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家幸福观的多维度探折

随着大一统汉王朝的解体,纲常名教在魏晋之际也逐渐失去理论统治地位,在乱世中寻求精神解放和幸福的魏晋士人对传统价值标准和信仰追求由怀疑到否定,并进而形成了玄学.魏晋玄学家的幸福观以其畅性情之自然、重生命之长久、贵精神之自由、尚行为之放达的基本价值取向诠释了对"名教"反思后的一种自然论,对整个魏晋时期的生活方式和以后的各个生活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外道内儒：嵇康矛盾心理的文化解读

嵇康是中国文学史上较为矛盾的诗人,一方面他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主张,追求一种闲适自在的生活;另一方面则又表现出对儒家传统的遵从.这种矛盾具体地表现在他脱俗与入俗、避世与入世、悖礼与崇礼、贵生与殉身的冲突之中.     

魏晋士人对理想人格的探索

魏晋之际，政局纷纭如转蓬。正始、竹林、中朝三代士人为了协调个人与社会、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前后相继，以具体的时代背景为出发点，围绕人本体这个核心问题，从宇宙观到政治观，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构建了三种各具特色的人格模式，成为魏晋士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     

王弼伦理观的主要内容和理论实质

文章认为,我国魏晋哲学家王弼伦理观的主要内容是本名教而末自然。在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上,不少论者只强调王弼名教出于自然的思想,忽略了他对名教与自然对立性的论述。王弼虽然提倡“以无为本”,用大量笔墨去“崇本息末”,但他的目的并不是用自然取代名教,而是通过提倡自然而救治名教危机,为统治者寻求新的思想武器,这正是王弼伦理观的理论实质所在。     

名教观念与王符“独行”性格的形成

王符《潜夫论》从家族、社会、政治三方面说明名教的影响。"以学博名",以名教思想的教化途径作为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途径,从而影响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的基础;关于名教的载体礼制,批评了家族之礼和选举之制的虚夸浮伪的风气,抓住了东汉社会风气败坏的关键。王符在对名教实现途径、名分体系、理论基础等提出批评的同时,也确立了汉魏之际士人"独行"社会观。     

论魏晋价值观的重建

魏晋时期,价值观上的天人关系以自然与名教之辩的形式出现,尽管先秦道家的观念得到了某种复兴,但玄学的主流仍上承了儒学的传统。不过,相对于前此的儒学,玄学所体现的儒家价值体系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它突出地表现在自然原则的空前提升。儒家从先秦开始,注重人道原则和人文价值,与此相应,儒学始终将化自然为当然放在首位。这种价值取向无疑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随着儒学的正统化,体现人文价值的当然逐渐衍化为名教,并趋于外在化与虚伪化,后者终于导致了儒家价值体系的危机。忽视当然与自然的联系,显然是形成这种危机的内在根源。与儒家相对,道家关注于自然原则,后者对儒家的价值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纠偏的意义。正是通过援道入儒,玄学的主流将注重之点由化自然为当然转向了化当然为自然,并由此对重建天与人、自然与当然的统一作了尝试,这种尝试既表现为化外在的名教为内在的道德本体(王弼),又表现为普遍本体与个体自性的融合(向秀、郭象)。魏晋玄学由化当然为自然而确认名教(当然)与自然的统一,固然体现了儒道合流的历史趋向,但是以名教(当然)的自然化重振名教这一基本思路,决定了它在总体上仍表现为儒家价值体系的延续;而以仁义规定天性、以安名分为自然等等,则表明尽管玄学力图重建当然与自然的统一,但这种尝试似乎未能完全如愿。     

论魏晋士人的自然主义生命意识

“自然”是道家哲学的重要概念。自先秦时期,老、庄即主张回归本真、顺应自然,以自然态度面对人生。至魏晋之际,玄学大畅,士人个体生命意识觉醒,其思想以先秦道家为主流,体现鲜明的自然主义色彩,由此发展出王弼的“喜、惧、哀、乐,民之自然”、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以及郭象的“物皆自然,无物使然”等观点。魏晋士人通过对“自然”的体悟,追求生命本真的存在状态,向往诗意自由的人生,彰显自然主义的生命意识,对魏晋士人群体本身、魏晋社会、美学发展乃至后世哲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嵇康"越名任心"的儒家情

"竹林名士"嵇康生活在名教沦丧、礼崩乐坏的时代,他在反抗名教追求自由人格的道路上,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战斗口号,把老庄哲学作为批判虚伪名教社会的武器,但以传统儒家道德为灵魂维持的和谐社会仍然是嵇康精神的最终寄托.     

