝氏早期对古文写作的偏好与吴中博古、家学传统等有关,其文复秦汉意识甚至早于弘治末才开始起事的前七子十几年,由于科举仕进的需要,其时对时文亦采取务实包客的态度,古今观中并无崇古卑今的思想;后期放弃科举仕进的道路,开始厌弃时文,文章复古观中趋古论思想明显,尤其体现在其"文极乎六经而底乎唐"的文统观中.     

关于邺下文人集团的构成

建安文学即是邺下文人集团的文学，邺下文人集团的文学即“三曹”“七子”的文学，这是长期以来人们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三曹之文学自不待言。“七子”之说源于曹丕《典论·论文》，然曹丕初衷只在试图昭明新故友朋文章之不朽罢了。终观建安文学“彬彬之盛”，自非“三曹”“七子”所能涵盖     

竹林七子文人精神解读

竹林七子是对魏晋时期嵇康、阮籍、山涛、向秀、王戎、阮咸、刘伶七人人品高洁的美誉。本文从竹子品格、玄学精神、文学气质诸方面,分析和探讨了七子的文人精神,得出他们的精神本质是抛弃名教、崇尚自然、张扬个性、反对现实,追求的是淡泊宁静和与世无争的隐逸生活及精神满足。     

论钱谦益对前后七子的批评(下)

钱谦益是清初著名的诗学理论家,他对前后七子诗派的批评是其诗学理论构建的重要内容和现实要求。钱谦益与前后七子之间的关系可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前后七子诗学对钱谦益的影响,主要集中于钱谦益诗歌创作的早期,这种影响既有负面的不利的一面,也有正面可取的一面。一是钱谦益对前后七子诗学理论的批评,在具体的批评中钱谦益注意到了知人论世和区别对待,这些批评几乎贯穿钱氏的后半生。     

论钱谦益对前后七子的批评(上)

钱谦益是清初著名的诗学理论家,他对前后七子诗派的批评是其诗学理论构建重要内容和现实要求。钱谦益与前后七子之间的关系可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前后七子诗学对钱谦益的影响,主要集中于钱谦益诗歌创作的早期,这种影响既有负面的不利的一面,也有正面的可取的一面。一是钱谦益对前后七子诗学理论的批评,在批评中钱谦益注意到了知人论世和区别对待,这些批评几乎贯穿钱氏的后半生。     

李攀龙“视古修辞,宁失诸理”说的历史解读——兼论七子派的散文文体观念

"视古修辞,宁失诸理"说是彰显七子派散文文体观念的重要话语,但后人对其解读分歧较多,褒贬不一。本文认为它的真实历史含义为:"散文创作以重视修辞形式美为先,可以忽视文章的说理功能",体现出七子派"重文轻理"的文艺观。但它主要反映七子派的叙事散文文体观念,并不涵盖他们对说理散文文体功能的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