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评价胡适哲学思想

郭淑新同志《胡适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评价胡适哲学思想的新视角。胡适哲学思想在于他在思想史上的开创性及其深远的影响;胡适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贡献在于他为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所做出的努力;胡适系统介绍实用主义的哲学观点,这对中国哲学史的真正意义在于经他改造而又中国化了的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及对这一方法论的运用;继承并具体阐述这一思想的是冯契先生。     

论胡适的宋明理学观

1919年，胡适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史》，开创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纪元”。以后，他又写了《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对中国汉唐哲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总结。他也化了很大精力，写出了《记李靓的学说》、《王荆公的有为主义》、《戴东原的哲学》、《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颜李学派的程廷祚》、《费经虞与费密──清学的两个先驱者》等一系列论文，却没有写一部系统的宋元明清时期的“近代哲学史”。如果我们稍加检点胡适“近代哲学”的著作，即可发现一个称奇的事实：他没有写过一篇直接论述宋明理学的文章。他的近代哲学文章的一个共同…     

论胡适的宋明理学观

1919年,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从而开创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纪元”.然而,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纲只论及先秦古代哲学(故后改称《中国古代哲学史》).以后,胡适又写了《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对中国汉唐哲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总结.而对宋明清的“近代哲学”,胡适没能写成一部《中国近代哲学史》,但他化了很大精力,写出了《记李觏的学说》、《王荆公的有为主义》、《戴东原的哲学》、《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颜李学派的程延祚》、《费经虞与费密——清学的两个先驱者》等一系列力作.然而我们稍加检点胡适“近代哲学”的力作,即可发现一个称奇的事实:胡适没有写下一篇直接论述来明理学这一中国哲学发展的“伟大时期”的重要文章.所有这些力作的一个共同宗旨都是反理学,所有这些力作中的主人公包括李觏、王安石本质上都是反理学的哲学家.由此便决定了胡适那融杂于这些著论中的宋明理学观的基本倾向:反理学.     

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胡适

胡适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其主要贡献表现为:在西方哲学介绍方面,大力传播美国哲学———实验主义,在北大首开西方哲学史课程,系统评介西方当代哲学。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他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成为中国哲学史这一学科的奠基者;他的中国中古思想史研究,亦有其独到的处理;他发表的大量有关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英文演讲和论文,曾对英文世界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哲学史学史的视域：冯友兰的“二史”合论——兼论中国哲学史学科当下的若干困惑

中国哲学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的史,亦即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发展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简史》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时期的代表作,是典型的“以西释中”的作品,哲学味道浓郁,提出了一系列有创意、有深度的见解,在中国哲学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当下学界出现了一些消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声音,似乎以胡适、冯友兰、张岱年等为代表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所创立的中国哲学史学科毫无意义。我们对于这种观点不能完全认同,因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不仅是历史的必然,亦具有现实合理性。“以中释中”更多的是勾起美好的回忆,无法指引中国哲学史学科未来的发展道路。“以西释中”尽管有缺失,但依然具有生命力。当下的中国哲学史书写应该“海阔天空我自飞”,我们尽可以挥洒自己的笔墨,描绘出多彩的中国哲学史画面。     

论二三十年代冯友兰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冯友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出版,标志着他已经形成了明确的、成熟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冯友兰既不取他早期"哲学是求好之学"的定义,也不采纳胡适的哲学定义,而是通过哲学的分类以显示哲学的内容和意义,并以此为标准来取舍中国哲学;同时,又对哲学的性质及功用、价值作了系统的阐发。冯友兰关于"两种哲学史"的划分、关于哲学史的目的和任务的诠释、关于哲学史的分期等,表明他的哲学史观已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深刻影响。     

现代化视野下胡适体育思想探析

胡适作为思想家和教育家,多年的留学经历使他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回国后大力宣传实用主义思想,其中实用主义体育思想,更是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在自己的办学与教育过程中,对体育事业表示高度的关注;他对体育的论述,体现出了他对体育的认识与看法,反应出了他的实用主义体育思想与观念。     

20世纪中国哲学史论述的多元范式——以熊十力论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为例

熊十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哲学论述,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而言,具有与同时期通史著作同等重要的意义。总结20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史总体研究,不仅要关注各部《中国哲学史》的撰写及经验,也要关注熊十力这样的哲学家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以开辟中国哲学史总体理解和论述分析的多样化把握。熊十力在《十力语要》《读经示要》等书中广泛谈及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他的这些论述,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不比同时期中国哲学史教科书的论述逊色。熊十力论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有一个自己的体系,只是这一体系并未集中地呈现出来,而是散见于其著作之中,需要加以整理和研究。熊十力认为,近代以来,国人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以科学方法看哲学,已经完全忽视了中国哲学的"究极意思"和"独至理境",对中国哲学的终极智慧已不了解,也不求解,这一点必须加以根本改变。熊十力对中国哲学史的诸论述,称得上是体大思精,不仅在中国哲学史学史上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哲学终极智慧的理解也有重要的价值,值得做全面的梳理研究。     

胡适白话文学观再评价

胡适的白话文学观,无论是其哲学思想基础,还是方法论,都源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胡适对文学内容并非没有足够的重视,但实用主义哲学效果至上的原则,使他选择了语言形式作为文学革命的突破口,这恰好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将胡适斥为形式主义、改良主义,实际上是把胡适文学观的优长和特色当作缺点来认识。在某种意义上,胡适的白话文学观与其说是建构一种文学体系,不如说是为文学革命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案。实用主义使胡适文学理论的缺陷与它的优长显得同样醒目和突出。     