竹林七贤与魏晋玄学思潮

竹林玄学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阶段.竹林七贤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基本倾向,但在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体任上又有所差别.他们通过各自的玄学实践,将庄子的人生哲学演绎为更具有人间性和示范性的生活模式和人格模式,也由此确立了自己在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     

前期创造社文学建设的现代意义

彻底地反对封建旧文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面貌,开始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伟大变革。同时,作为文化重要一翼的文学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五四时期著名的文学社团——创造社,在五四新文化大潮中有着重大的建树,与文学研究会和其它文学社团比较起来,创造社的文学建设在某种角度上更富于现代意义。考察和研究前期创造社的独特贡献也许会给人们以很大的启示。一文学革命自然与道德革命相一致,反对     

晋初儒运复振与文风新变

晋初强化儒学的官方地位,并以经明行修作为征选孝秀之士的重要标准,客观上加快了吴、蜀两地士人北上的进程,促进了太康文坛南北文风的交汇与繁荣。这一时期兼综众经成为儒学探研的主要特色,许多儒者还将文学创作作为重要的修养手段或晋身之阶,也促使晋初文坛呈现博学化的创作趋向。名教与自然之辨,出现调和的态势,玄学因素渗透到儒学研究中来,晋初文士也多具有玄儒融合的人格风貌。晋初移忠作孝的国策,促进文学创作主题伦理化和大量文学家族的出现,并对整个西晋文坛产生深远影响。     

阮籍与嵇康思想及人格之比较

<正> 阮籍和嵇康同为竹林七贤中的精神领袖人物,他们信奉老庄,崇尚自然而贬斥名教,思想倾向极为接近,其人格结构都有分裂、双重的特质。我们所要着重指出的是,嵇、阮的思想与人格,在同中有异,他们从不同的侧面共同体现着玄学自然论的特质、时代的精神风貌以及封建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性。一、理论形态及趋向之异同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嵇、阮二人在理论形态上的差异。前者是说嵇康善于独立思考,不依傍世俗之见,能依据于自己的理性立言著论。从现有的思想资料看,他确是思想深刻,新见迭出,且说理透彻,逻辑绵密,擅长文论;后者表明阮籍感情纵放,思维敏捷,善于把握时代的脉搏,把自己对于现实的感受诉诸笔端,其诗自然成凝情之作。阮籍浓重的诗人气质自然影响到他的思     

刘勰的圣人观与情志说和物感说——兼论《文心雕龙》的方法论矛盾

按汤用彤先生的说法,玄学作为魏晋新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各派思想进行一个新的组合,从而使那个时代的思想表现了特殊的精神。组合的结果,就是“以老庄(自然)为体,儒家(名教)为用”。①《文心雕龙》所表现的思想正是这样一种组合。一方面,刘勰的文学观中有不少命题,如自然说,虚静说,物感说和情志说等,都与道家思想有着血缘关系,但另一方面,刘勰又通过玄学的圣人观将儒家思想输入《文心雕龙》,从而起到节制和平衡道家思想的作用。圣人观可以说是《文心雕龙》进行思想组合时的枢纽或关键。于是,《文心雕龙》中儒道两家思想就处于一种微妙的,又不无勉强的调和状态之中。正是这种调和,暴露出致命的理论弱点,导致了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方法论矛盾。     

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

汤用彤先生曾对魏晋玄学治学路径作过精妙的概括,他说玄学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而进探本体存在,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今期神理之妙用。此时期自然与名教之论亦不外乎此,自然（nature）乃“本性”、“本质”、“体”之义,名教根本则是儒家一套伦理规范。魏晋玄学家虽自然观不同,但大都有持同名教与自然的看法,其间也有貌似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论,实则二者共同所毫不迁就的是异化的名教,相比之下,前者的学思更为精致,后者所敞开的心胸更为坦真,更显热诚执著,结合前者也更耐人寻味。本文在生命境域倾心后者,在学理上同情前者,并对其中所隐含的疑难作了显示。     

