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探析

经验性政治合法性理论主要关注的是政治秩序是否获得社会公众的有效认同,而不在乎认同的价值所在;规范性政治合法性理论主要关注政治系统是否获得社会公众的支持和认可的价值判断问题,它以价值判断为导向,强调政治合法性的理性标准。哈贝马斯在分析了经验性合法性理论和规范性合法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强调政治合法性是经验性和规范性的统一,既强调民众对政治秩序的认同,又强调政治秩序必须符合一定的价值规范。本文主要从哈贝马斯对合法性的界定、对合法性的证明——合法化以及其合法性理论的特点来分析哈贝马斯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     

解放政治、生活政治、抑或民生政治?——“合法性”视域下核心政治的逻辑演进

政治合法性是指公众对某种政治秩序或统治的信仰与服从,在一定意义上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公众对政治事物要保持一种认同、忠诚的态度,其要求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因此任何政治系统要满足合法性需求,其核心政治安排就不能一成不变。从政治合法性的视角审视吉登斯的政治观以及我国当下的政治理念,可以发现:无论是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还是当下以民生关注为价值诉求的民生政治,都是跟随时代变迁的脚步,为满足不同时期公众的合法性需求做出的核心政治之变。     

论政治的价值评价与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政治的价值就是政治事物对于一定政治行为主体所具有的某种有用性或积极意义。政治合法性问题实际上是对政治的一种价值判断。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在于公众对政治的价值评价。政治合法性通常被看作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在我国现阶段,判断政治价值的根本标准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它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切政治实践活动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政绩合法性战略的选择及其困境

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永恒主题,它关系到政治秩序和政治统治持久性的问题。在政治实践中,一些后发国家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压力,普遍地把政绩作为其合法性的首要来源,这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客观依据,一些国家的确也运用这一战略取得了成功。但是对于谋求长治久安的政治体系来说,仅仅致力于营造绩效合法性是远远不够的。对于许多处于转型中的、向现代化过渡的国家来说,只能把有效性看作是营造政治合法性基础的一个重要维度,却不能将其视为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手段。唯有制度建设才是政治合法性的根本保证。     

政治合法性理论及其分析架构

合法性理论的分析架构主要包括合法性的实质、基础,合法性危机的成因、表现、应对策略等内容。合法性在政治学上是指公众对政治统治的认可与支持,它关系到政治统治何以持久的问题;合法性基础可以通过纵横两个向度的指标来衡量。在横向上需要考察统治的合利益性、合道德性与合法律性因素;在纵向上则需要研究合法性的历时性特征。民主是现代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唯一源泉;如果合法性的基础被削弱或被破坏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的直接表现就是政治不稳定;应对合法性危机可以有改革或革命两种选择。     

马克斯·韦伯合法性思想评析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马克斯·韦伯第一次对政治合法性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使之成为经典理论。韦伯合法性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统治者如何统治,而不是统治者为何统治。权威与服从,是一种政治现实,而非价值判断。合法性基础可分为三种：对传统的遵从、对超凡魅力的信服和对理性的追随。唯有法理型统治才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韦伯的合法性理论极富开创性,但抽去了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价值反思内核,表现出明显的技术化、工具化倾向。     

政治合法性对政治稳定的影响

政治合法性问题是人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政治合法性的实质是统治与认同、自愿服从的关系，是政治稳定形成和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在出现合法性危机的时候，各国为了重塑合法性，进而实现政治稳定，要通过实现绩效统治、规范政治制度、形成共同的政治文化、实现政治权力合法性、建立法律合法性、采取协商机制等途径来实现。     

政治权力与合法性关系的研究

政治权力与合法性是政治学理论中不可也无法避免的重要概念,从政治权力与合法性的界定入手,探讨合法性的渊源,并以丹尼斯.郎的权力理论为核心,探讨政治权力的形式、属性、各种形式间的转化十分必要。合法性在政治学上是指公众对政治统治的认可与支持,它关系到政治统治何以持久的问题;如果合法性的基础被削弱或被破坏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合法...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生成历程——基于事实与价值的二维分析视角

关于政治合法性的论证中,包含着两层因素,即事实性判断与价值性判断,前者注重既定政治统治被认可的事实,而对被认可的价值依据关注甚少,后者更多的是注重既定政治统治所赖以存在与延续的价值诉求。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政治合法性更多的是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性判断而形成的,改革开放以后,对民众认可的事实性判断开始凸显。但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民众的价值诉求多元化发展,从而陷入了"政绩合法性困局"。在价值多元的背景下,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巩固,理想的选择应是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实现有效的平衡。     