全国首次胡适学术讨论会述要

胡适(1891—1962)是我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他在文学、历史、哲学和教育等许多领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并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但是,由于他在政治上持反共立场。因而在解放后的30年中,曾多次受到批判。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适才开始由过去被批判的对象成为被研究的对象。十多年来,我国陆续出版发行了《胡适来往书信选》、《胡适的日记》、《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     

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中国哲学史研究何以回归其自身

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由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发生了由“中国的哲学”史到“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转化,冯友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经典之作。这一研究思路是“依傍”西方哲学的表格或框架到中国古籍中筛选资料填入已有的表格或框架中,是用西方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去剪裁中国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丧失了,中国哲学史变成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史,学者们原想以此论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结果却导致更深层的“合法性”危机。由此,中国哲学史必须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由“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式研究回归到“中国的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固有义理逻辑展开历程的研究。     

智慧说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论冯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冯契先生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80年代出版的近百万字的两部中国哲学史著作和最近即将出版的《智慧说三篇》(即《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的自由和真善美》)。显然,前两部著作是研究哲学史的,后三部著作是研究哲学理论的。对于哲学史和哲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冯契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他是这样来研究哲学和哲学史的,也是这样来贯通他的智慧说和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从而显示出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个性之所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哲学史

黑格尔曾经说过:哲学就是哲学史。初看起来这句话似乎很背理,实际上这句话却包含着深刻的含义。黑格尔决不是按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把哲学就等同于哲学史或把哲学史就等同于哲学。如果黑格尔把哲学和哲学史完全等同起来,那他就不会既有《哲学史讲演录》又有《逻辑学》传世了。黑格尔的“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警言是告诉人们:当前的哲学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已往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从哲学史的全部发展出发才能理解当前的哲学,也只有吸收已往哲学的遗产,才能使当前的哲学具有丰富的内容和生命力。黑格尔是用“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警言来表达他自己的哲学和已往哲学的关系,我认为,这一警言同样可以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已往哲学的关系。     

一部哲学史引出的学术“四重唱”——以围绕冯友兰著作的几篇“审查报告”和书评为核心

20世纪三十年代初,围绕着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出版,陈寅恪、金岳霖和张荫麟从各自学术立场出发对该书做出了不同的阐释评价。大致而言,陈寅恪主要取学术史或者说学术思想史角度审视冯著,金岳霖更多以哲学本体论和哲学史视角给予观照,张荫麟则二者兼而有之,同时更注意从思想史角度对冯著具体内容给予批评和质疑。他们三人在对冯著给予肯定性评价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异议,其中陈寅恪较为明确地认为不能简单借用西方哲学发展理念和框架来建构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发展史,背后的学术考量是对彼时中国学术发展状况的不满。相对而言,陈寅恪较之金岳霖更注意对本土思想资源的发掘和整理工作,而金岳霖在对冯著和胡适著作进行比较之后提出了“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这一著名的“金岳霖问题”,实际上也意味着他对冯著借用西方哲学理念的研究模式不甚满意。冯友兰随之以自己的方式对三人的意见给予回应,由此他们四人共同完成了一部学术“四重唱”,其所讨论内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启示——兼论哲学与哲学史

一 每门学科都有自己发展的历史,但哲学学科的历史与一般自然科学的科学史不同,自然科学史有其客观、公认的内容,但哲学史是每一哲学家用自己的或别人的哲学观点去回顾、整理的以往哲学发展之历史。因此,不仅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哲学史著作,同一时代的不同作者,或同一作者在其不同的时期,对同一论述对象与范围的哲学发展,也会写出不同的哲学史。每一大的哲学家,如果有兴趣写哲学史,他必可以也必会写出一部他的独特的哲学史,该哲学史之内容,基本上就是他自己的哲学在历史上萌芽、产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并以他的体系的出现而告完成。哲学史既然具有这种特点,故一部哲学史不仅会     

冯契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突出贡献

中国哲学史研究自胡适开创以来。成为哲学家们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基础,他们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中国哲学史．进而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冯契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突出贡献就在于,他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重新定义中国哲学吏。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进而建立起了独具个性的中国哲学史观。     

学者胡适是怎样被卷入政治漩涡的？——胡适与政要们的交往

胡适是一个学者。他一生共获得35个博士学位,除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外,还有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和香港的名牌大学的法学、文学和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34个,在中国无人能与相比。他一生著作等身,生前出版的重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戴东原的哲学》、《白话文学史》、《淮南王书》、《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尝试集》（新诗）等,逝世后经学人整理出版的有《中国古代思想史长编》、《先秦名学史》、《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尝试后集》,等等。他的学术成就是得到海内外学界公认的。     

编者的话

今年四月二十二日是伟大的列宁诞生八十五周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它已成为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它永远活在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事业中! 作为反动唯心论思想的代表者胡适近来已经遭受到有力的批判,本期汪毅先生一文更就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加以驳斥,胡适运用腐朽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方法,歪曲了中国哲学,混淆了唯物与唯心的思想界限,简直是在胡说,清除这种学说的影响是必要的工作。     

任继愈《老子》研究中的方法论探索

任继愈先生关于老子哲学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他主编的三种中国哲学史著作和他对《老子》一书的注释之中。他在196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中认为,老子是一位朴素唯物主义者;197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简编》中改变了看法,认为老子是唯心主义者。1983年在《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中,他全面地审视了上述两种看法,认为它们都"犯了把古人现代化"和"片面性"的错误。他在老子哲学研究中在方法上的不断探索,以及他勇于自我超越的学术精神,给人们以很大的启迪与激励。     

冯友兰哲学论著简述

一冯友兰先生是属于本世纪在中国能够提出自己哲学体系的少数哲学家当中的一位。在从事学术活动近七十年的时间中,他一直艰辛耕耘,著述丰富,在国内外学术界都具有重要影响。建国前,冯先生的主要哲学论著有《人生哲学》、《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