胡姓士族文学群体与中唐文学格局之形成

盛唐时期胡姓士人的文学活动对于胡姓士族文学群体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史之乱后,大历时期是胡姓士人的成长期,贞元、元和时期,胡姓士族文学群体已经形成并举足轻重。胡姓士人群体堪称是中唐政事与文学空间的中流砥柱,与山东士族、关中士族、江南士族鼎足而立且毫无愧色。贞元、元和时期的文学活动场域与德行、政事、言语建立不可分割的联系,胡姓文学家族从地方进入台阁,从边缘到核心,进入文学活动的中心地带。唐人选唐诗选本采摭胡姓士人诗作入集发挥了保存文本的文化传承功能,突出了中唐胡姓士人的创作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胡姓与其他家族联姻是民族融合的组成部分,基于此产生的文学活动便具有了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托尼·本尼特的体裁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新视野

英国当代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托尼·本尼特提出体裁社会学的理论。通过对通俗文学与文化的批评,本尼特对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文学体裁批评做了深入的理论拓展。托尼·本尼特的体裁社会学思想强化了文学批评的社会历史意蕴,它区别于传统文学社会学批评的地方在于将文学批评纳入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公共空间,强调文学与批评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具有文化的治理功能。本尼特的体裁社会学思想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化研究的新视野。     

论中日新感觉派与表现主义文学

中国新感觉派是在日本新感觉派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从中日新感觉派与表现主义文学的关系来看 ,日本的新感觉派在理论与实践上与西方的表现主义是一脉相通的 ,而中国新感觉派与其说是与表现主义相近 ,莫如说更趋同于印象主义。就感觉的悟性和文学作品的主题而言 ,中日新感觉派也是有很大差异的     

嵇康《琴赋》人伦内蕴发微

嵇康作为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历来皆标举其“越名教而任自然”和“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反名教思想。殊不知,在嵇康思想深处还有着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倾向。其《琴赋》一文不仅是音乐美学名篇,更蕴含了其以琴德喻人德、遁世而超越、名教与自然的伦理思想。     

魏晋士风变迁线索——以《世说新语》等文本为例

较之前代，魏晋士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风貌：从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引入“自然”的概念对名教思想作新的解说，到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诞无忌，再到郭象等“名教合于自然”的合理解释，士子们终于找到了协调、安顿历史变迁中自我人生的方法。魏晋士风变迁的实质是在信仰迷失、进退失据的困境中士子们力图重新建构人生指导理论的实践。     

竹林七贤与酒

竹林七贤的风姿情调多表现于其饮酒的品味和格调上。中国自古即是一个爱好饮酒的古国。儒家“酒以成礼”与道家的“饮酒则欢乐”或以酒抒情形成了名教与自然的对峙态度。汉代礼法森严,文士多感钳制,即借酒摆脱礼制的束缚。汉魏之际,许多名士即基于不同的角色而对酒的社会规范持不同立场。七贤善饮,亦表现出不同的酒量、酒德与酒品。阮籍的饮酒是全身避祸,是酒遁,有时借酒公然向名教权威挑战,亦借酒发抒率真性情。嵇康喜饮,而从道家清心寡欲立场上更反对酒色,但也认识到了饮酒怡养身心、营造生活情趣的正面价值。相较而言,刘伶的饮酒是痛饮豪饮,他是在借酒所催发出来的原始生命力,使其心灵超脱。如果说阮籍放达的饮酒是有所为而作“达”故得“至慎”美名,阮咸的耽酒虚浮、与猪共饮则是无所为而作“达”,则是一种沉沦。七贤中向秀饮酒态度最为平淡。他对饮酒兼容了儒道的名教与自然,但求中和之理以两全。山涛借酒交友,借酒怡情遣性,他酒量大而有节制,颇像他的为人处世。王戎饮酒有时狂如阮籍,有时又掌握节度似山涛。综之,面对政局的多变和人生的无常,通过饮酒,来提升心境以消解是非、荣辱、生死、苦乐的偏执,企求臻于与道冥合、逍遥自适的超世俗之至境,这是七贤及多数士人饮酒心态的普遍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