基于民本思想提高政治合法性的思考

民本思想一直是在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学说。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层面看,民本思想是帝制的根本法则;从政治社会化层面看,民本思想是主流政治文化;从政治运行过程层面看,民本思想在指导治民方略、保持政治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功能。民本思想在政治关系、政治文化、政治参与中均有积极作用,是提高政治合法性、维持政治秩序的重要基础。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将民本置于政治发展的首位是极其必要的。当前基于民本思想、提高政治合法性的路径,可以选择将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整合价值系统置于优先地位。     

伦理优先的儒家社会秩序设计--从孟子的"窃负而逃"之假说谈起

本文从分析孟子的“窃负而逃”的主张入手 ,阐述了儒家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和家庭人伦秩序之上的社会政治伦理秩序设计 ,指出儒家对这一秩序的维护是 ,对每一个具体的道德主体赋予判断“真礼”与“非礼之礼”、“真义”与“非义之义”的职责和权力 ,判断的依据是能否保证家国一体的伦理秩序设计的稳定。儒家的这一伦理秩序设计导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可能产生规则至上、规则统治的法治主张     

论中国学术推进型法治构建模式

中国的法治发展模式,是一种构建型模式。大多数学者偏重于从推动法治发展的政治因素来命名与研究中国法治构建模式。文章着重从推动法治发展的学术因素来命名与研究中国法治构建模式,并提出了以学术推进法治构建的具体模式:即"政—学—政—术"模式。按照顺序,其中,"政"指坚持基本的政治原则;"学"指提出各种法治建设的学术思想、观点;"政"指通过专业的政治运作程序确定某一种思想、观点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法治建设思想、观点;"术"指通过具体的措施将主流意识形态的法治建设思想、观点具体落到实处。     

从国际人权公约看我国的宗教立法

宗教信仰自由是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我国法律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行使方式和基本要求与国际人权公约基本一致。宪法、刑法、民法、选举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并以法律的形式从不同层次和角度为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提供良好的条件和保障。为了加强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宗教立法,建立完备的宗教法律体系,使我国宗教立法适应国际社会和时代发展的要求。     

公共行政典则规范更新替代与政府行政制度创新--兼论中国政府新公共行政典范的确立

本文界定"政府行政改革"、"国家行政改革"等政府制度创新问题,阐述了重新确立典则规范对现阶段中国政府制度创新的决定性意义,指出公共行政典则规范更新替代与公共行政目的、国家政治议程、政府职能、政府公共权力、政府能力等因素直接相关,而提供制度保障、依法行政、民主行政和有效性,构成了世纪之交中国政府主要的新公共行政典则规范.     

宗教信仰与法律信仰的价值偏差与共契

本文通过对法律信仰与宗教信仰的价值偏差与共契的比较分析,说明法律信仰对宗教信仰的依附性,理性与信仰的同一性,宗教法与世俗法价值的同构性,宗教信仰与法律信仰的反思共同性。并据此认为,中国法律信仰的生成必须从宪法信仰、法律精英信仰、公民意识觉醒、伦理道德信仰等方面着手。     

中国法律信仰制约因素的理性思考

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是中国法治化进程的内驱力。而现在 ,公众法律信仰的虚无已日益突显。“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因此 ,要想把法治精神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 ,必须努力去寻找法律信仰的制约因素。     

论加强新时期大学生的信仰教育

信仰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对大学生信仰教育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要从大学生道德信仰、宗教信仰、政治信仰和法律信仰四个层面加强信仰理论研究,以及依据主体性人格生成规律塑造大学生信仰世界健康的人格体系.     

转型期的政治信仰:弱化与保留——基于武汉市民信仰状况的调查

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人们的注意力转向追求实际的物质利益,原来的主流政治信仰不可避免地趋向弱化。主流政治信仰尽管地位已经不再,人们对政治权力和政治制度依然保留着政治认同。     

克尔凯郭尔的世界

克尔凯郭尔“相信”有一个悖谬的世界,他相信荒谬的力量,相信不相信,以此磨炼他的意志。他引用圣经中亚伯拉罕的故事,说明信仰就是对不可能之事所报的热情。但与一般的有神论不同,克尔凯郭尔认为信仰也同时是一个与上帝搏斗的过程:他不是无神论者,但是他信神而又与神过不去,使理解成为一件不可思议之事。这种态度,使克尔凯郭尔的精神世界,成为一个与黑格尔不同的纯粹个人的世界,强调精神的个性与纯粹性。     

伯尔曼式“法律信仰”的实质

伯尔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一命题近年来在中国法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对“法律”和“信仰”概念的不同理解。伯尔曼基于对20世纪美国社会现实的分析,认为法律与宗教荣辱与共,法律不仅是一种规范,还体现了人的正义终极的关切。伯尔曼是基于西方现代本体论的视角,提出“法律必须被信仰”这一命题的。